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死敌司马光至少有一个共同嗜好：歧视福建人
宋史奸臣传的几个福建人
北宋最有名的政治家王安石晚年归隐江宁钟山，读书著作，不问政事。
每每在山路上独行，自言自语，手在空中反复画写着“福建子”三字。据说是指福建(莆田)人吕惠卿，恨为惠卿所陷害，又悔为惠卿所误。
熙宁变法，王安石是总指挥，时人称为孔子;
吕惠卿是急先锋，时人称为颜回，一对圣人师徒嘛。
俩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推行了一大批新法，引起大宋大变革，也引起新旧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
后期吕惠卿当政，为阻止王安石回来威胁到他的地位，百计打压。
甚至拿出当年王安石与自己的通信中“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字句，让王安石彻底失去皇帝的信任，也让吕惠卿自己彻底成为一个告密小人，为士大夫所不齿。
王安石虚空写字这一幕，可以说是大宋朝期间，中原士大夫对南方人特别是福建人存在敌意的偏见之缩影。
整个宋朝，总有各种关于福建人不坦荡，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故事在坊间流行。
“福建子”不是王安石的独创，是整个宋朝，外省人对福建人的蔑称。
吕惠卿同学所为也的确不厚道。
老早前，以古董出名的司马光就对王安石说：小吕福建人，一朝得志，对你不利。
王安石当然嗤之以鼻：谁不知道司马十二对南方人不地道。
有一回王安石和吕惠卿在家里谈事，悠悠笛声后院传来。
老王知道是弟弟王安国在捣蛋，派人过去说：“愿学士远郑声。”
不要再沉迷这种靡靡之音喽!
料不着王安国让人带回一句话：“愿相公远佞人。”
老哥你离小人远点!吕惠卿气得吐血。
后来得志，把王安国往死里整。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是新党中的又一个代表。
年轻时和苏轼(子瞻)是好哥们，一起游山。
一独木桥下临深渊，对面是一绝壁，章惇说，子瞻，咱们到对面去留个字?
苏轼吐吐舌头：“我不敢。”
章惇从容不迫地走到对面，挥笔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再施施然回来。
苏轼拍着章惇的背说：“子厚啊，你以后一定会杀人。”
不把自己的性命放心上的人，当然更不会再乎别人的性命。
最后两个好朋友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
新党章惇曾被旧党打压得非常狼狈，重新掌权后，对旧党的报复也毫不容情。
他把苏轼远远地发到天涯海角——海南儋州，因为苏轼字子瞻。
同时把苏辙(子由)发到雷州，黄庭坚(鲁直)发到宜州。
不但惩罚你，还用你的字来定你发配的地方，就是要玩玩你!
——心态很阴暗。
还有几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蔡确、蔡京等等，在宋史奸臣传上，居然六七个都是福建人。
这个大宋朝的福建官员，怎么这么不受人待见?
传统上对南方人的歧视
为什么中原的士大夫认为福建人阴险狡诈呢?
这和宋朝立国以来的道德习惯、文化传统有关。
宋朝立国之初，据说有一块石碑，写着宋太祖赵匡胤的话：南方人不得为相。
宋初有名的才子晏殊江西人，七岁就被宋真宗召见，陕西人寇准非常不喜欢南方人，打着呵呵说：可惜啊，小晏是江外人(南方人)。
真宗实在看不下去，怼了一句：“张九龄不也是江外人啊?”
老张可是大唐的名相。
真宗朝有一期状元在山东人蔡齐和江西人萧贯之间摇摆。
寇准大力替北方站台，对皇帝说：“南方那种地方，不能有太多人成为士子之冠!”
硬是把状元争给了小蔡。
逢人就得意洋洋地吹嘘：“我又为中原争了一个状元!”
寇老西是个典型，司马光更是个死硬北方派。
神宗朝时，司马光上奏章：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
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
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宰相是建阳人陈升之、泉州人曾公亮，副相是江西人王安石、湖北人唐介。
其实这四个人的官声都很好，能力也不差，但司马大牛就因为地域偏见，直接下定义了。
按司马光的说法，这些南方人狡猾又大胆轻率，拉帮结派，喜欢出风头，他们当政，这风气就每况愈下喽!
老司马最恨福建人，他和王安石争议，批评老王：心术似福州人!看看，直接把福建人定义为坏心眼。
为南方人争得第一个宰相的是江西人王钦若，他被北方人王旦、寇准等人压制了很久，王旦眼看挡不住钦若上升的路，拿出了太祖皇帝的遗训：南方人不得出任大宋的宰相!
又把钦若拦了十年。
最终王钦若是当了宰相，但他的历史定位也不好，品德低劣，不算“奸臣”的话，也属于佞人的行列。
福建人的上进之路更难。
开闽第一进士是唐朝的薛令之，终唐一世，进士屈指可数。
唐末的欧阳詹上京城，说到了浙江，就见不着福建人了，到了湖北，江东一带的人少见了，过了长江，南方人也少了，到了长安，几年内听不到一句乡音哟!
因为当时的福建，就是穷乡僻壤，文化的荒原。
北方中原厚重的文化传承，对这门里一条虫就很看不上眼，闽越是一个未开化的地方嘛!
这个就如英国人看不起美国人一样，你们那个地方，还生吃牛肉吧?
两宋福建经济文化的崛起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宋朝初年，江南经济大发展，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
福建也在其中崛起。
一者是北方时有战争，闽中百来年不见刀兵，普通老百姓出生到白头没见过打仗，人口稳定增长。
长期社会安定，环境允许，有条件办学兴学。
二者福建经济大发展，许多指标都位列全面前茅，比如银矿产量居全国第一。
其特产荔枝、龙眼等许多都是抢手货，荔枝东京街头就有卖。
蔡襄抱怨说福州人都吃不到好荔枝了，荔枝苗全被外商包订，果实成熟后都拿船装走，远销北方乃至西夏。
盐、茶、海上贸易都是福建的强项，加上兴修水利、鼓励农桑等措施，福建迅速富欲，也有能力加强教育事业的投入。
两宋，福建的官办学校和私立学校雨后春笋般遍布八闽。
福州城学风兴盛，有诗为证：
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
蔡襄同学说，年轻人不读书，大家看不起。
好人家的子弟交往的是书生，研究的是儒学。
大环境越来越好，出人才就是必然的事了。
两宋300多年时间，福建出了进士5900多人，按人口比例，居全国之冠。
并且出了十九位状元!
这是福建历史上最牛的时节，之前比不上中原，明清比不上浙江江苏。
进士成倍成倍地出现，进入仕途，就形成闽人这一势力范围。
与传统的洛党、川党等等相抗衡，有了一席之地，有了话语权，自然就引起争斗。
越到中后期，北方士子越是全面败退。
宋神宗元丰年间，北方进士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这让原来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北方士大夫集团非常难堪，非常恼火。
司马光提出：科考要按每个省的人口比例分配名额，保证北方士子入围。
江西人欧阳修反对：科考本来就是“糊卷”，只有评完卷子，才知道是哪里人。
这才是唯才是举的正确方式!
王安石支持欧阳修，他当政时，就全国统一考;
但司马光后来当政，就采取分省考试，确保北方士子占一席之地。
南北双方的斗争，早就在暗地里进行中。
到了王安石变法，全面爆发。
新旧党派的斗争
王安石变法，新党基本都是南方人。
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这批福建人，是主力军，全是重量级人物，推动着改革，也就与代表旧党的北方士大夫：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之间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政党之争。
拿两个诗案来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新党舒亶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
宰相王珪对神宗皇帝说：“苏轼对陛下有不臣之心。”
神宗不以为然：“苏轼有过错，但不至于这样吧?”
王珪举例苏轼的诗《桧》：
根至九泉不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
来说事。
龙本飞天神物，老苏却要到九泉地下去找，这为是诅咒皇上吗?
章惇在傍，反对说：“龙并不一定指君主，有时也指大臣。”
神宗说：“对啊，诸葛亮不是‘卧龙’嘛!这是诗人写诗，他歌咏桧树而已，和我有什么相干?”
王珪语塞。
和章惇一起下朝，老章问：“相公你为什么这样说，这是要灭了苏家嘛!”
王珪其实是个好好先生，人称“三旨宰相”——“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
听领导的话就行。
半天才应道：“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冷笑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
王珪大红脸。
王安石也替苏轼说话：“哪里有盛世杀天下大才的道理?”
最终苏轼逃过一难，下放黄州为团练副使。
事件中，新党对旧党的打击面不大，王安石、章惇等人也为救大苏出力。
离开东京开封的旧党大佬文彦博、司马光、富弼等在西京洛阳过着歌舞升平的悠哉生活。
元佑元年(1086)，神宗去世，十岁的儿子继位，是为哲宗，由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重新启用司马光等旧党，新党全面被贬，凡是新党赞成的，旧党就反对。
其领袖人物蔡确的遭遇，就是党争愈演愈烈的写照。
蔡确被罢相，贬至安州，游车盖亭，写了十首绝句。
被旧党抓住辫子，攻击蔡确的诗中讽刺高太后有武则天的野心，对新党开展全面性的清算。
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
史称“车盖亭诗案”。
一路贬，最后贬到新州这号称“人间地狱”，最为边远的地方。
民间传说：春、循、梅、新，与死相邻;
高、窦、雷、化，说着也怕。
相当于就要整死他。
旧党范纯仁、吕大防等人也觉得过分了，以蔡确母亲年老为由，请高太后把老蔡改贬近点的州。
没想到太后痛恨蔡确，说出：“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这样的硬话。
范、吕大为叹息，说：“岭南的路几十年没人去，都长满荆棘了，这一回再次开路，只怕将来我们也免不了走一回的命运喽!”
——党争已进入白热化。
新党人物全部被贬到远方。
蔡确居然死于新州，这是北宋宰相级的人物被贬岭南的第四人——寇准、卢多逊、丁谓、蔡确。
新旧党争已经到了不论主张对不对，只要是对方做的事，我方一定要全面搞跨他的地步。
数年后，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又全面恢复新法，再启用新党。
这些年新党人士受的委曲，遭的罪，让他们的反扑更加不留情。
新党主力军福建人，就与旧党主力北方人结下了再也解不开的仇。
终宋一世，福建人成了第一地域黑的对象。
有关福建人的几个小故事
北宋画家李公麟有幅画《贤已图》。
画的是一群人在掷骰子，数人紧张环立，一人盯着碗里的骰子，张大嘴巴在叫——五个定格的骰子是都是六，最后一个还在转，显然在叫一个“六”。
苏东坡仔细欣赏后，对大家说：“老李画中叫的这个是福建人!”
大伙儿全蒙圈：哪看出福建人?
苏东坡说：“其他省的话，‘六’字全是闭口音。
只有闽音，‘六’的发音是开口音，你们看老李画上那人，张大嘴巴在叫‘六’字，不是福建人是哪里人?”
大家哄堂大笑。
看得出，大家总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找福建人的笑话。
有一年大宋征召德高望重的隐士，河南推荐著名学者邵雍，老邵不去。
临时换了个人，叫黄景。
黄景是生活在河南的福建人，到了京城，点名，黄景同学大声自我介绍，一口闽音。
长官们都不很高兴，怎么河南派了个福建人来?
其实直到现在，福建人的普通话，还是大家的笑料。
以上故事还有点善意的话，到后来就渐渐变味了。
据说到了宋金开战，大宋名将韩世忠把金兀术困在黄天荡，眼看着金人就要完蛋。
金兀术出高价求援，有个福建人给他出了个主意：派兵连夜把黄天荡的旧河道挖通三十里，逃了出去。
到这个地步，福建人就被演化成恶的象征。
看来地域黑从来都存在，大宋朝被黑的最彻底的，就是福建人。
当然也有人讲公道话。
南宋时朝廷打算派人到四川任总指挥，宋高宗问宰相王淮谁去?
老王举荐福建人留正。
高宗随口就说：“这不是福建人吗?”
王淮说：“选用人才，应该包揽天下四海。福建人不只有章惇、吕惠卿，也有曾公亮，苏颂、蔡襄嘛!江浙人才好的多，不也有丁谓、王钦若吗?”
这才是正道嘛!
哪儿没有坏蛋，哪儿没有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