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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散见于宋人笔记、杂著的零星资料中可以推断，柳永的远祖即为官宦人家，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强烈熏陶，养成功名用世之志。柳永的先辈、父亲、叔叔、哥哥、侄子都是进士，在这样的家风和压力之下，柳永不得不早早投身于科举事业的滚滚洪流中。

　　从碧水丹山的武夷山走到人声鼎沸的帝都东京，功名道上长路迢迢，柳永一路走来。一到光怪陆离的汴梁城，骨子里多情浪漫的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在风月场上流连，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把秦楼楚馆的欢情和勾栏瓦肆的放荡如实写进词里。他才华出众独步词坛，佳词妙句层出不穷，知名度和影响力迅速在坊间流传开来。柳永的官瘾是很大的，但又清高自爱，不愿结交达官贵人，在上流社会没有人缘。

　　他第一次赴京赶考，因为怯场落榜了。第二次，发挥不好又落榜了。两次落榜对他的打击太大，年轻人脾气很冲，由着性子把满腹牢骚发泄在一首叫作《鹤冲天》的词作中：“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科举落榜，不好好反思自己，却埋怨皇帝没有发现自己，政府遗漏了贤才。明明是一介布衣，偏要说自己是“才子词人”，是“白衣卿相”。其中有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等于是在指责大宋朝的科举制一钱不值，是个失败产品。大概由于《鹤冲天》的名气太大，有人把这首词送到了宋仁宗的案头，皇帝忍受不了这个年轻人的狂傲。

　　这只“鹤”真是“冲天”， 这首《鹤冲天》更改了柳永一生的命运。

　　三年后，柳永又来京城考试了，这次他既没怯场，也没发挥失常，顺利过了考试关，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当仁宗皇帝在名册薄上看到“柳永”二字时，龙颜大怒，恶狠狠地抹去了柳永的名字，批了一句话：“你且去浅斟低唱吧，还要什么浮名?”

　　《鹤冲天》不过就是书生的一点个人情绪，但是，柳永此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风流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北宋的大众文化领域，从文人雅士到市民村夫，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繁盛的都市是他的天堂，平凡的市井是他的土壤。柳永的靡靡艳歌，在秦楼楚馆，酒宴舞席的演唱环境中诞生而传播，也在朱唇皓齿、轻音慢声的传播中而存在，伴随着词、乐、声、舞多种艺术形式的整合，依靠着歌妓这支色艺俱佳、声势浩大的传播大军，柳词不翼而飞，传遍大江南北，传到任何一个“有井水”的地方，甚至远扬海外。文人士大夫指责柳词“俗”，认为不符合儒家诗经道统，登不上大雅之堂，当时很多人都以受到柳词影响为耻。集贤殿学士晏殊刻薄地讥笑柳词是“彩线慵拈伴伊坐”。皇帝老子、宰相大人乃至所谓文人雅士一方面鄙夷和攻击他的艳词流于市井习气和媚俗，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偷偷吟诵、偷偷传阅、偷偷赞赏、偷偷仿效。

　　宋朝对妓女的人文素质要求很高，宋朝的妓女必须通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从宋朝随便拉个妓女到当代来考一考，基本上是硕士博士的水平。而当今的女硕士和女博士，拉回宋朝，绝大多数做歌妓是不合格的。宋朝有如此高素质的妓女群体、对妓女宽容的社会风气和繁荣昌盛的色情行业，生活在宋朝的文人想不嫖妓都难。文人嫖客与青楼妓女在宋词里唱出了他们的绝代风华。

　　被皇帝亲手黜落之后的柳三变，变本加厉地放浪形骸，流连声色了。他调侃地自称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出没于花街柳巷，栖息于粉帐锦被，结交的全是歌妓朋友。他为她们写词，许多歌妓因为唱他的词而走红，在官场惨败的柳三变，在市井红尘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歌妓以认识他为荣，歌妓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是天下女人共同的心声，被拥戴为“花间皇帝”的柳永成了宋朝的大众情人。为了见他一面，为了求他一首绝妙好词，她们死也愿意。柳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妓女爱戴的嫖客，男人做到如此境界，千秋万代，唯柳永一人。

　　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西方的妓院主要是解决生理问题。中国的青楼则不然，性交易不是其主要内容或者全部内容。某种程度上说，是科举催生了青楼。唐宋以来的士子出入青楼，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宣泄，因为这些莘莘学子在浸淫科目、奔走投托的日日夜夜中，压抑的时间太久了，心理的负担太重了，而客观上，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政策的宽松又是为他们提供了恰当的条件和机会。柳永不同于其他文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总是直接进入闺情之中，体会或者承担那种种的喜乐哀怨。他的闺情词可以写得大胆直率，可以流露出男人偶尔的软弱和女人持久的柔美。柳永大半生都留恋青楼，却从不把女性当做玩弄的对象，而是同情她们的命运，尊重这些“意中人”、“知音人”的人格，从内心深处感知、眷恋她们，为这些学识与主见俱备、品格与志趣高雅、向往憧憬美好人性的女子寄情与疾呼。“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的体贴垂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恳切执着，正是对社会下层女子无奈命运的慰籍。上天把柳永这样一个男人赐给了她们，也同时赐给了她们尊严与爱，还有温暖，而妓女们的“怜才深意”也满足了文人被崇拜被热爱的心理需求。

　　他的生命力太强盛，多情、浓情而滥情，每一段情都不是逢场作戏，每一段情都是假戏真做，都留下“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的无限情思，妓女们“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的悲剧命运，只有他能默默体恤。他的爱情辽阔如江海，滋润普天下薄命红颜。《雨霖铃》和《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感染了后世。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一首长亭送别的慢词，把男女之间依依惜别的缠绵和铭心刻骨的思念写尽了。还要什么功名利禄呢?与其把名字刻在山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场。其实这首词作不是写给某一位女子的，更像是写给全体妓女或者全体女性的不朽情诗。“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双调《雨霖铃》，造就了这样一个千古绝唱的柳永，成为中国古代爱情离别诗中最凄美的乐章。

　　从现存资料来看，柳永自离乡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虽然他在词中一再抒发思乡之情，然而功名未成，乡关何处?我们甚至找不到一别之后，他和家乡还有什么联系的痕迹。这个无根浪子留给我们的，只有人生飘泊不定的无依之感，你看“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一生漂泊不定，游子思乡难归，秋日黄昏，词人想起了日渐遥远的故乡，烟波江上，浩渺一片乡愁。柳永写下了大量的这类羁旅行役作品，《八声甘州》写得风格雄浑、气象阔大，苏轼就赞扬其境界不比唐诗差，在宋代这可是对诗句最高的赞誉了。《八声甘州》也更加表明，柳永的词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婉约”，柳词其实是豪迈而豪情的。

　　一路嫖宿到天涯，这一嫖就是十七年的时间。在歌舞淫糜中消魂烁骨，没能让他筋柔骨酥;在青楼梦好里依红偎翠，没能使他留恋忘返。这也就是柳永，成为不可多得的例外。多少人一夜销魂而烂掉一生，身陷情场而终生不拔。许多妓女因唱柳永的词而红透京城，又是妓女最终成全了柳永，使他活下来，没有让他浪迹江湖、归隐山水，让一个断然无法立足的人成长为一个让人无法忘却并使历史闪烁光辉的词人。他的京都眷恋，隐藏着对功名权势的向往，而更多的、更鲜明的则是在自由与功名较量之后对艳景、艳色、艳情的享乐人生的渴望。用泪水擦拭灵魂，以思想荡涤世俗，来自民间，挣扎底层，成了柳永唯一的选择。在仕途失意的时候，他混迹到市民堆里，沉迷于烟花丛中，在那里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个仅有的类型，一个特殊的代表。

　　虽然柳永的人生异常的灰黯，家园阻隔，仕途坎坷，羁旅飘泊，但他的情性却又足以使他在那个承平社会中如鱼得水，尽情欢纵。他显然是以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繁华的时代而满足、自豪的。这个本来处于社会边缘的浪子，反而是最能感受时代氛围并为之热情歌唱的人。在他的词中，对北宋初年太平气象的描绘可以说达到了极致，没有谁曾像他那样由衷赞美和歌颂自己所处的盛世。

　　《望海潮》是为一个做杭州太守的朋友而作，有应酬的意味，却也写得绝佳，用一首仅有百余字的小词来表现一个城市，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柳永做到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词人仿佛是站在云层之上，俯瞰神州大地，在一片苍茫雄伟的山河中，熠熠闪耀的就是这东南海滨的璀璨明珠。据说当时金主完颜亮看到这首词之后，被词中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描写吸引，于是下决心要征服南宋，将此美景据为己有， 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俨然柳永的这首词成了外敌入侵的缘由，好在完颜亮攻宋不成，反为部下所杀，不然，柳永岂不要背上“卖国”的罪名?柳词的魔力，以如此夸张的传说深深刻印在当时人的心底。为这样的美好，不惜发动战争，不知是词的幸或不幸?

　　当柳永陶醉于街市的香艳旖旎，陶醉于市井小民给予的文化自信时，他的文化身份也就变得模糊而暧昧了。浪子文人功名无成，在政治上逐渐走向边缘化，也背离了儒教，背离了政统，背离了道统，柳永陷入人格分裂的尖锐痛楚中。毕竟，读书进仕才是知识分子的正途，柳永不能免俗，纠缠于他内心深处的强烈的功名意识其实从未平息。但他对功名绝望了：“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仕与隐的内心矛盾纠结不清，既有遁迹林泉、归隐渔樵的思想，又实在不甘心功名冷落的命运，从一位立志出将入相的文人到一个专门为青楼歌妓填词的词作家，饱受了官宦阶层对“边缘文人”的白眼。他谴责自己虚度年华是因为功名未就，而功名未就的导因最初以为是年少风浪所致，可后来他在“减尽风情”、矢志追求功名仍得不到后，终于发现功名未就的导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场的复杂和仕途的险恶造成的。

　　儒生的仕宦之路一直是他劳顿奔波的目标，他从未放弃过对功名的追求和任何一次可能出仕的机会，可见其用世之心的持之以恒。他干谒权贵，苦心经营、费尽心机，希望在正统儒雅文化中获取自己的位置，谋取一官半职，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为了仕途的进取。他曾经写过许多干谒权贵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如《望海潮》是干谒杭州地方官吏，歌咏太平盛世的;《一寸金》是写给成都地方官吏的投献之作，极力称赞蜀地地方官的文治武功;《永遇乐》是献给苏州太守的，希望博得青睐、获取升迁;《送征衣》更是为宋仁宗贺寿而作，称颂天帝格外赐福，使当今皇上得到天地人三界神灵的保佑帮助，还夸耀仁宗皇帝的英明圣哲超过了历代君王。溢美之情，肉麻之辞，用世之心，他毫不遮掩。

　　五十一岁了，有了一线亮光，总算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柳永虽不免发出“及第已老，游宦更迟”的感慨，却仍然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干劲。他毕生孜孜以求，到知命之年才因为放宽条件而有幸进士及第，但遗憾的是，他并未被委以重任。一个小小的官职还要再三调换，辗转僻州小县，屈居下位，终其身不过做到余杭县令和屯田员外郎。他有限的晚岁光阴就虚掷在愁苦凄凉的旅途之中了。

　　还是失意。失意了，就再从官场转向情场，再从仕途躲进青楼。这时，他对世人普遍奉行的价值选择开始产生了怀疑，这由金銮殿的宝座上施舍下来的功名，是否真的值得自己这样的奔波，这样的漂泊?

　　柳七官人到浙江余杭上任，携带琴剑书箱，扮作游学秀士，迤逦上路。路过江州时，有人向他推荐一位名叫谢玉英的妓女。谢玉英闻得秀士来访，热情迎接，将柳永引入小书房。这书房窗明几净香气不散，万卷图书供玩赏，一盘棋局佐欢娱，如此雅致的书房可见主人的气质非同一般。再一见谢玉英，柳永被迷得魂飞魄散，几乎晕倒，这是上天造就的尤物，万世难寻的美女。更为奇妙的是，书桌上摆着一册书，书名为《柳七新词》，打开观看，上面所录全是柳永的词章，那字迹是蝇头小楷，秀丽工整。柳永与她一读而知心，才情相配。柳永心为所动，写下情诗，许下盟约。柳永在余杭任上三年，又结识了许多江浙名妓，但始终不忘谢玉英。柳永任满回京，到江州与她相会。不想谢玉英又接新客，陪人喝酒去了。柳永十分惆怅，在花墙上涂鸦一首“试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追忆三年前恩爱光景，又倾诉今日失约之郁闷。谢玉英回来见到柳永词，喜出望外，感叹他果然是多情才子，自愧未守前盟，连忙收拾行囊赶往东京寻找柳永。谢玉英在东京名妓陈师师家找到了柳永，二人久别重逢、重修旧好。此后，谢玉英就在陈师师东院住下，与柳永如夫妻一般厮守。

　　柳永得了什么病已无法考证，但愿他得的不是花柳病。当他病重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这位显赫一时的柳三变是个贫穷潦倒的书生，是谢玉英伴他度过弥留之际。柳永死后，谢玉英以妻子的身份作主丧，其他妓女也如亲人一般，以陈师师为首，集众妓家钱财，置办衣衾棺椁，举行隆重葬礼。出殡那天，汴京城满城青楼女子无一人不到场，遍地缟素，哀声震地，哭声均为女性悲泣。参加送葬的官僚自觉惭愧，掩面而返。柳永的墓地设在汴京城外的乐游原坟岗，墓碑上刻有：“奉圣旨填词柳三变之墓”。谢玉英悲哀过度，不逾两月而亡，附葬于柳永墓旁边。从此，每到清明，众妓都来柳坟凭吊，长此以往成为一个风俗，叫作“上风流冢”，直到高宗南渡之后此风方止。

　　柳永就在这样的红裙翠袖中死去了，他的灵魂一定安住在温柔之乡，与他的那些红颜知己弹琴论诗，缱绻缠绵。他的风流倜傥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那就是风流与才华。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一旦涉及，就会碰触道德底线。我总觉得，柳永是在用这种反道德的生存方式批判着什么。对于今人而言，这里没有模仿的意义，但是它却有着参照的意义。那些青楼从业者，脱光衣服躺在客人面前，是为了生存。而世上很多人，衣冠楚楚坐在台上，却只是为了私欲和欺骗。我们看到，如今的世界依然物欲横流，依然妓女如云，我们依然用传统的观念向那些舞女歌妓习惯地泼着脏水，但是，最肮脏，最卑鄙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是在青楼，还是在那些冠冕堂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