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古文

　　人生在世，路途漫长，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有人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只管端坐席中，把盏举杯，暂且丢开眼前的失意落魄，在一壶酒中解忧去愁，离明天的日出总还有一段时间，不妨先将脚伸直了睡一觉。

　　发出这般高论的，是唐末诗人罗隐。

　　罗隐是个怪人，文章也写得有意思，比如他在正月初七的立春日，饮了一点小酒，信手涂鸦，“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根是今日”，令人发笑，又显得别出心裁，匠心独具。

　　从老家杭州来到长安，因为诗笔峻拔，罗隐的名声很快传布开来。宰相郑畋的女儿十分喜欢他的诗，常常捧读其诗，吟咏不已。一次罗隐应邀到相府做客，那位名门闺秀听说自己心仪已久的大诗人来了，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偷偷隔着帘子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罗隐一副清瘦貌古的样子，立即将郑大小姐吓退，再也不愿意读他的诗了。

　　文章写得挥洒自如，但罗隐的运气却并不好。从20岁开始进京考试，原本指望蟾宫折桂，雁塔题诗，可在长安城里折腾了十多年，连赴考场，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才气过人，却屡试不中，究其原因，就因为罗隐的性子太直，讲话太直，下笔不留半点情面。

　　譬如一场大雪，别人首先想到的是瑞雪兆丰年，可罗隐却不这么看，他看到的：“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是长安城里流离失所的百姓，沿途讨乞的贫民，对于富贵之流在高堂大屋里的雪夜豪饮看不惯，发出了“为瑞不宜多”的呼声。丰收又如何?沉重的赋税，已经压得种田人喘不过气来。

　　生逢乱世，多事之秋，聪明伶俐的人遇到事情总是绕着走，罗隐不但不言瑞，而且逆流而上，处处锋芒毕露。

　　《北梦琐言》里讲了一则逸事。有一次，罗隐在船上遇到一位官员，口出狂言：“这是哪朝的官啊，我用脚指缝夹笔，也可以顶他们几个写的文章!”

　　唐昭宗有一个玩乐的项目——耍猴。耍猴人奉旨，带着猴子上朝。小猴子穿上朝臣的衣服，上蹿下跳，模样可爱，让人笑疼了肚子。唐昭宗一高兴，便封了耍猴人“孙供奉”的官职，并赐五品官才能穿的朱绂。

　　罗隐得知这件事后，心里气不过，就写了一首《感弄猴人赐朱绂》，说自己辛辛苦苦，熬灯着火，也没考上进士，混个一官半职，弄猴人却这么轻易便能升官，真是匪夷所思，还不如买只猴子来耍耍!

　　这样一来，似乎更难让贵人赏识。虽然才高八斗，但在当政者的眼里，罗隐是个令人头痛的角色。唐昭宗听说罗隐的文名，准备录用，不料几位大臣却纷纷进言：“罗隐虽然有才，就是爱乱说话，明皇那么圣德，都被他讥谤过，我们这些将相臣僚，能免得了吗?”并以罗隐讥讽唐玄宗的《华清诗》引为佐证。那位在船上被罗隐嘲笑的官员也适时地站了出来，愤愤不平地告了罗隐的状。唐昭宗只得作罢，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无官无钱，但罗隐有一支笔。这支笔，可以让他躬耕于文房之间，纵横捭阖。罗隐走进了一个精神自由、不受羁绊的文学王国，他以无畏者的勇气，投入到自语自话的创作之中。出身下层，可以直视民间发生的种种苦难与悲剧，他以诗人的良心，保持着一腔正义，笔指历史，墨描时事，下笔无情，鞭挞不止。

　　后来，大唐王朝覆灭，后梁的朱温点名邀请他去做官，他却谢绝不去。文人的骨气，有时候比那些平日看似忠心耿耿、见势不对又立即扬帆转舵的人，要硬得多。

　　罗隐置身于道德的批判席上，甚至将笔锋指向了更为深邃的历史深处，采取了最为严厉的骂阵方式，向统治者宣战。

　　他在《铜雀台》里骂曹操，在《筹笔驿》里骂刘禅，在《焚书坑》里骂秦始皇，在《炀帝陵》里骂杨广，在《帝幸蜀》里骂李隆基……骂得痛心疾首，骂得呼天抢地，骂得毫不留情。而在《谗书》里，罗隐更是放开了喉咙，以小品文的形式，纵横驰骋五千年，笔下生烟八万里，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

　　罗隐的笔下，有太多的刺目之语。黄巢用刀枪剑戟的民间武装力量揭竿而起，击中朝廷的要害;而他则是以笔为刀，挑落了这个破败王朝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历经数十年考场奋斗，半生不振，罗隐真正是屡败屡考。一直考到五十多岁，还是没有混上一官半职。据《唐才子传》载，他当年赶考时路过钟陵，遇过一个叫云英的青楼女子，若干年后重逢，那女子调侃他：“罗秀才尚未做官吗?”罗隐一笑，作诗相赠：“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流落于府幕之间，罗隐早已看透世情，以哭为笑，以悲为乐。

　　55岁时，罗隐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故乡。在杭州，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吴越王钱镠。钱镠见贤思齐，求贤若渴，宽容地接纳了他，而且奉为座上宾。

　　钱镠十分赏识其才能，让他做了钱塘令，又先后表迁为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著作佐郎等职。私下里，钱镠对他也是关怀备至，罗隐成了钱镠幕中十分得力的谋士。钱镠刚刚被朝廷封为节度使时，命人上表谢恩，奏章中极言浙西富庶。稿子到了罗隐那里，没有通过。罗隐认为，如果向朝廷称富，很容易引起注意，而且朝廷一定会加重本地的税赋，如此一来会适得其反。钱镠点头称是，请他重新修改。罗隐恰恰相反，盛言浙西贫困，避免了此后朝廷的搜刮。

　　因为目睹了下层的艰辛不易，罗隐仍然坚持“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的处事风格。对于穷苦人，罗隐也总一副古道热肠。他曾经帮助一个笔工赚取黄金千两，也曾以诗劝谏，巧妙地免除了江浙一带民众的捐鱼税。当他得知西湖渔民每天都被要求送几斤鱼到钱王府，而渔民们对此苦不堪言时，心中颇不平。恰巧钱镠请他在一幅垂钓图上题诗，罗隐也就不客气，以诗为老百姓说话了：“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

　　钱镠还算开明，看到罗隐的诗以后，很快会意。一首诗，为渔民们免除了捐鱼税。罗隐的本领，远远不止写几篇骂人的诗文。吴越之地，在五代十国的战乱频仍之际，始终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这其中罗隐辅佐钱氏的功劳，也委实不小。

　　对于钱镠的尊重，罗隐是发自内心的。他老来有许多赠诗，对钱镠的知遇之恩作了深情的回顾与表白。罗隐的后半生，正是在钱镠的关心和庇佑下得以悠然生活，以77岁的高龄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