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下台的姿势
多年以前，在上海的一个媒体论坛上，台湾《远见》杂志创办人高希均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评价一个人，有时候不在于他上台时有多风光，更在于他下台时有多优雅。
当时我还年轻，觉得高先生说了句听上去很睿智的漂亮话，但也仅此而已。如今，随着年岁见长，逐渐对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有了点感悟。
近日翻读章敬平的新著《世俗的圣贤——欧阳修传》才发现，要论下台的姿势，欧阳修，这位生活在足足一千年前的古人，早就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今天我们知道欧阳修，主要因为他是《醉翁亭记》的作者，写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样的名句。但如果你穿越回欧阳修的时代，将会惊讶地发现，这个自号醉翁的文人，竟然曾经拥有难以想象的政治地位：
宋仁宗晚年无子，推动这位皇帝死之前早定太子的，有欧阳修;
这位太子接叔叔的班即位后，想喊自己的亲爹一声爸，这件事将整个北宋官场分裂成截然对立的两派，建议并做出皇帝可以喊亲爹为爸这个重大政治决策的，有欧阳修;
随后即位的皇帝宋神宗在挑选宰相时，也曾考虑过欧阳修。事实上，在副宰相这样的高位上，欧阳修一干就是十来年。你可能会说，中国历史上出将入相的多了去了，何况他前面还带个“副”字，这没啥啊。的确如此，在台上比欧阳修风光的人，数不胜数。但欧阳修让人记住的，正是他下台时的姿势。
有学者根据史料统计，就在外人看来最为风光的那十来年里，欧阳修请求调离权力中心、乃至于最后干脆请求提前退休的上疏与奏折，居然达几十次之多。一次两次，你还可以说是装装样子摆摆高姿态，但达到这样的规模，可能就不好说只是姿态了。最后，神宗皇帝只好和王安石专门召开了个会，终于拍板同意欧阳修提前五年退休。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拥有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政治高位，欧阳修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甩手不干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人生哲学，是进者儒家、退者佛道。《红楼梦》正是在深厚的佛道思想指引下来写兴衰、写无常，写世事人生最后必定都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但这一点，不适用于比曹雪芹早生七八百年的欧阳修。就像他最尊崇的是唐朝的韩愈一样，欧阳修是个纯粹的儒家信徒，一生反佛。佛道思想，显然不是欧阳修晚年时一再请求主动下台的原动力。那原动力是什么呢?从《世俗的圣贤》这本书中，我读出了三点：
首先，他清楚自己是谁，是凭什么上台的。跟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位极人臣的人不太一样的是，欧阳修能够登上政治巅峰，靠的并不是政治能力，而是名声。在当时，欧阳修的名声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当时的宰相韩琦跟皇帝讲了个历史故事，说韩愈是唐朝的名士，天下人都觉得他能够当宰相，但唐朝皇帝就是不用他。如果用韩愈当了宰相，其实也不一定能有所不同，但正因为没有用他，天下人到今天都在议论和责备唐朝那位皇帝。而欧阳修就是今天的韩愈啊，如果您再不用他，恐怕后世时天下人不仅会责备我，还会责备皇帝您啊。何不用一用试试呢?
也就是说，欧阳修当时的名望大到如果不起用他，皇帝和宰相都会担心自己背上历史的骂名这种程度。是属于绝对的当朝“大V”、政治流量明星。但是，名望既可以把一个人推上台，也可以把一个人赶下台。尤其是对欧阳修这种靠道德与文章成名者，一旦进入到真实的政治操作中，自然会真切地感受到身为批评者与主事者这两种角色之间的鸿沟有多大。而一旦你并未显示出超出寻常的能量与能力，那天下人对你的期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久而久之，盛名就会变成讥落，舆论就是这么无情。
正因为如此，在进入权力中枢后没多久，欧阳修就提出了辞职。但一如宦途深似海，岂是你想不干就能不干的?欧阳修只好一方面在其位则谋其政，勉力尽好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一有机会就提出让贤。终于辞职获准后，欧阳修在私下里对他的学生苏东坡吐露了心声：与其等到有一天被人赶下台，坏了一生的名声，还不如自己主动下台，把主动权尽可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给皇帝的辞职申请书中，欧阳修也一再公开提到“知止”，亦即自己知道差不多了，应该适可而止。而“知止”，在古往今来的成功者中并不多见。知止，不仅是一种自我修炼，其实更是一种能力和判断力。
其次，他清楚，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这世上也许人人都想渴望成功，只是什么叫成功以及成功的目的是什么，却完全可以千差万别。当我最初听说作者章敬平给他这本欧阳修传起的名字叫“世俗的圣贤”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点怪。仔细一想，之所以觉得怪，可能是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俗的时代，“圣贤”这个词无疑显得相当突兀和刺眼。我们已经习惯于用“装逼”这样的词汇，来消解一切看上去有点与众不同的人和事。试想在当下，如果一个人说，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想成为圣贤，你会怎么反应?估计绝大部分人的反应是，你脑子没病吧?要不去精神病院看看?
但是，对于生活在一千年前的欧阳修来说，他的人生目标非常清楚，不是权力，也不是财富，就是要成为圣贤。而成为圣贤不能仅靠空喊口号啊，这就不能不提到欧阳修的一个重要主张——“名节”。经过最近一百多年的革命与社会运动，估计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听到“名节”这个词时，就跟刚才说的听到“圣贤”一样，本能地会皱皱眉头，这不都是些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吗?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再多一点耐心，愿意回到一个历史人物所身处的历史现场，就会发现，欧阳修之所以提倡“名节”，其实是抓住了当时最重大的时代命题并给出解决方案，那就是怎么样确保大宋王朝的稳定，避免重蹈宋之前五代十国时期的“覆辙”：今天你是大臣武将，明天你就可以把皇帝杀了自己做皇帝，而后天，另外一个大臣武将又可能把你杀了他来做皇帝，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欧阳修提出的“名节”观念，就是要用名节来倡导与规范，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章敬平在书中，就此分别讲了欧阳修对卫将狄青和文臣包拯的两次讨伐的故事，非常生动地阐释了欧阳修的名节观。
而欧阳修在官场巅峰时期一再提出辞职，正是基于这样的恐惧和清醒认识：身处权力中枢虽然看上去风光无限，实则并非已所愿和所长，再做下去，很有可能会晚节不保。那是一生提倡“名节”的欧阳修万万不可接受的。在最重要的“晚节”面前，在追求历史评价的雄心面前，无论是权力的满足感还是现实的荣华富贵，都显得没那么重要和不舍了。
最后，他清楚自己不会失去什么。很多政治人物和成功者之所以久久恋栈，是因为深恐下台后失去的是整个世界。而如果你读完章敬平这本书便会发现，欧阳修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如果用“家”来形容，他不仅是文学家、政治家，还是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流行歌词作家。
他也是一个有情趣的人，一生爱茶爱酒爱牡丹爱歌妓，既提倡名节，又能写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样的词。
他也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晚年时把自号从醉翁改为了六一居士，他在自己写的《六一居士传》中提及：
有客人问道：“六一，讲的是什么?”
居士说：“我家里藏了书一万卷，集录夏、商、周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盘，又经常备好酒一壶。”
客人说：“这只是五个‘一’，怎么说‘六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