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看穿一个人，只需要7句话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
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
“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
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
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
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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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