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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康震讲王安石》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王安石是个不苟言笑，没什么情趣的人，也是一个思虑深刻，整天思考国家大事的人，还是个沉重的人。难道，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刚毅不肯妥协的人吗?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吗?在日常生活中，王安石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人都有两面性。生活中的王安石其实是个非常天真的人，常常被朋友们取笑，而他自己往往还会当真。

　　王安石变法旨在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发展生产。有个小人就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说，梁山泊有八百里的湖面，可以将这八百里的水都抽干，这样我们就有了八百里的良田。那粮食还愁不够吃吗?王安石一听，非常高兴，觉得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味儿来了，慢慢地说：不对呀，梁山泊的水抽干了，可是这八百里的水放到哪儿去呢?这时候刘贡父正好也在座，顺口就说：那还不简单，就在梁山泊这八百里良田旁边，再挖一个八百里的梁山泊，把水放进去不就好了?王安石一听，哈哈大笑，觉得自己刚才是有点儿犯傻。

　　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之后，退居江宁。他常常外出闲逛，特别喜欢到村子里转转。其中有一位姓张的老人，跟他关系特别好。每次到老张家门口，他就敲门，大声叫：张公在不在呀?老张就应声答道：是相公吧?这个相公，在古代，既是妻子对丈夫的称呼，也是对读书人的称呼，也可以指宰相。老张称呼王安石为相公，其实就是称呼他为宰相。王安石一听乐了，装作很沮丧的样子说：唉!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宰相，原来只跟你差了一个字。你叫做张公，我叫做相公。

　　王安石天真，可爱，同时，也很率性，不愿意受束缚，所以在生活上很邋遢，很不讲究，有时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王安石性不善缘饰，很长时间都不洗澡，衣服脏了，破了，旧了，亦不浣濯。当他在京城任群牧司判官时，他的好朋友吴充、韩维都在京城做官。他们知道王安石的这个毛病，就约好，每一两个月，即相约到定力院洗沐，每家轮流拿出新衣服，给他替换，号称是“拆洗王安石”。而王安石每次洗完澡出来后，见到新衣服拿来就穿上，也不问是哪儿来的。

　　与王安石相似，另一位天才爱因斯坦在生活中上也是出了名的不拘小节。爱因斯坦不喜欢穿袜子，喜欢穿脱方便、透气舒适的鞋子，玛丽珍鞋、凉鞋、毛拖鞋都是他的心头好。

　　有一次上朝，一只虱子在王安石的胡子上爬来爬去。宋神宗看到后笑了起来，王安石也不知怎么回事。退朝以后，王安石问一同上朝的宰相王珪：“皇上为什么笑啊?”王珪告诉他原因后，王安石赶忙让随从给他把虱子拿下来。王珪说：“未可轻去，当献一言颂虱之功。”于是说：“屡游相鬓，曾经御览。”意思是，这只虱子真的很厉害，曾经在宰相的鬓角畅游，也曾经接受过皇帝的检阅。王安石听后不禁大笑。

　　还有一次，一个朋友的母亲去世了，王安石乘船到朋友家中去吊唁。坐上船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腰上是一条红色的腰带，这可怎么办?正好看到边上有个随从，腰上有一条黑色的腰带，就将那条黑腰带解下来，自己系上。等吊唁完毕之后，又将自己的红腰带换了回来。

　　看了王安石这么多逸闻趣事，我们会发现一点，大多这种不同凡响的人物，对生活的细节都不大关注。为什么不大关注?因为他不是按照生活的规则来做事的，而是按照自己的性格来做事的，这跟普通人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一般人都喜欢遵循生活既有的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有时候跟自己的本性不大符合，所以有时候做事，会觉得很压抑，或者总觉得做完了以后，自己心里不畅快。但是像王安石这样的人不是，他天真，他率直，他直接，他不假饰，这其实跟他在搞改革变法的时候那种强硬的性格是一以贯之的。

　　大家可能会问，这么不修边幅，不爱洗澡的一个人，他一天到晚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忽略某些事情，就必然会专注另外的一些事情，尤其是那些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王安石酷爱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在常州做知州的时候，宴客时会组织一些娱乐活动，比如看戏。而王安石看戏时从来都是面无表情，别人在旁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他却总是没反应。但是有一次大会宾客，同样是来了一个戏班子当场表演。就在大家都在安安静静看戏的时候，王安石却突然放声大笑，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于是管事的把演戏的人叫到跟前，说：“你的表演竟然能使太守开怀大笑，应该重重有赏。”旁边有人觉得不大对劲儿，觉得王安石好像不是被戏班子逗笑的，于是问王安石为什么笑。王安石说：“我是想到一本书上的两句话，此前我一直对这两句话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突然豁然开朗，所以特别高兴，不自觉地笑了出来。”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他对于自己关注的事情是倾力关注，对不关注的事情则熟视无睹。

　　还有一次，有人说王安石特别喜欢吃獐脯。王夫人听说后很是怀疑：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了，没听说他是一个挑食的人，怎么会单单喜欢吃这个菜呢?于是派人问当时在左右伺候的人：“你们怎么知道王先生喜欢吃獐脯呢?”他们回答说：“王先生每次吃饭时不吃其他的菜，唯独将獐脯吃得精光，由此知道他喜欢吃这个。”王夫人又问那道菜是放在桌子的什么位置。他们说是“在近筷子处”。王夫人一听就全明白了，说道：下回吃饭时，你们别把这道獐脯放他跟前，而是放一道别的菜，看看会是什么情况。下次吃饭时，仆人按照王夫人说的，将獐脯放在了远离王安石手边的地方，而是换上了另一道菜，结果王安石将那道菜吃了个精光，獐脯却一口也没有吃。这说明什么呢?对于王安石来说，哪个菜离得近，他就吃哪个，而且他未必知道自己吃了什么，也许他以为吃的还是獐脯呢。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专注的人。他始终在考虑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跟他率真的性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很率真、很真实的人，往往非常直接。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不那么复杂，所以他容易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一下就能抓住，一抓住就不松手，所以他会表现得非常执着，并且不隐藏自己真实的个性，非常坚持自己的一套原则。

　　例如王安石在群牧司做判官的时候，顶头上司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包拯，当时司马光也在群牧司工作。一次包拯宴请同僚，有宴请就必然要喝酒。司马光不爱喝酒，也不擅长饮酒，但是当着上司包拯，也还是喝了。王安石却不为所动。据司马光回忆，从头到尾，在座的不管能不能喝酒，会不会喝酒，喜欢不喜欢喝酒的人都喝了，只有王安石一个人，始终没有喝一口酒。

　　可能有人会说王安石也太不给人面子了，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性格。他很执拗，他坚持原则，决不肯随波逐流。像王安石这样率真的人，天真的人，特别简单的人，对原则问题认识得特别透彻，跟他讲多少道理都没用，因为他就只认一个理。

　　不过，讲究原则的人，对别人讲原则，对自己也很苛刻。

　　有一次，刘贡父去王安石家找他聊天谈事，当时王安石正在吃饭，便让人将刘贡父带到书房稍等。刘贡父看到砚台底下压了一摞书稿，是王安石写的。拿起来一看，是论兵的。刘贡父是个好开玩笑的人，而且又聪明，记忆力超强，把文章看了一遍，就背下来了，然后不动声色地将书稿压回到砚台底下，坐在椅子上静静等待着。过了一会儿，王安石吃完饭回来，两人坐下聊天。王安石问，你最近都干吗呢?写了什么文章?刘贡父说也没什么，我最近对于论兵的事比较感兴趣，写了一篇论兵的文章，不过还没有写完。王安石因为自己正在写这方面的东西，一听很感兴趣，忙问刘贡父是怎么写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刘贡父一面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面一二三四五地把王安石书稿的内容都背了出来。王安石一听，有点傻眼了：自己写的东西不都是人家写过的了吗?那还有什么意义呢?等刘贡父走了，王安石从砚台底下把文章拿出来，嚓嚓嚓嚓，全撕了。

　　这说明什么?王安石这个人好发不同寻常之论，尤其看不起流俗之见。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新见，根本不能引起王安石的关注。他对一般人是这样，对自己更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个词儿叫“撞衫”，如果发现自己跟人家“撞衫”了，会觉得自己很丢脸。而王安石这叫“撞文”，他以为自己跟刘贡父撞到一块儿了，于是索性把自己的文章给撕掉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王安石不只是对别人苛刻，对自己更苛刻，用完美主义者的眼光来要求自己。这同样是很天真、率直的人对于世界本质的一种把握方式。在他眼里，要存在的必须是完美的，如果不完美，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这种性格特点在王安石的诗歌欣赏和创作上也有表现。宋代人喜欢议论唐诗，李贺有两句特别有名的诗：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威武雄壮，色彩斑斓。历来都被认为是好诗。可王安石却很看不上，都已经黑云压城城欲摧了，怎么可能还有甲光向日金鳞开呢?太阳在哪儿呢?王安石就是这样，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看法，并且能敏锐地发现别人的问题所在。

　　王安石评诗很严格，自己写起诗来要求更严格。他的一首诗，千古名作，叫《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在当时就非常有名，有人还把他的草稿给收藏了。草稿上画得一塌糊涂，最开始是“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太直接，太生硬，太书面化;改为“过”，“过”有一晃而过的意思，即有“走”的意思，也不妥;又圈去而改为“入”，“入”虽然解决了春风深入江南的问题，但是说春风“入”江南，这个词不太恰当，也比较抽象;再改为“满”，春风“满”江南，也显得不够含蓄。如是十许字，最后定为“绿”字，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既有动作，又有颜色，又有诗意，将以上那些词的涵义都包含在颜色里了。这种诗对王安石来说不过是首小诗，尚且如此改动，耗费心思，若是要正儿八经写点东西，不晓得还得怎么改呢。

　　对于这么一个个性鲜明、既简单又执着、率真得有点天真的人来说，依附权贵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王安石考中进士时，当朝宰相是晏殊。他也是一代文宗，范仲淹、欧阳修都曾经得到他的提拔和重用。晏殊与王安石是老乡，都是江西抚州人。因此，当王安石与其他几位新科进士一起去拜见晏殊时，晏殊将王安石单独留下来，称赞他品行端正，学问优秀;又说，同乡中有你这样杰出的青年，真是我莫大的光荣啊!王安石听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礼貌地表示感谢。

　　不久后晏殊又请王安石吃饭，对他特别礼遇，并且语重心长地说：“日后你必定也能坐到我这个位置。现在我有两句话送给你，只要你能宽容别人，别人也就能宽容你。”这样的语气，明摆着不是王安石在巴结晏殊，而是晏殊这个同乡前辈在主动地跟他套近乎。换作一般的年轻人，还不得感激涕零、马上拍着胸脯表忠心吗?而王安石听了晏殊这么有分量的话语，也只是轻轻地点点头，有一搭没一搭地应承着。等回到旅馆，才叹口气说：“晏殊作为朝廷大臣，怎么能够教给年轻人这些东西，做人未免太浅薄了!”

　　当然，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晏殊的这番话肯定是出于鼓励提携年轻人的好意，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了解了王安石心心念念之事，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对于王安石而言，考科举、做官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做更大的官，而是要做大事，是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晏殊的言论，王安石自然觉得他有点儿肤浅了。因此，王安石这样的反应，也不能说是不识抬举，而是他有着更高的期待值。这也进一步说明，王安石不是一个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他始终有自己的定见。一个没有主见和定力的人，不可能主持这么大型的变法的。

　　王安石追求的并不是做大官，而是要做大事，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原则，所以他对于权力、名位等看得极淡。王安石刚做宰相的时候，家里来了好多人给他祝贺，对此王安石很不喜欢。当时有个官员叫魏泰，跟他关系挺好，王安石就从旁边取了一张纸，写了一首诗给魏泰，其中有两句是这么说的：

　　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

　　意思是说，江宁(今南京)下了很大很大的雪，把竹子都遮住了。在这样一个夜晚，听到钟山的寺庙里的钟被悠悠地敲响，听着这样的钟声，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是我将来终老和归隐的真正地方。至于这个京城、这个地位对我来讲，都只不过是为了完成我的一桩心愿和志向。也就是说：“我真正的志向是要归隐江宁，归隐钟山。”

　　后来王安石不做宰相了，回到钟山，魏泰前去看望他，两个人闲聊，说起了当时王安石的这首诗。王安石看着魏泰，轻轻地敲了敲桌子说“有是哉”，意思是“看看吧，我讲得并不错”。

　　事实上，王安石从开始考科举，到后来做宰相，推行变法，他的人生价值观一直都是非常明确的，做人的原则也是很清晰的。他不为功名利禄而做官，只为做事而做官。所以当他做了宰相，别人都在为他祝贺的时候，他心里边想的却是将来要归隐钟山，是要享受那样一种不同寻常的人生境界。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王安石天真率直、既讲原则又充满执着的性格特点。个性既是长处，也是短处。像王安石这样，太过追求完美，太过讲求原则，所以有时候难免有点儿不近人情，也不大能够很好地反省自己。

　　比如王安石退居南京时，家里有一名老兵，天天负责打扫卫生，非常周到，扫地、擦桌子、擦窗户……王安石对他赞不绝口。然而有一天，老兵擦灯的时候，一不留神把灯给砸了，结果王安石勃然大怒，认为他办事不力，立刻把他赶走了。当时旁边正好坐了个客人，客人后来对别人说：“王安石在喜怒之间就将家里的老兵辞退，那么他在朝廷里因为自己的喜怒而进退一个大臣也很容易啊。”从对家中小事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对朝廷大事的处理。这也说明王安石性格里的确有缺陷。

　　王安石的另一个缺点就是过于执着。俗话说叫一根筋。执着是王安石一个突出的优点，可以让他不受干扰，一直坚持下去。然而当执着变成“过于执着”时，就会产生反作用。人有时候是要受一点“干扰”的，有些“干扰”实际上是不同角度的意见，尤其在这“一根筋”的方向已经发生偏差的时候，适当地接受“干扰”可以让人不犯错误，起码能少犯错误。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一根筋”一定是正确的。

　　王安石的“一根筋”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变法过程中。新法推行得很艰难，宋神宗有一次对王安石说：“我听说对于这新法，老百姓挺烦的，抱怨很多，是不是可以考虑撤点儿新法?将那些不合适的撤掉一部分?”然而王安石的回答是：“老百姓的抱怨算什么?天上打雷下雨，老百姓还抱怨呢。”神宗听了当然不高兴：“如果我们能让人家打雷下雨的时候也不抱怨，岂不是更好吗?何必非得让百姓抱怨呢?”

　　王安石本来是忧心民间疾苦的，要不也不会想要改革变法。但这话说得却不够周到。因为他就是一根筋，老想的是怎么将这个变法完成了，实现富国强兵的宏大愿望。所以在变法过程当中，顾不上考虑这些伤及民生的问题。他的观念是：“不要管老百姓现在埋怨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事都会有埋怨，我们只要把事情做好了，真正实现富国强兵了，百姓也就不埋怨了。”但是这番言论只冲着遥远的理想结果，而忽视了眼前现实的问题，反而给反对派落下了话柄。这也是“一根筋”带来的后果。

　　过于执着就意味着不太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易改过。王安石跟曾巩私交不错。有一次神宗问曾巩：“听说你跟王安石很早就认识，你说说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曾巩说：“我这朋友吧，要说论才情、论学问、论文学，跟汉代的扬雄比也不差。可是他这个人很吝啬。”神宗觉得奇怪，王安石是一个富贵尚且不能动摇的人，从来不贪恋富贵，怎么会吝啬呢?曾巩回答道：“我说的吝啬是指王安石这个人‘勇于有为，吝于改过’。他勇于做事，可是在改正自己缺点的时候特别吝啬。他不喜欢听别人说自己不好。”听了曾巩这番议论，神宗也不由得点头表示赞成。

　　透过这许多精彩活现的逸闻趣事，我们对王安石也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他不只是历史教科书里推行熙丰新法的冷面宰相，而是这么一个丰富的人。他天真，率直，讲原则，重事实，有时倔得可爱，有时又让人生畏，他对理想的执着让人热血沸腾，而过分“一根筋”又让人惋惜不已。如此分明的个性，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然而唯有这样优点与缺点并存，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千古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