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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的人不是“迷信”的问题，是“不信”的问题。“民间信仰本身在变化，大家不相信干了坏事会被雷劈。原来农业社会时人是真信，现在心里不信了”，葛剑雄说。

　　悼屈原还是送瘟神?“1941年抗战之际，部分诗人出于时局需要，鼓动重庆国民政府‘移风易俗’，把端午节更名为爱国的‘诗人节’。政治大员、文人学士热热闹闹过了几年，到1948年就不了了之。”北京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陈连山在“屈原与时代精神”研讨会上说。

　　2010年6月7日，在中华文化促进会和武汉东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举办的这个研讨会上，专家们为要不要把“屈原”、“端午节”、“爱国主义”这三者联系在一起，发生了争论。

　　首先是“屈原”和“端午”孰先孰后的源流问题，这个学术上已有定论。

　　国家博物馆宋兆麟研究员提供的端午节早于屈原的考古学佐证是：广西左江春秋到东汉时代的岩画，有划龙舟活动的画面，湖南出土的春秋时代的铜钺上也有龙舟图。

　　在端午节的细节中，甚至粽子在历史上一开始也不是在端午吃。唐朝端午放七天假，吃粽子是在夏至，端午把夏至吞并了以后，才在端午节吃粽子。

　　其实，传统的端午节，也不只是现在我们看到吃粽子和龙舟竞渡，它的主要内容一直是“辟邪”，这在科学层面就是防病治病。采集百药，悬挂艾草、菖蒲，用艾草水沐浴，身上挂香囊，额头用雄黄酒写“王”字，这些过去在农村很常见的所谓“辟邪”习俗，都跟卫生有关。至于端午节送瘟神，则是用法术来解决卫生问题。

　　“这就难怪民众的端午节总是招致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改造了。知识分子对端午节的意义阐释一直与民众存在分裂。”陈连山说，学者们一边公认端午节的起源和本质与屈原无关，一边却又执著地坚持后起的屈原传说是端午节至关重要的部分，理由是“屈原传说为端午节增添了爱国主义思想”，屈原正在成为端午节的“准信仰”。

　　接下来是端午节与屈原的“理论联系”了。

　　“端午节本是南方传统生活习俗，它的历史远在屈子生活年代之前，是农业社会青黄交接之时的一次生活盛宴，由于屈子投江正值端午，所以传统民间习俗又被赋予了历史人文内涵。似乎民众的节日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它的宏大叙事或社会影响力。”中国艺术研究院吴祚来对这个后来“嫁接”的传统并不以为然。

　　端午节的爱国主义逻辑专家还要厘清的是“屈原”和“爱国”的关系。

　　评论家鄢烈山认为，屈原是楚国贵族，当楚怀王不用他时，他并没有“死忠”于楚国。他把带吴兵灭楚国为报父兄之仇的伍子胥引为同类，在《涉江》篇中说：“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在《离骚》中一唱三叹：“何所独无芳草兮，余何怀于故宇?”

　　屈原投水也并非殉国。他反复表达了自己对离开楚国的打算，他是对人世绝望了。所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民生’似乎不是后人比附的‘老百姓’，也可解释为‘人生’。”

　　“屈原心忧的是天下而不是国家，那时还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

　　把“爱国主义”嫁接到“屈原”身上，再把“屈原”嫁接到“端午节”上，这中间拐了几个弯。

　　另外，端午节纪念屈原不是普遍的。“湖北、湖南是用端午节纪念屈原，而江浙一带是纪念伍子胥、越王勾践、介子推、陈临等，不一而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夏日新说。

　　“不应该仅仅是‘七节’，中华民族不只是汉族，56个民族大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像古尔邦节、雪顿节、泼水节等，我们认为都应列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写进日历。”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王石综合学者们的意见说，在西安发表的《庚寅纪要·中华民族七大传统节日的核心价值》，对这一点将有所表述。“七节”是指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委等部门公布的七个传统节日：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其中春节、清明、端午、重阳四节被列为国家法定假日。

　　党委书记扮演“春神”“节日搞得再好，死一个人，功劳全没了。”武汉东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巡视员王大军说，安全是最重要的。

　　2010年6月5日至16日，武汉东湖举办第二届湘鄂端午龙舟赛，邀请湖南、湖北两省的龙舟队来比赛。

　　为了安全，管委会规定渔民在比赛时间不能到划定的湖里打渔，误工的经济损失由政府补贴。“2003年我统计中国的节庆已经达到5366个节日，现在可能上万个节日了。西方是有钱就可以办节日，如慕尼黑啤酒节，中国是有钱也不能搞，必须由政府主导。因为大型活动都牵涉到安全工作。”原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说，他出版了两本关于节庆的书。

　　现代节庆出现快，变化也快。王重农曾注意到，万荣县政府网站曾宣传该县“以笑兴县”，县委书记带头讲笑话，笑话是生产力;宁阳县曾提出“以蟋兴县”，该县历史上有斗蟋蟀的记载。“领导人更迭，后任县委书记否定前任确定的产业方向，节庆就跟着变化了”。

　　在中国，政府在所有现代的节庆里唱主角，也在所有传统的节庆里唱主角。

　　宋兆麟曾经目睹这样一幕：某地开耕有“鞭春牛”风俗，仪式是由一人扮演春神，把纸做的春牛打碎，宣布春耕开始，万犁齐下田。那个春神是由当地的镇党委书记扮演的。

　　浙江象山开渔节有祭祀妈祖的传统，当地政府一度出面公祭妈祖，有排场有声势，但百姓反响冷淡。后来政府办政府的开渔节，百姓祭祀自己的信仰神，渔村的祭祀妈祖仪式办得符合自己的心灵需要。

　　“我们的地方公祭活动，成了传统文化搭台，领导念稿，电视转播，徒有一时场面上的热闹，如果仅仅为了地方影响力或招商引资，节日的意义就失去了。”吴祚来说。

　　在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凌峰的经验里，台湾也有公祭活动，但不能花纳税人的钱，财政没有这一笔预算。

　　“清明节‘国家’遥祭黄陵是从蒋介石传下来的，阿扁停了八年，小马又恢复了，还春秋两祭。”凌峰说，“公祭时，‘总统’和‘内政部’的人到忠烈祠，上香，献花，致祭词，公祭仪式简单，场面隆重。但是绝对没有歌舞，没有晚会。大陆有些人热衷晚会，是因为其中有既得利益。”

　　大陆也不是没有民间办的节日，尽管不是特别纯的民间。如上海师大女子学院和同济大学女子学院5年来联合过“三月三”女儿节，现在推广到全上海。“三月三在汉族地区几乎消失了，但我们从傣族泼水节、畲族三月三汲取灵感，女儿节引导女性当巧手。日本就是巧手民族，人人学拿筷子。”上海师大翁敏华教授说。

　　王石认为节庆产业不用政府主导，市场自会主导。就以端午节礼品来说，“庆阳香包厂，一年一个亿，厂长比我们干劲大;五芳斋的热粽子，排队买。”但他觉得节庆产业中的礼品是薄弱环节，要么“傻大粗”，要么“炫富”。中秋节做豪华月饼，红木盒子装鱼翅、燕窝、鲍鱼月饼，“十五是月饼，十六是垃圾”。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金坚范把节庆礼品的粗俗归于“想象力和创意的贫乏”：中国瓷器曾经享誉世界，今天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下，原因不在材质，看看“梅兰竹菊”的图案沿袭两千年依然故我就知道了。

　　没有信仰的节日2010年6月16日，屈原祭祀仪式在东湖举行，这是中国端午节申报“世界非遗”成功后，屈原故里端午节的第一次祭祀。楚服，楚乐，祭台供三牲，焚香如仪，6米高的屈原石膏像下，20名小学生朗诵《离骚》，武大国学院80名学生行古礼，主祭官诵祭祀文，抛掷粽子于东湖浪中。“祭祀是传统社会里的信仰行为，屈原的想象力驰骋天地间，往来神鬼界，如何使祭祀仪式神圣庄重并富有诗意?”吴祚来问，“如果心中无神灵，精神无崇拜，祭祀就成为摆设。”“春节对于中国民间来说，最重要的是祭祖，其次才是合家团聚。”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但辛亥革命以来，主流思想否定了民间传统，解放以后的政治运动将祭祖一类列为封建迷信。这样，作为传统节日的基础的信仰被摧毁了。“与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长盛不衰形成对照，中国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门槛，大多数传统节日却已式微，或名存实亡，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节日失去了信仰的支撑。”

　　凌峰也认为，在台湾，春节的祭祖是最重要的。

　　“在台湾，年三十，子女黄昏要上山接父母灵魂回家，上一炷香，代表香火不断。桌上家里摆着列祖列宗牌位，供蔬果、鲜花、三牲。所有家人磕头，心里念叨，爸爸妈妈回来过年啊。”

　　凌峰认为这个仪式很隆重，且要有心。“所有不出五服的子侄，给长辈磕头后，老人家发红包，现在改为发巧克力，因为发红包对穷人是一个负担。中午到路边，摆上酒水，向原祖原乡献祭，也为客死他乡的往友烧纸，这是义气，让他们的灵魂也可以回来。这样做更多的是净化心灵，一心向善，让街上游走的亡魂，得到安顿。”

　　在凌峰的记忆中，年被叫做“忙年”，年是连续的。

　　“初二叫送年，举行家祭，朋友拜年。人与人平时关系复杂的，朋友间有矛盾的，穷人富人之间因资源再分配过程中有心态被扭曲的，利用这个机会和解，转化矛盾。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一片吉祥，积怨、不愉快、隔阂借助过年能够解除。”

　　凌峰印象深的还有元宵节晚上放风炮，基隆在海边放天灯，祭奠父母，每家每户都出动。

　　年节的祭祀仪式深深地刻在凌峰心里。“烧香是代表薪火相传，鞭炮换成电子鞭炮，只上一炷香，没有污染，节庆和时代相结合做了很好的审美转化。至于敬祖宗牌位，是心有感恩，慎终追远。五四时代反传统，没有对传统进行梳理，没了解背后深刻的内涵，泼脏水时把孩子一起泼了。”

　　凌峰看到，面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大陆的意识形态还没有解释能力”。

　　葛剑雄也从自己的研究中看到“解释”的困境：传统的信仰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鬼神吓唬不了无神论者，唯物论者对心灵的祈求会无动于衷，这就需要寻求“新的信仰”，也需要将传统文化中还有积极意义的信仰赋予新的内容。他的“新信仰”是，比如让青少年参加“植树节”，通过亲手种树的“仪式”固定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意识。“信仰不需要弄明白，信仰是通过仪式来巩固的。”他说，虽然很多民间信仰是迷信，但他劝告政府官员慎用“迷信”字眼。

　　葛剑雄感叹的是，其实现在的人不是“迷信”的问题，是“不信”的问题。“民间信仰本身在变化，大家不相信干了坏事会被雷劈。原来农业社会时人是真信，现在心里不信了。”

　　凌峰在大陆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时跑了很多地方，他最忧虑和感伤的一点是，大陆一些寺庙“敛财”。“台湾宗教只是法人管理，台湾各大山头，没有一个收门票的，佛光山斋饭随便吃。”

　　凌峰说，要相信民间很有智慧和能力。他笃信“中国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也有独一无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