漫道重阳期尚赊，东篱黄菊已先花。檐前秋满云笼月，天外星寒客泛槎。

高会况逢鸿雁到，豪吟直欲斗牛斜。池亭镫火环如昼，疏柳幽篁醉孟嘉。

　　毕际有，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他是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仲子，其长兄名际壮，早逝；三弟名际孚，没有入仕。清顺治二年（1645），毕际有考中拔贡，顺治十三年（1656）任山西稷山知县。稷山位于汾水河畔，因河水侵蚀，实际地亩少于粮赋之数。毕际有到任之后，据实上报请减免空头粮赋，并形成条文固定下来。又置二薄，将本县各业之人分别造册，由县衙统计备案；对无固定职业者以法约束其从事正当职业。两年后，晋升为江南通州知州。治内有一重镇，由柳同春将军镇守。时毕氏与柳同春同天赴任。任期内，两人互相协助，为此商人士兵和老百姓和睦相处。通州有一沙洲，产鳓鱼，按例进贡朝廷99条，毕际有上疏请求免除进贡一事。康熙二年（1663），毕际有因为“通州所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被免职。毕离职回乡时，扬州名流林茂之等人送至江边。有人还画了《江干系马图》送他，以示挽留。毕际有著有《存吾草》、《淄乘徵》等流传于世，他还参与编修济南府志和淄川县志。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一到毕家，就写了三首七言律诗《次韵毕刺史归田》，赞赏毕际有罢官家居后闲适自在的退隐生活。诗题中的“刺史”，也称太守，相当于明清时的知府。清朝知州分两种，一是直隶州知州，地位略低于知府；一是散州知州，地位等同于知县。毕际有任职的通州为江南直隶州，因此蒲松龄尊称他为刺史。诗其一云：“烟霞深处伴渔樵，鸥鹭依依认旧僚。碎击玉壶风雨夜，醉横铁槊月明宵。栽花南国人无恙，载酒东山兴末遥。犹有柴桑松菊在，薜萝何必让金貂。”诗一二句中的“伴渔樵”、友“鸥鹭”，是说毕际有遭罢官后回家过隐居生活。诗三四句以王敦“碎击玉壶”、曹操“醉横铁槊”两个典故，表明毕际有虽然罢官，但壮心不已，仍希望为国出力。诗第五句以潘岳比毕际有，说毕氏在江南多有惠政。诗第六句以谢安比毕际有，说毕氏罢官后有隐居之乐。诗第七句以陶渊明比毕际有，说毕氏谢绝达官贵人来访。诗第八句用屈原《楚辞》中的诗句说明退隐并不次于作高官。诗其二中的最后两句“落落情怀谁得似？开觞遥酬古逸民”，说毕际有豁达开朗的情怀和古代隐士相同，与他们心灵相通。诗其三的最后两句“武陵天地非尘境，不必巢由更买山”，以尧时隐士巢父、许由比毕际有，劝说毕氏不必买山而隐，石隐园即非尘世。这两首诗同第一首诗一样，都是称赞毕际有回乡隐居。
　　毕际有喜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诗人墨客；蒲松龄学识丰厚，文章一流。于是，毕家贺吊往来的应酬文字，便由蒲松龄捉刀代笔。蒲松龄一生中留下来的文章，有不少是代毕际有写作的。此外，蒲松龄还对毕际有的《晋游日记略稿》进行了批点。康熙十八年，江南名士孙维菘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曾来信向毕际有致词问候，蒲松龄为毕际有代拟《答陈翰林书》。信中追述了两人当时的交往情况：“忆昔握手狼山之下，同舟邗水之间，我未暍阴，君犹茂齿，纵饮雄谈，欢呼彻曙，直欲挥白日使停晷，止参斗使不坠。每一文成，叠肩击节，追随晨夕，使人乐而忘疲。”接着对陈维崧入翰林表示祝贺：“客岁偶阅邸抄，乃知弁冕词林，此中欣慰，如获异宝。虽犹是于热闹场中作冷淡生活，然读书稽古，庶知苍苍者不相背负耳。私心窃拟申贺，不图高雅先施，致音书于穷谷，盥手蔷薇，喜泪交并！……遂因鸿便，聊附尺帛，土物戋戈，少当远音。临颖神驰，不尽欲言。”
　　毕际有居家期间，社交活动仍然比较频繁，缙绅名流来访、当地官员拜会，由谈吐风雅的蒲松龄参与，可以让他省去一些俗务。有时，蒲松龄还会受毕家之托，到县衙里说项、打点。与蒲松龄一起在毕家做西宾的王宪侯，被淄川知县张嵋（字石年）任命为乡约，王宪侯不愿履职，请求毕际有出面说合。毕际有就委托蒲松龄以自己的名义，向张嵋知县写了一封信，替王氏推却职务。信中写道：“乡约王宪侯者，其设帐于治弟之家已三年矣，实恐救乡邻之斗而误童蒙之求，祈老父台分推屋乌，准与豁免，则衔恩者不止王生也。”毕际有请求张嵋知县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对于王宪侯任乡约之事，“准与豁免”。
　　除此之外，蒲松龄还代馆东毕际有办理了不少家务事。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蒲松龄到济南府驻地济南的东流水为毕际有物色菊花佳种。东流水，在济南城内抚院西北、鹊华桥南。这里有一户人家的菊花十分有名，蒲松龄按照毕际有的吩咐，带着毕家的菊花种子，来到这里与其交换。觅得佳种后，蒲松龄为了表达对主人的谢意，特意写了两首七言律诗赠给他，诗的题目是《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蒲松龄在诗的小引中赞扬了菊种主人的高贵品格和居住地的优雅环境：“扉临隘巷，每多长者之车；槛袅垂杨，时系达官之马。只因爱菊陶令，羡绿野之风流；遂使看竹子猷，通黄花之声气。”在第二首诗中，蒲松龄借用王戎不卖李种、陶渊明不吝菊花的典故，感谢菊种主人慷慨出让佳种。诗云：“曾有安丰私玉李，不闻靖节吝黄花。携来佳种容相易，金谷重寻太尉家。”

　　蒲松龄在毕家任西宾，虽说是寄人篱下，但由于馆东毕际有待他宽厚，除聘金之外还有其它一些资助，如纸墨灯火等，这对家境贫寒的蒲松龄来说，是笔不小的帮助。再者，毕家府第宽敞，又有园林之胜，并且藏书丰富，用蒲松龄的话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贺新凉·读宣四见和之作，复叠复韵》。蒲松龄平日里住在作为家馆的绰然堂里，冬日有炉火御寒，夏日酷暑，便移居石隐园的效樊堂或者霞绮轩，更是一般读书人难得的清幽处所。康熙二十七年（1688）毕家的效樊堂建成后，蒲松龄曾写有两首七言律诗《毕刺史效樊堂落成》以示祝贺，里面有“几榻悠然花未老，朝朝乘兴杖藜来”诗句，表明蒲松龄十分喜爱效樊堂的优雅环境。康熙三十年，蒲松龄又写了两首七言律诗《读书效樊堂》，再次赞美效樊堂的清幽环境。石隐园对于蒲松龄来说，实在是静心读书、专心写作的最理想的一处场所。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热情十分高涨，又写出了很多篇章，并且不乏名篇。《聊斋志异》有两篇文章，分别是《鸲鹆》、《五羖大夫》，末尾署名“毕载积先生记”或“毕载积先生志”。这可能是毕际有读了《聊斋志异》中已经完成的篇章，一时兴起，便写出了这两个故事，蒲松龄加以文字润色后，纳入《聊斋志异》中，为了尊重馆东的草创之功，便于篇末注明出处。此处，《杨千总》一篇，写“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千总杨化麟”之事，文章中所说的“毕民部公”，即馆东毕际有之父毕自严，可见也是毕际有提供的材料。再有，据专家考证，《狐梦》中的毕怡庵，可能就是毕际有的仲子毕盛钜的原型。
　　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毕际有病逝。蒲松龄连写八首七言律诗，沉重悼念毕际有，还写了《征挽毕载积先生诗序启》。蒲松龄的挽诗和征挽诗启，都写得感情真挚，绝非应酬之作。蒲松龄写的八首诗大体为一种格局，从痛悼“十年同食友”之谢世，“回首生平思不禁”，往复歌哭，将毕际有“尚书公子五狼（指南通州）君”的身世，归田后“老后生涯棋局里，闲来情绪菊花中”的淡泊胸怀，“物必求工真似癖，书如欲买不论金”的嗜好，一一写了出来。诗其二云：“君卧病时我亦病，我来君已弃尘寰。人逢死别情怀苦，数定前生饮啄悭。一榻琴书余画阁，万年魂魄恋青山。西州门外回肠绝，恨不将心似石顽。”诗后两句是说，作者恨不得此心化作石头，无知无觉，以减少怀念毕氏的痛楚之情。表明作者因毕际有病逝而心肠寸断，悲痛欲绝。诗其三云：“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邱对晚晖。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雍门一哭宾朋散，羊仲重来杖履非。在世早知有今日，墓田松树已成围。”诗前四句，表露了作者痛丧知己，今后再也无所依傍的悲哀。诗其六云：“商今略古日科头，一旦骑鲸赴玉楼。临别清谈还竟夕，谁知永诀已千秋！孙多业足光先德，子孝犹堪解母愁。名寿如君复何憾？伤心最苦在离忧。”诗前四句，说明毕氏去世，作者再也没有竟夕长谈的知心朋友。这些诗句，充满真情实感，没有半点雕饰，如泣如诉地表露了蒲松龄的悲哀情怀。由此可见他们主宾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如同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