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古文

　　唐朝时期，荆州江陵籍诗人岑参声名远播，可做为他祖辈的岑长倩，以及曾祖父岑文本、堂伯父岑羲等，在官修史书上的籍贯，注明的却都别无二致地是南阳棘阳。对于这一现象，后世学者研究认为这是出于中国文化历来崇尚郡望的习俗观念所造成的。然而，若是以郡望而论，早在东汉初年，南阳棘阳的岑氏家族便已在征南大将军岑彭的统辖下，来江陵津乡扎下了根。因大军囤驻地正当长江经夏水、杨水，连通汉江交汇处的物资集散地，故后人便将出现于这一带的“市”(城镇)，取名叫岑河。唐初频发宫廷政变，一旦卷入，即满门抄斩血流遍地。岑长倩、岑羲两代人相继被陷入这类血腥冲突之中，故一当事败之后，当事人及其眷属宗亲便遍遭荼毒。生活在岑河的岑氏家族成员在短时间内便两遭杀戮，幸存者只有远走他乡，风流星散。岑参在幼年期即经历了岑氏家族成员在岑河全体消亡的悲惨历程，后虽随家人逃离故乡，但从此再沒回过荆南。成年之后，他两度戍边，被委任为嘉州刺史，后因遭变故，55岁即客殁成都;故终其一生，他都无时不刻地在心中缅怀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故土家园。

　　岑参 籍贯家世 岑河地望

　　岑参(公元715-770年)，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天宝年间，他曾两度西出阳关，分别在安西(今新疆库车)和北庭(今属新疆吉木萨县)节度使署军前报效，其间撰写出大量关于边疆军伍生活的诗作。这些诗歌作品色彩绚丽，想象丰富，意境新奇，气势雄浑，极富浪漫主义的特色，被后世学者尊之为我国古代边塞诗人第一人。

　　渐次澄清的诗人岑参籍贯所在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籍贯的地望，始乎自古以来即颇存歧见，如今将其确认为是古荆州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显然有一个渐次澄清、逐步彰显的漫长过程。

　　中华书局1987年5月第一版《唐才子传校注》(傅璇琮主编)卷第三“岑参”条(孙映逵校注)称：岑参，两唐书无传，“《唐诗纪事》卷二三岑参传”、“《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别集类《岑参集》十卷”条、“《直斋书录解题》之卷一九诗集类上《岑嘉州集》八卷”条，皆称岑参为南阳人⑴……这就意味着，至少是到宋、元之时，几乎是任何一部事涉岑参籍贯的撰述，皆以“南阳说”为定论;其所采信事实，也都是史有明载，确凿无误，勿庸置疑。

　　如此众多史籍在对于岑参籍贯的叙述中，皆执“南阳说”，显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人们从岑参自述的家世中即可得知，其家族既有过鲜花着锦之盛、烈火烹油之烈的荣耀，又有过破家沉族之惨、人亡财尽之厄的毁灭在官修史书上，绝对不可能漠然视之。既是这样，那么对其“籍贯”的记叙，便会显得相对慎重一些，至少也是言有所本。

　　岑参的曾祖父岑文本，乃系太宗时代曾做过宰相的显宦，因其圣眷优渥，死后敕命“陪葬昭陵”，实可谓备极哀荣;他的伯祖父岑长倩，在高宗朝亦为宰相，后因皇嗣之事开罪于武则天，竟遭酷吏来俊臣缉拿，斩首于市，其嫡亲五子皆被赐死，惨绝人寰。随后过了若干年，岑参的堂伯父岑羲也升任为中书舍人、同中书门下三品，身居揆要之职，但其结果也是被卷入到血腥暴戾的宫廷斗争中，当唐玄宗即位之初，即因太平公主事败而受到牵连，最后被满门抄斩……总之，像这样一个家世显赫、而又是荣耀与灾祸旋踵而至的家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都势必会成为世人所关注的重点对象。

　　先看《旧唐书》，在卷七十《岑文本传》条目下，明明白白地便写着：“南阳棘阳人。”⑵由此发轫，自此之后，但凡是事涉岑文本及其家族儿孙的史书记载，也便都蹈其窠臼，几乎全部也都执“南阳说”，看似已成定论。

　　在这一点上，连最开始受岑参之子岑佐(孙映逵在《唐才子传校注》中认为应是“岑佐公”，附此存疑)的委托，主持编辑《岑嘉州诗集》的杜确，也在该书的序中称道：“南阳岑公，声称尤著。公讳参，代为本州冠族。”⑶可见，宋、元之时诸多大家对于岑参籍贯的记叙，之所会别无二致，似与杜确不无关系。

　　那么，依此而言，至少到岑参《岑嘉州诗集》成书之时，人们几乎都视他为南阳人，其家世籍贯，似与江陵无涉。

　　然而，细读史籍，又发现这种说法好像既有点似是而非，又有些扑朔迷离。

　　不过，当清乾隆五十九年黄义尊、崔龙见为修纂《江陵县志》而通过一番细作考证后，却确凿无误地在卷四十二“艺文·书目”中，将“岑参《嘉州集》十卷”纳入其间⑷。黄义尊其时为在籍翰林，人称“太史”，此人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治学谨严。所以，岑参是古荆州江陵人，自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完成之后，至此便成为地方史志奉为圭臬的定论。

　　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遵从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指示精神，着手组织专家、学者开始校注、出版《岑参集》。当时，接受该书校注任务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陈铁民、侯忠义先生经过认真地研究，成书时便非常肯定地在《前言》中写着“岑参，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了。随即，在该书的“附录”《年谱》内，两位作者还特地注明：“岑先世本居南阳，梁时始徏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说，详《岑嘉州系年考证》。”⑸

　　《岑嘉州系年考证》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所作，有着一定的权威性，所以，岑参的籍贯在江陵，显然是得到了世人的共同认可的。

　　那么，闻一多考证“梁时始徏江陵”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再看《新唐书》，发现在其卷一百零二《岑文本传》条目下，在谈及其祖父岑善方时，却要比《旧唐书》多写了一段文字：“(岑善方)后梁吏部尚书，更家江陵。”⑹

　　对于这一点，孙映逵也曾在《唐才子传校注》中予以确认：“南阳棘阳为两汉时的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南阳之南)，应为岑氏旧望。”⑺

　　行文至此，人们便可发现，为宋代大学者欧阳修、宋祁修纂的《新唐书》尽管刻意追求文字简洁，但在关键部位的考证上，也确有超过《旧唐书》之处：原来，在欧阳修、宋祁看来，南阳棘阳的岑氏家族，至少早在岑文本的祖父岑善方开始，就已经是居留在江陵的大地上了。

　　那么，做为官修史书的《新唐书》在看待传主的籍贯上，之所会已经确知从后梁始，岑氏家族的岑善方已经官至吏部尚书、且其亦“更家江陵”，那还仍然遵从《旧唐书》之“南阳棘阳”说;那么，这种修纂体例，也便如陈铁民、侯忠义说的那样，乃为“盖从其郡望说”而已!

　　江陵岑家“郡望”的源头可溯至东汉初年

　　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圈子里，看人尤重“郡望”，显然是一祌延续了漫长历史时期的持久风尚习俗。

　　郡望，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姓、富贵显达的荣华世家。

　　原来，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天下大乱，众雄竞起，当东汉光武帝刘秀已呈崛起之势后，做为东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自南阳棘阳起家的岑彭，便已经进入其核心权力圈、官拜征南大将军了。

　　建武二年(公元26年) 南郡人秦丰在黎丘称霸一方，割地称王，成为刘秀率领汉军向北发展、逐鹿中原的肘腋之患。

　　在岑彭率军南征，平定荆襄，为刘秀平定秦丰等敌对势力之后，他即麾军前出于长江之滨，占领了属于南郡领辖的江陵口岸津渡——津乡。自此，一心经营荆楚大地，并囤驻在津乡，苦心孤诣地苦撑危局，历经数年艰辛，终于使之成为汉军向南、向西拓展的战略出发地。

　　乡，在西汉时期是中央政权全面控制基层社会，“编户齐民”的一级管理机构;它配备有秩、啬夫之类的属吏，以听候郡和县的调遣。《广雅》称：十邑为乡、是三千六百家为一乡，故它在空间形态上也是一方地域的名称。在《后汉书·郡国志》中，即有将“江陵有津乡”之说⑻，并与后面所称“巫西有白帝城”相并列。这种地理区位的标识手法，在史籍中十分引人瞩目，至少它表明在东汉初年，江陵之津乡并不等同于其它的蕞尔之地。拿今天的话来说，似乎带有点特别行政区的意味在内。

　　殊不知这个在《后汉书》上已经很有名的所谓 “津乡”，即是如今岑河镇的这块地域的前身。因为，那时的沙市中心城区，还是长江呈漫流状由西向东滚滚流淌时遗留在当地的一片江心洲呢。

　　津乡的地理区位之非常重要，有《后汉书·岑彭传》为之做证。此传在言及此事时，开宗明义即称颂道：“津乡，当荆州要会。”⑼刘秀派岑彭在这里囤驻的一支兵马，显然是为尽快统一全国而预设的一支偏师。

　　囤驻于江陵津乡的岑彭，也真没辜负刘秀的期待。当汉军主力在中原大地驰骋逐鹿之际，他凭借自己所统率的这支水陆大军，在不仅江陵深深地扎下了根，为汉军把守好了南大门，同时也作为一支势力强大，兵强马壮的武装力量，为进一步扩大刘秀的势力范围，建树了不世之功。

　　先是，岑彭倚仗兵威，“移檄江南”，向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反复陈说刘秀的威德，劝其归降，并申明凡是主动来投者，不仅保有原先官职，而且还会厚给封赏。在其威胁利诱之下，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不久便相继归顺刘秀，诚心表示自此即对汉政权呈表纳贡，俯首称臣。

　　可以说，整个湘粤大地的上十个郡、数千里的地盘全部归顺于汉军旗下，都是岑彭以津乡为基地、兵不血刃地收服下来所获得的功劳。

　　为了答谢岑彭的绝世之功，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六年(30年)冬特召他入京，“数召，见，厚加赏赐，复南还津乡”。⑽皇室给予岑彭这种极高的礼遇，是他的荣幸。岑彭从京城南归，仍回到驻节地津乡。

　　原来，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虽是宗室后裔，但也是民间起兵。岑彭统辖的部队，最初也是依靠宗族、宾客而聚合起来投奔刘秀的部曲武装集团。

　　后世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东汉时期，类似于这样的望族豪门不只是一种军事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分割国家资源的社会势力：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则是他们管理地方政务、干预世事的帮手和爪牙。据《续汉书·百官志》的“将军”条，汉朝军队编制分营、部、曲、屯四级，部和曲是其中两级的名称。以此为基础，“部曲”连称，有时指军事编制，有时泛指军队。总之，在刘秀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岑彭及其他各路将领，皆为“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而追随其间的。

　　作为一个人多势众的豪族集团，在岑彭囤驻津乡的部众中，纵然要靠青壮男子出征作战，但军人的眷属居多也会随同而至，与之共同生话在囤驻地。在一个战役与另一个战役之间的休战期间，军人连同随行的老弱妇孺也都会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劳动，以自给自足、甚至补足军需。

　　所以，由岑彭统辖所囤驻于津乡的这支军队，只要是沒有被消灭，或被收编、遣散，那被称作“部曲”的将校卒伍们，恐怕也只有他才能指挥、调配得动。如此说来，《后汉书》所称光武帝刘秀对岑彭“厚加赏赐，复南还津乡”，事实也是对于他及他的部曲武装集团一种收买与笼络。

　　倘是以而郡望论，即早在东汉初年，南阳棘阳的岑氏家族，实际上便已经留驻于江陵大地了。

　　岑彭在津乡屯驻，前后约有九年时间。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岑彭与吴汉等东汉将领率水陆大军攻入巴蜀大地。光武帝刘秀命岑彭为益州牧。原蜀主公孙述连遭败绩，大惊失色，派出杀手，趁夜行刺——身为东汉王朝一代元戎的岑彭，就这样在灭蜀之战中以身相殉。

　　后来，刘秀削平各地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中国，又开创了汉家天下150年的国祚，而岑彭子孙，世受封赏，其家族后裔虽然岁有在外为官者，但在江陵津乡的地面上，却依然还留有岑家世系后世，以及部曲人丁。

　　依此而论，《新唐书》称后梁吏部尚书岑善方为“更家江陵”，也许并不确切;很可能，岑家自东汉以后，延至后梁，少说也有十多代人，便是世居江陵了。要论这种说法的起始渊源，恐怕当数张景毓所撰《大唐朝散大夫行润州句容县令岑君德政碑》。这一碑记，亦称《唐句容县令岑植德政碑》。岑植，是岑参的父亲，其所定基调，无疑对家族籍贯的确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文见于《全唐文》卷四百五，该书附注：“景毓，元(玄)宗时人。”相传此“元宗”乃是清季为避康熙“玄烨”之讳而改，如此看来，本文是唐代对岑参父亲岑植记叙最为权威的一个文本。因本书议题所系，不妨稍多引录：“君名植，字德茂，南阳棘阳人也。其先出自颛顼氏，后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辉。克定殷墟，封为岑子，今梁国岑亭，即其地也，因以为姓。代居南阳之棘阳，十三代孙善方，随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迹，寓居於荆州焉。”

　　请注意，在对岑家世系作前溯之际，张景毓直接自“周文王母弟辉”始，到“今梁国岑亭”为结，仅用“代居南阳之棘阳”一句，便完全隐去了岑善方之前家族十三代先祖、尤其是最不该隐去的征南大将军岑彭。于是，岑氏家族于建武年间迁徒古江陵津乡一节，便因此文的出现而消隐在历史的尘烟中了。

　　至于欧阳修、宋祁之所会采用一种较为“变通”的说法，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和撰写《唐句容县令岑植德政碑》的唐朝人张景毓一样——为资料匮乏所囿，这是因为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后梁国主萧詧勾结西魏派大军攻陷江陵，梁朝皇室几代人包括梁元帝萧绎本人在江陵收藏到的珍版书，在战火中被焚毁十多万册;其中，应不乏关于岑彭在江陵津乡所作所为的相关记叙——《新唐书》在修纂中所遇到的难处，当然莫过于此，于是岑善方“更家江陵”一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当孙映逵校注《唐才子传校注》“岑参”条时，就明确指出：“《元和姓纂》卷五记岑氏谱系，于“南阳棘阳”下载：后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⑾⑿⒀⒁⒂⒃《元和姓纂》成书于唐代元和七年(812)，而当张景毓接受委托，为岑参父亲的岑植撰写《唐句容县令岑植德政碑》时，沒能看到这部，以致与史实真象失之交臂。

　　“城河”的地名鱼目混珠不足为凭

　　南阳岑氏家族的首居地棘阳，在今河南新野境内。在这里，有一条南北流向的河叫溧河，历史上称棘水。战国时期，棘水是楚国和秦国的界河，河东属楚，河西属秦。岑彭出仕的第一仼公职，即为棘阳令。从眼下可见资料看，目前成员遍及海内外的岑氏家族宗亲会，似乎都忽略了岑彭建功立业的发祥地——古江陵津乡、即今天的岑河了。

　　同时，笔者也曾留意，在古代，岑河另有“城河”一说，事见清乾隆版的《江陵县志》卷之三当中，曾设一“城河”条。可是，该书的修纂者看来在拟定此条时，似乎亦终无定见，其反复掂量，难以下笔，后来便只有在该词条之下采用双行夹注的方式，称之为“城河即岑河口”;其文曰：“在城东四十里，东南会鹤穴、化港诸水，东北合白渎诸陂泽，下汇三湖附近安兴港。相传，古安兴县地，故以城河名”。 ⑿

　　再从该书卷之二十三，查“安兴县”条，其内容为：“在县东四十里，唐贞观中省入江陵。今尚有安兴桥，沿故名也。桥之水，曰安兴港;港近市，曰城河口，皆以旧县得名。”⒀

　　看来，安兴县的建制，大约只在后粱至隋这极为短暂的数十年间，到唐初贞观时期便被并入江陵。清乾隆版的《江陵县志》的这段条文，与其说具有古地名溯源的存史价值，毋宁是更为明显地展示出了岑河地形地貌的水文科学价值：在此前的若干年间，延至汉代前后，长江中游北岸地区，曾保留有九穴十三口，而鹤穴口直至明中叶方才淤堵。古安兴县东南连通鹤穴、化港的河道，东北又续接白渎来水，然后又汇注三湖附近的安兴港……这段内容的记叙，实际上是以更为醒目的水文资料，显示出岑河 “市”(城镇)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那便是它即当为当年长江经古夏水、古杨水河道，连通汉江而诸水交汇的一处物资集散地。

　　据比即可理解得到，东汉大将岑彭率大军驻囤于此，数年间威逼湘粤、西击巴蜀，并修造战舰，调集水军，若非此地据有这样好的水运条件及地理区位，那显然是无法想象的天方夜谭。

　　据《后汉书·岑彭传》记载：建武九年(公元33年)，蜀国国主公孙述派部将任满、田戌、程泛率领几万水军，乘船舰下江关(今四川奉节县东)，击败当地汉军，再攻夷道(今湖北宜都)、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二地，克荆门山、虎牙山(今湖北宜昌东南隔江相望之二山)。蜀军在江面上架起浮桥、斗楼，并在水下立起攒柱(密集的柱桩)，断绝水道，而大军则在山上安营，以抵拒汉兵。当此强敌压境之时，岑彭抓紧操演水军、打造船舰，全力准备迎战来犯之敌。“于是，装直进楼船、冐突、露挠数千艘”，也就是大力发展造船业，并建造出包括直进楼船、冐突(船名，取其触冒而唐突)、露桡(船名，取其露楫在外，人在船中)在内的不用类型的舰船数千艘，做好了大举进攻蜀地水军的准备工作。

　　两年后，即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当岑彭将要与众将合兵一处，西上伐蜀时，便又聚集军力，一时间，“南阳、武陵、南郡兵发，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指(临时借调到的水军)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⒁

　　从上述两则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岑彭率部所囤驻于江陵的津乡，后来便因安兴县的设立和省并，便原有的地名出现了更移：新地名乃是依照以望族姓氏为其地命名约定俗成的惯例(如后世遍及华夏南北大地的石家庄、张家窝篷、李家堡、宋家湾等)，取岑彭之 “岑”以为衔;其后再依其地貌为当地所施加的绝大影响，缀之以“河”，故经过了漫长时光的淘洗之后，这个“岑河”地名也就一直沿用至今了。

　　至于“城河”一说，恐为后人因一度曾设安兴县而附会，所以不足为凭。

　　家族血案令岑参抱憾终身

　　祖籍南阳棘阳的岑氏家族在岑河消亡之时，应当发生在唐初岑家岑长倩、岑羲叔侄连遭两次大难的同时：一是武则天诛杀岑参的伯祖父岑长倩及其满门男丁，二是唐玄宗为籍没岑参的堂伯父岑羲之家，所采用的无情手段，或捕杀、或系狱，酷烈残忍，以至留在岑河的全族人口惊惶逃窜，风流星散。

　　当年，岑氏是地方上的一大望族，岑参成年之后，曾写《感旧赋并序》，描绘唐太宗时代的岑门荣耀：“朱门不改，画戟重新。暮出黄阁，朝趋紫宸……列亲戚以高会，沸歌钟于上春，无大无小，皆为缙绅。愚愚昂昂，瑜数十人。”依照诗中写实般的描绘，可以想象得到那种华贵与气派，是何等的恢宏壮观!然而，一旦噩运降临，血光盈门，岑氏家族即即遭灭顶之灾!

　　唐初的宫廷生变，往往是血腥遍地，连宗室贵胄皆难幸免，何况一般大臣的父母儿孙?据说，岑羲事发之际，大约为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岑参方才两岁，当时发生于老家岑河的许多现场情景，都是他兄长事后说给他听的。于是，出现于诗作当中的惨状，便充满了极大的惊恐与惶乱。那便是是：“既破我室，又坏我门;上帝懵懵，莫知我冤……泣贾谊于长沙，痛屈平于沅湘……昔一何荣矣，今一何悴矣!”

　　岑羲被唐玄宗满门抄斩后，家族旁系子弟均遭放逐，这些楚地罪囚在如狼似虎的军卒与衙役的驱杀下，唯有四处逃窜，方可幸免一死。当在写出这样诗句的时候，肯定是浑身颤抖，心在滴血：“云雨流离，江山放逐。愁见苍梧之云，泣尽湘潭之竹。或投于黑齿之野，或窜于文身之族。”⒂

　　诗中提及的黑齿部族，是传说中的南方蛮族一脉支系，其族人惯于用漆树的汁液把牙齿染黑，使之面目怪异，让外人望而生畏，以求保全自己;文身部族之族人即在通身上下涂上各色树胶，以便潜伏于林莽之中狩猎……岑家子弟为避乱而远走他乡，以致与“黑齿之野”、“ 文身之族”等少数民族的人们为伍，此前世世代代生活在岑河的岑氏家族成员，自此全体消亡。

　　成年之后的岑参曾在《感旧赋》的序言部分中这样自叙说：“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这里说到的嵩阳，指河南嵩山之南的乡野之地。据说，是他父亲岑植在为仙州(河南叶县)刺史时，曾在那里置有一处别业。故一旦家族蒙难，岑植便把全家人隐蔽到嵩阳。岑参他们兄弟几个在那里隐姓埋名生活了几年，所以方才逃过这场浩劫。

　　家族骇人听闻的悲惨故事，终其一生影响着岑参。当他备尝艰辛，两度戍边，分别在安西和北庭的边帅幕府中投力报效，尽阅大漠风物之际，只要听说有朋友前往荆南，他都会去送行，并写诗为纪，以缅怀远在千里之外的故土家园。

　　比如，在《送周子落第游荆南》一诗中，诗人无比深情地写道：“足下复不第，家贫寻故人。且倾湘南酒，羞对关西尘。山店橘花发，江城枫叶新。若从巫峡过，应见楚王神。”⒃据陈铁民、侯忠义先生考证，此书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而这时，岑参已是年过半百了。看得出来，当时任考功员外郎的岑参听说来自湘南的落第学士周某人将要途经故乡荆南，回归老家时，不胜感慨。他对故乡的记忆实在是太遥远了，可那也毕竟是祖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啊!大约是从兄长讲的家族往事中，知道那一带到了春复之交，会是一番“山店橘花发，江城枫叶新”(唐、宋之际，许多诗人如张九龄、杜甫、陆游等，都在其作品中有过类似的描绘)的清新景象吧;他交待即将远行的友人，若是“从巫峡过”，可一定要去瞻仰一下神话当中楚王的遗址阳云台啊……

　　看得出来，岑参自从在幼年间随家人逃离故乡荆南之后，一直羁旅不定，四海飘泊。可能是由于老家早就没有了家人，也可能是由于宦游羁旅，未得空闲，总之是终其一生，成年之后的他，就再也沒回过故乡荆南。

　　晚年的岑参终于仕途有望了，在友人的推举下，他被朝廷委任为嘉州刺史。可惜，只因此时蜀中大乱，他一介书生未及接印理政，便在战乱中流离失所、惶惶然难以安生。

　　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70年)冬，岑参苦累一生，未及稍得休闲，即逢大限已到，最后于客死成都，殁年55岁;而在他的老家，曾经显赫非凡的南阳棘阳岑氏家族，此间也就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地名——岑河。

　　倒是在当年自岑河逃离、一头扎进与“黑齿之野”、“ 文身之族”等少数民族为伍的岑氏后人当中，时至清末便走出一位曾任云贵总督的朝廷重臣岑毓英。岑毓英与他的儿子岑春煊这对父子名人一度叱咤风云，在晚清政坛上着实“火”了一把，以致岑氏家族在此后走向海外的发展进程中，真正获得到占风气之先的大好机遇。

　　目前，流播海外的岑氏族早已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亦足以耀祖光宗了。

　　注释

　　⑴、⑺.中华书局《唐才子传校注》(傅璇琮主编)，1987年5月第一版，第一册第439页

　　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五分册，《旧唐书》第304页

　　⑶、⑸.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463页。

　　⑷.清乾隆版的《江陵县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⑻.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二分册，《后汉书》第74页

　　⑼、⑽、⒁.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二分册，《后汉书》第104页

　　⑾.中华书局《唐才子传校注》(傅璇琮主编)，1987年5月第一版，第一册第440页

　　⑿清乾隆版的《江陵县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第334页。

　　⒀同上，第1039页。

　　⒂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437页。

　　⒃同上，第287页。

　　据《闻一多唐诗杂论》，即闻一多先生考证认为，首先，东汉开国征南大将军岑彭，为汉光武帝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他既系岑参一支家系的始祖，又是将南阳之棘阳之岑氏家族携至荆州的第一人。闻一多先生还考证认为，因棘阳岑家为周文王异母弟耀之子渠的姓氏(武王封其为岑子)，故其后人“从其旧望”，历来皆将籍贯填报为南阳之棘阳;事实上，当东汉岑彭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 岑彭率军南征，平定荆襄并驻军津乡(沙市区及岑河镇在东汉时期的古地名)以来，荆州一代便有南阳之棘阳的岑氏家族在此生息、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