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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王安石，人们自然会想起“王安石变法”，会想起他的一些诗文，但知道并了解他的书法的人可能不多。

　　王安石字介甫、半山，小字獾郎，号半山老人，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东乡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稍有中国书法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从奠定书法艺术地位的秦代政治家、文学家李斯开始，两千两百多年来，历史上鲜见没有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画家身份的书法家存在。蔡邕、陆机、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蔡襄、苏轼、米芾、文徵明、董其昌、陈继儒、朱耷、傅山、姚鼐、翁同龢……并非只是字以人贵，而是字因人异。天赋异禀之人，势必挥洒淋漓。故而世间书法传世之作，大多出自历史功勋、才华彪炳之人。

　　也许有人提出质疑说，怀素应该没有一官半职、不在此列吧?其实不然，在唐朝佛教等同国教，上至皇帝，中到文武百官，下到平民百姓，虔诚礼佛，敬仰备至，与一官半职有何异?中国书法历史悠久，每一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同、人们的审美欣赏角度不同，又随着文化的发展溶入，书法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唐代书家从晋人手中接过“尚韵”大旗，经过艰难跋涉，登上了中国书艺的“尚法”巅峰。宋人取法于唐而又别于唐，将飞飏的气度，凝于毫端，泻于绢帛，确立了宋代趣味迥然的“尚意”风格，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宋四大家”。作为曾任宰相的王安石，其书法虽然不能与北宋苏、黄、米、蔡齐名，但据零散的文献记载，在当时有很高的评价。《宣和书谱》记载王安石“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同时代的书法家黄庭坚也评价说：“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但王安石除了《愣严经旨要》之外，鲜有书法作品传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

　　一是书法为文名所掩。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黄庭坚却在《后山诗话》中称王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王安石的词，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虽然他的书法可圈可点，但相比于文学成就来言，还是要逊色一些。

　　二是改革失败所致。王安石是一位政治家，列宁曾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多年为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赵祯上万言书，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的，中国历来都是政治和文化联姻，其政治遭遇势必造成其文化冷落，昔日的“字因人贵”转而变为“字因人贱”。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书法：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几乎没有流传，而且书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导向所致。在中国，讲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对书法的传统评价往往直接联系到对书法家的人物评价。南宋后，随着王安石声价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虑，必然会有选择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时，社会上就已经较少能见到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了。

　　三是题壁之作难以传承。据有关资料介绍，王安石传世诗文中有大量的题壁之作，同时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题壁故事记载。然而题壁，由于风雨的侵蚀，难以留存。再说，当时保守派对王安石的否定，其题壁之作是否也经历了“铲字风”，不可得知。

　　现今能看到的是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书唯一的传世作品《愣严经旨要》，字体接近楷书而稍带行书笔意，墨色淡雅，点画清劲，通篇布局有“横风疾雨”之势，虽然行与行之间很紧密，少有空白的地方，但并无缭乱的感觉。李之仪在《姑溪题跋》卷一《跋荆国公书》中有这么一段关涉黄庭坚与王安石书法关系的议论：“鲁直尝谓，学颜鲁公者，务其行笔持重，开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独荆公书得其骨，君谟书得其肉。君谟喜书多学，意尝规摹，而荆公则固未尝学也。然其运笔如插两翼，凌轹于霜空鵰鶚之后。”明项元汴跋《楞严经旨要》中说：“(荆公)凡作字，率多姿墨疾书。初末尝略经意，惟达其辞而已。然使积学尽力莫能到。评书者谓得晋唐人用笔法，美而不妖艳，瘦而不枯瘁。黄庭坚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肃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败履，行乎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在牛背”。张邦基《墨庄漫录》对王安石的书法做了较为专业的评点：“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

　　王安石书法真迹《楞严经旨要》流传也经历了一番传奇。

　　据“书法欣赏网”中《从难得一见的行书【楞严经旨要】全面认识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一文记载，《楞严经旨要》之作流传至近代，先由周氏收藏，周先生尝携之入台，欲出售于台北故宫，然斯时台北故宫无王安石真迹可作参证，难断其真伪，故拒之。台北乃专家云集之地，因其难断，周氏亦疑之，遂请书画大师张大千鉴定。张甫见，即出价五万美金欲购，为周所拒。周氏复携画抵美国，仍为人所疑，未售出。后辗转而落入王南屏之手。

　　1981年，艺术大师谢稚柳抵港讲学，王南屏乘机谓谢曰“余可将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及《王文公文集》捐赠于上海博物馆，君可否助余将上海旧家所存留200件明清书画带至香港。”谢未便轻诺，归沪辄汇报于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沈虑之再三，觉此可行。唯虑所赠两件“国宝”为真迹耶，赝品耶?至于王南屏上海家中所存留书画，料其精品微薄，可放之出境。何也?因王南屏之父，尝捐赠73件精品于上海博物馆。《楞严经旨要》及《王文公文集》经谢稚柳初鉴，视为真迹。

　　上海文化局，上海文管会，为使国宝回归祖国，联合向文化部上报《关于接受香港王南屏捐献宋代珍贵文物并允许落实政策的二百件明清书画运港的请示报告》。文化部复请示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阅读报告，转呈于赵紫阳总理及姚依林副总理，经审，乃得通过。1985年2月，上海博物馆与海关人员共同将王南屏200件书画运抵深圳，王亦遣人持两件国宝抵圳，双方由之而交接清楚一应手续。国宝至此，终于回归祖国。《楞严经旨要》复经北京大批专家鉴定，一致定为真迹。1986年3月，上海博物馆特予举行国宝捐赠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