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古文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地方，是他的才华;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地方，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那部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为之不禁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分的配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779年，死于831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正史是这样评价他的——

　　稹性锋锐，见事风生。

　　——《旧唐书》

　　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

　　——《新唐书》

　　这些评价，相当负面，说他急于成名，而不择手段;忙于投机，而罔顾操守;欲望强烈，而贪得无厌;攀附中贵，而为人不齿。总而言之，他这一生，够折腾的。比之白居易，活得比较劳累，活得比较糟糕。有什么办法呢?性格决定命运，他太想成功了，为了成功，他可以不顾一切。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喻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而无论在他生之时，还是在他死之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7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入了“不齿排行榜”。

　　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

　　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

　　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这种恨不得杀了元稹才解恨的刽子手面孔，对我们来讲，倒也不陌生。这些年来，每当文学新潮流出现，也是断不了看到的雷电风霜压顶而来的风景。正统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种天塌地陷、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他们眼中视之为“淫靡”的作品，产生了他们认为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后果。实际上，这些文学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元和体”的出现，对于陈腐的、僵化的、教条的、唯上为意旨的文学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带来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广大读者市场。这是毫无办法的历史选择，也是谁都抵挡不了的潮流。

　　文学这东西，如潮之汹涌，来时，势不可当，去时，无法挽回。可以影响，不可以左右;可以乘势，不可以逆转。这也是所有帝国统治者压根儿没弄清楚的艺术规律。他们总以为握有控制权，就可以扬之在我，抑之也在我。其实，大谬不然的，就在于这些帝国统治者不了解，在其一生中，能够操弄权柄的时间，顶多三十年、五十年。而文学时代的运动周期，常常要延续两代或三代文人。陛下驾崩以后，又怎能奈何那些死在他以后的文人呢?那时，恐怕就是如刘禹锡的诗《石头城》所写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那样，潮流依旧沿着它的规律，该来就来，该走就走。

　　尽管我们可以鄙薄元稹的为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所以他的诗歌，“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种广泛的影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

　　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出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旧唐书》

　　对元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像他写的诗那样尽善尽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监，以诗词阿附权贵，只要能带来好处，低声下气，谄媚逢迎，又有何妨?脸皮一抹，也就无所谓做人的道德底线了。而后来，又经阉寺援手，奸佞保荐，能给皇帝拍马屁，那更使诗人感到无上荣光，为使龙颜大悦。那些日子里，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不寐不歇，歌功颂德，万寿无疆，大唱赞歌的。

　　中国文人之没出息，就是见了皇帝，忍不住要磕头的那一份贱。何况，他有磕头的本钱，你想磕还未必能磕得上呢!

　　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

　　——《旧唐书》

　　元稹是一个“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诗坛领袖，是一个“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风流人物。据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还统治着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召见胡适进宫，与博士面谈半小时。看来，皇帝作为读者而不是屠夫时，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这位才子，以马屁为敲门之砖，以奸佞为晋升之阶，现身在帝王的视线半径之中，一步登天;声闻于帝王的听觉范围之内，直达丹墀。中国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还真是屈指可数。

　　据说，有一次早朝过后，他只是对穆宗抱怨一句：“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逻出没，尾随跟踪，不知是何用意?”当天，京兆尹主管公安的首长二话不说，就把刑侦队长免职，连机构也奉旨撤销。一干人马，失业下岗，到底也没搞清楚，因何精兵简政?真是头掉了不知是谁砍的。诗人的声势威风，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文人中间，这种出类拔萃的能量;二、你若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话，或者，不那么卑鄙的话，也难达到这种京师为之侧目的地位。

　　元稹的成功之路，我以为原因有三：一、从人种学角度考量，与他家族的鲜卑后裔血管里流动着的野性基因有关，野，什么都敢伸手;二、从地域学角度考量，与他长期生活在陕西凤翔，在那僻壤荒域里求生谋存的艰难有关，饿，什么都敢张嘴;三、从进化学角度考量，与他出身于卑微的一个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头地，拼命想改变局面有关，爬、攀、附、靠，也就不择手段，不问是非。

　　所以，长庆二年(822年)，他到底当上了宰相，这是元稹风头最健的一年。这也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营投机、攀附巴结、效忠纳诚、紧跟高举的结果。尽管他奔走的是旁门左道，投靠的是太监佞臣，颇“为士类訾薄”，以致“朝野杂然轻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恒在诏书中，却对他褒扬备至，说他“劲气尝励于风霜，敏识颇知于今古”，可见其被宠幸、被倚重、被高看、被优渥的程度。

　　连他老婆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宫廷贵妇沙龙的领袖。“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猥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胜，那时的他，肯定飞扬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对派联手起来，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决策中枢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愊之故，但也足以证明诗人吹到巧舌如簧、拍到炉火纯青、哄到不露马脚、骗到天衣无缝的功力。

　　文人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确是非同小可。然而，幸运之神，来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从二月到五月，连一百天也没熬到，就被人排挤出局。

　　到同州当刺史后，元稹声泪俱下地给穆宗上书：

　　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

　　元稹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再沐天恩。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长生不老药驾崩了。诗人在《题长庆四年历日尾》诗中写道：

　　残历半张余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

　　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

　　那无望失落之情，溢于纸面。看来，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儿，再富心机，再小心谨慎，再心明眼亮，永远不是那些职业政客的对手。政治家玩文学家，如猫搏鼠，让你死，你就死;而文学家玩政治家，则如羊驱虎，你让人家死，死不成，反过来，你倒可能搭上一条命。要知道，为文，做官，两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个好官者，未必写得一手好文，同样，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为得一个好官。所以，没才气的文人，才热衷做官，没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风雅。打草搂兔子，一举两得。

　　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从屈原起，到司马迁，到谢灵运，到李白，在官场无不混得很失败，归根结底，他们压根儿不是当官的料。也许，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搅到政治的浑水中来。老百姓有一句民谚：“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没有为官禀赋，千万别求仕进。总结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败更快，问题全出在他“见事风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为，太随风使舵，太容易转向。这种性格悲剧，决定了他一生的结局。

　　然而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文人都有做官的冲动。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就教导“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儿。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来，退隐到他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只管快乐。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岁的高龄。而元稹，始终怀抱东山再起之心，始终冀图重获圣眷之想，心急如焚，辗转反侧，最后，终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样的不归之路，因求长生，求雄壮，服药不慎，饮丹中毒，于大和五年(831年)七月间，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鬼话，说给谁去听，也不会相信的。

　　其实，要想了解文人，还是从他的作品下手为宜。

　　虽然“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百试百验，但无论如何，“文为心声”，总会有蛛丝马迹，可以稍知秘辛，总会在字里行间，微露堂奥底里。而元稹这篇《莺莺传》，应该是进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门径。再没有比这篇美文，更能表现元稹做人与作文的强烈反差了。

　　这篇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为唐人传奇中的名篇。经唐末、五代的战乱，一度湮没无闻，不见著录。直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官修《太平广记》时，才从民间搜寻出来，编入这套类书之中，得以重见天日。后来，经北宋苏轼、秦观、毛滂、赵令畤等文人的推介传播，大为人知;后来，又经金章宗时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的搊弹词;再来，更经元成宗时的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敷陈为杂剧搬演出来，《西厢记》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

　　由《莺莺传》而《西厢记》，最大的改变，是在结局的处理上。

　　中国戏剧，特别要考虑到的是观众的欣赏习惯，你要让他买你的票，坐下来看你的戏，有一条，最为重要，那结局必须大团圆。也许因为五千年来的多灾多难，中国人常常不得团圆的缘故，便非常在意这个团圆。现实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团圆，至少你在戏里，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大团圆。戏曲大师王实甫深谙此理，便在戏的第五折结尾处，打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旗号，然后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传》中，元稹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欢喜，偏要此恨绵绵，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确确实实是他个人的自身经历，是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799年)以他为主角的一次爱情悲剧。

　　依今天的观点，这本应是最情投意合的爱情，最美满匹配的婚姻，却活生生被这位诗人，以无情而又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他的市侩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实用主义，他的势利取向，导致了这场得到了她，又抛弃了她的悲剧。

　　这种始乱之、终弃之的故事，这种女人痴情、男人负心的故事，这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故事，这种天谴人责、另觅新欢的故事，长期以来，是章回小说和戏曲文本的母题，也是一个永远有话好说、有戏好唱、有泪水可赚、有票房价值的创作源泉。

　　于是，《莺莺传》从此成为这种类型故事的标准范本。

　　其大致梗概，无非：一、邂逅惊艳，一见钟情;二、诗柬传话，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会西厢;四、海誓山盟，私订终身;五、长亭话别，静候佳音。后来通行本《西厢记》改进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个大团圆的尾巴。而在《莺莺传》中，那个负心的张生，却是卷铺盖一走了之。对那个为情人奉献了全部的爱，然后又被情人抛弃的美丽少女来说，西风落叶，长安道远，“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残生。

　　在他笔下的她，面临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预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线希望，“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这是个既有聪慧认识，又有多情天真的少女。我们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这个最后被抛弃的“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的弱者身上。

　　爱上一个女人，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个更值得娶进门的、娶了以后会获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马上改弦更张，背弃承诺，不作任何交代，不作任何善后，就跟她分手。这就是他在这篇《莺莺传》中，应该写，却没有写，或不敢写出来的卑污。

　　事实上，是他来到都城准备会试期间，攀上京兆尹韦夏卿的高门，还不过觉察到有可能成为这位长安市市长，后来又为洛阳市市长家的乘龙快婿时，马上，他那“见事生风”的性格，果断地、毫不犹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待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诸脑后，一刀两断。这种背情，这种负义，这种不能原谅的行径，他大概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有意给忽略掉，免得被人谴责。这就是大诗人元稹在自叙体传奇文学《莺莺传》中，所描画出来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位诗人，一定要将自己这场爱情悲剧，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详尽地讲述出来，用意何在?

　　在这篇传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责之意、负疚之感，既没有《复活》里面那位聂黑流道夫伯爵的忏悔，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里那位渥伦斯基先生的懊丧。

　　就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词地辩解：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这当然是混账逻辑了，他怎么能把美丽朴素、温柔婉约、感真情挚、聪慧可人的莺莺，附会到那样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骗了，你还说人家是妖精、是祸水，简直岂有此理了。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认为元稹的这番表白，纯系一派胡言：

　　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唯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巨源，讲述这场情感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于坐者皆为深叹”，没有人对诗人这样子的绝情辜负，这样子的势利转向，有过一点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

　　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

　　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物属性，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儿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今人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无耻。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笔之以墨，把自己供认出来的傻瓜，是绝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儿、冒傻气，倘不是太浅薄、太无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读北宋赵令畤的《侯鲭录》，其中《辨传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谈及这段故事，在他看来，元稹之所以要写这篇传奇，是有他想说、必说，可又不便全说、不能直说的言外之意。

　　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于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况崔之始相得而终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者耶。

　　从这里，也就从“自避”“心不自抑”“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这三处提示，略可猜知诗人的心迹。

　　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了。

　　对他来说，并不悔他的“始乱终弃”，并不悔他的背叛绝情，并不悔他对初恋情人的致命伤害。而让他魂牵梦萦的无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错失了人间的至美，诗人一生，情之所系，爱之所在，经过时间的延伸，经过空间的移位，最珍贵的，最留恋的，最难忘的，最能激荡心扉，最能引发波澜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红浅碧旧衣裳”“满头花草倚新帘”“为见墙头拂面花”“二十年前晓寺情”的莺莺。

　　他写过一首《古决绝词》：

　　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

　　他不是不想终结这段记忆，然而无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份情，这份爱，仍是他欲罢不能，欲说还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结，一份希望解脱，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负担。也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之际，这个被他抛弃的女人影子，还影影绰绰在。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死也不灭的。

　　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赞美、所感叹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于是，我想，写出这首诗的元稹，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冲这一点，比之那些蝇营狗苟、争名夺利、让人泄气、渐行渐远的人，还真是想对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致敬。无论如何，在他心里，还保留着一点最后的可贵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