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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网络上有“宋高宗力挽狂澜”、“岳飞是军阀该杀”、“秦桧主和是为了人民福祉”等说法流行，有些人这么看单纯是以皇帝自居，只站在皇帝的角度看问题，既不值一提也不值一驳;另有一些朋友则是受到了宋高宗和秦桧扭曲后的史料的影响，被千年前的奸君邪臣带了节奏，其间的种种曲折，大司马将在本文中予以厘清。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皇帝发动战争都是为了借助战争来集中资源，统一事权，光明正大的加强权力，残害社会，大臣反对战争则是为了减轻赋税，有利于百姓福祉，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具体的历史还需要具体的分析，不能轻率的贴标签，南宋的历史在这方面尤其复杂，需要仔细考量。

　　宋金对峙的不同阶段，同一群人的选择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一个人态度上主战主和不是重点，其主张背后的逻辑才是重点。主战有可能为了借战争抓权，也有可能是为了改善政治;主和有可能是为了休养生息，也有可能为了更方便的残害社会。所以只有厘清具体的史实而不是只凭态度取人，才能理解王应麟的那句名言：

　　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

　　宋高宗到底是个什么鬼?

　　宋高宗赵构，为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九弟，禅位后被尊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最终谥号“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坊间一般称之为“九妹”、“完颜构”、“臣构”。我们可以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整体上盘点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赵构在宋徽宗诸子中排行第九，其母韦氏长相一般，也不受宠，正常情况下赵构不可能继承皇位，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北宋末年的赵构也就在京城安心的当一个太平王爷。

　　然而太平王爷也不都是一个样，九大王赵构性格暴虐、心胸狭隘，做王爷做得相当荒淫，以折磨婢女为乐，声明狼藉，口碑比贤德的景王赵杞要差得远。不过另一方面，宋太宗以来，宋朝皇室文化水平都很高，赵构也不例外，人也聪明，政治智商颇高，另外暴力男身体一般不错，赵构据说能拉开一石五斗也就是几百斤的弓。这两个方面的特质构成了他日后当皇帝的基调。

　　正因为不受宠，所以金军第一次包围汴京时，赵构第一个被当成炮灰，被派去金营议和。《宋史》说他在金营表现抢眼，金将斡离不被他震住，要求换一个亲王来，全不可信，因为表现抢眼只会让金人把他扣押。实情是赵构咖位不够，金人知道他不受宠，要求换地位更高的肃王赵枢过来。

　　金军第二次南下，宋钦宗又拿他当炮灰去出使金营，不过这次走到磁州，被对宋金议和不看好的宗泽留下了，不料本来很有希望守住的汴京城因为宋徽宗父子乱搞“六甲神兵”，被金军乘乱攻破，宋朝近支宗室被金人一锅端，带去北方，只剩他一个人在中原，于是赵构顺理成章的被拥戴成皇帝，建立起南宋王朝。这不是说赵构多么有个人魅力，导致天下归心，而是大家不甘于金人傀儡的统治，要复兴宋朝的话，没有其他可选的人，只能立他。

　　赵构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恶棍

　　有些朋友以为，宋高宗在北宋灭亡后，能够复兴宋朝，并且跟金人形成对峙，跟南明相比强得不是一点半点，真可谓中兴社稷、力挽狂澜，虽然后来没能收复失地，但他已经尽力了。这个是把两宋之交的历史看得太简单化了。

　　宋高宗即位的时候，南宋的形势其实比较好。

　　这有几个原因，首先，北宋末年宋徽宗固然胡作非为，但跟明朝几百年如一日的残害社会相比还是要好不少，而金人统治还不如宋朝，可以说“人心思宋”，这从金人南侵大部分城市都要血战之后才能打下来，且占领区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可以证明，而明朝已经搞得天怒人怨，满清入关后基本上传檄而定，后来那些激烈的抵抗是因为满清丧心病狂的搞剃发令激起来的，不然不会有多少抵抗。

　　其次金人内部还是军事贵族制，自己都没想好怎么处置宋朝，像完颜斡离不和完颜粘罕就有和战之争，后来完颜挞懒和完颜兀术一样有和战之争，另外占领区的起义也令金人十分困扰，所以他们倾向于立傀儡来统治汉地，于是一立张邦昌，二立刘豫，都是让傀儡来处理麻烦事，自己收钱就好。这跟满清已经基本完成中央集权，皇帝或摄政王的个人意志能够畅通无阻很不一样，满清头目如果决策灭明就可以调动一切力量。

　　最后就是宋朝的军事制度虽然低效，但跟明朝开国百年就军制崩溃只能靠临时性的措施救急还是很不一样，北宋灭亡时，宋朝最精锐的西军虽然在入援东京、太原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实力尚存，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关陇也还在宋朝手里，日后西军在川陕的战绩也相当夺目。而金人退走后，宗泽镇守汴京，有效的整合了大量溃兵和民间义军，多次击败来骚扰的金军，把汴京经营得固若金汤。

　　这个时候民间是真心拥戴赵构，而金人占领区义军蜂起，占领极不稳固，金人自己也三心两意，形势可以说是一片大好，如果赵构进入汴京指挥抗金，不说完全收复失地，守住黄河以南，徐图恢复还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赵构枉顾宗泽还都东京的呼吁，少年纨绔气质不除，逃到扬州，天天醉生梦死，导致宗泽在绝望中病死，死前还三呼“过河”。

　　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

　　金人本来立了张邦昌当傀儡帮自己收钱，现在一看赵构重新掌控了中原，就不乐意了，再次南下。这次金军也不是奔着占领宋朝土地来的，而是想要抓获赵构，断了赵家皇室的根，好让自己的傀儡能够顺畅的统治。

　　宗泽死后，赵构新任的东京留守杜充没有能力和意愿团结各路人马，使宗泽整合的可用之兵重新成为盗匪，对河北义军也不支援，坐视其被金军剿灭，于是建炎三年(1129)金人再度南下时杜充自行放弃汴京，导致中原彻底沦陷。金人突袭扬州，把赵构吓成了阳痿，追得赵构坐船逃到海上。

　　因为金人无意占领汉地，把赵构赶到海里以为他就没能为了，于是立了傀儡刘豫，建立伪齐以后就回去了。等到赵构航海回来，应该说变成熟了，知道求金人不来打自己没用，还得有实力保护自己，让金人忌惮才行，于是在军政上开始有了一系列举措，收拾残局。不过这个残局原本是赵构败坏好局造成的，最终能够收拾起来并没有什么功劳。

　　岳飞是军阀吗?军阀就该杀吗?

　　因为大好局面被赵构自己败坏，导致大量溃兵南下，形成江南百万军贼，赵构虽然没有认真抗金但依然借军备名目横征暴敛，又导致义军蜂起，还有金人和伪齐刘豫的威胁，赵构合法性和实力都受到巨大打击，再不用点心江山社稷和自己的性命都不保，于是赵构开始认真研究应对之方。

　　这时天下秩序在靖康之难后二度崩溃，赵构实际控制区很小，实力也很弱。为了生存，建炎四年(1130)，赵构采纳范宗尹的建议，对边境上朝廷无法掌控的军头大开空头支票，除茶盐之税外其他商税全部归地方军头所有，税收除上缴朝廷固定数额外全部归军头支配，军头可以任命并奖惩辖区内州县官员，朝廷不轻易任免军头，战功大的还允许世袭。这样一来原来有可能投降伪齐或者已经沦为军贼的军头纷纷为赵构所用，因为军政财权统一其战斗力也有所提升。

　　但这些军头一般就管两三个州，辖区不大，力量有限，战绩也不够理想，在伪齐和金人的威胁下，赵构不得不想办法提升战斗力，扶植忠心较可靠的将领如张俊、岳飞、韩世忠等人，减少文官对他们的干扰，鼓励他们收编各地的军贼和义军以增强实力，扩大其辖区并且固定下来，不轻易互换防区，至绍兴四年(1134)，最终形成诸大将统兵的格局。

　　也就是说，岳飞也好，韩世忠也好，吴玠也好，甚至张俊、刘光世也好，其“军阀化”本是赵构败坏好局以后为了救火自行鼓励的，鉴于“军阀”这个词已经污名化，或许我们可以改用“藩镇”一词。那么，藩镇就不好，就一定该杀吗?

　　我们知道，唐代的地方藩镇除去河北三镇之外，都是唐廷自设的，为什么?就是为了平乱需要增强地方战斗力。唐朝离封建制浓厚的南北朝不远，尚有这样的胸怀，而唐代的藩镇也确实在平乱和抵御少民方面表现出色。唐代地方藩镇的最终失控也不是因为地方实力过强，而是因为唐朝中央烂掉。

　　唐代藩镇是国防的重要保障

　　同理，地方州县藩镇化对南宋的国家和社会来说也是巨大利好，首先，得到辖区内全权的诸将战斗力大增，先后消灭各路军贼和流民，帮南宋削平了内乱，而且这个过程中朝廷给的军饷十分有限，经费多为诸将用经商等办法自筹，赵构可以尽情的奢侈浪费，享受民脂民膏;其次，实力得到增强的诸将在对伪齐的战争中逐渐占据优势，跟金军也能打个有来有去，其中岳飞对金军更是屡战屡胜，对抵抗外侮的水平也大大提升，保证了南宋政权的安全。日后南宋在战局紧张之时，也会在部分地区统一事权，部分藩镇化，直到宋末仍然如此，所以藩镇也好，军阀也好，并不是什么罪过。

　　然后藩镇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赵构胡作非为的制约能力。北宋初年就已收地方之权，对皇帝的制约只存在于中央，而自从宋神宗利用王安石打破朝臣的制约，加强专权以来，经过宋哲宗、宋徽宗一直到宋高宗，宋朝皇帝胡作非为无人能制，而南宋初年，军头能够对赵构的胡来进行反拨，迫使其稍作收敛，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建炎三年(1129)“苗刘兵变”。

　　赵构放弃中原，“巡幸东南”后，天天在扬州醉生梦死，宦官康履、殿帅王渊等人弄权，搞得民不聊生。金人南下时北方防线一溃千里，赵构直接逃跑，扬州百姓来不及逃亡的被金军杀死、渡河溺死极多，赵构的口碑降到冰点，民间对他极其不满，但赵构依然故我。在这种情形下，护卫赵构的西军名将苗履之子苗傅，刘法之子刘正彦在民意支持下发动兵变，诛杀宦官，囚禁赵构，立其子赵旉为帝，史称“苗刘兵变”。

　　苗傅、刘正彦根正苗红，并非小角色，也不是野心家，废黜赵构的重要原因是对其倒行逆施的不满，而两人主事后也很想对防务和民生做出改善。只是可惜经过北宋理学的发展，忠君已经作为宗教观念深入人心，苗刘的作为得不到大面积的响应，二人又是武夫，政治经验不足，被假意合作的宰相朱胜非玩残，最终被张俊、韩世忠等大将平定。

　　苗、刘二人被赵构极力污名化，其实其所作所为颇为正面，而赵构经此一难，在肆虐方面也有所收敛，并且也开始用心于军政，这就是藩镇军头对皇帝的有效制约。

　　西军名将后裔苗傅、刘正彦为民请命

　　不过以宋朝的家法、赵构的心胸，又经历了这样的兵变，对诸将自然不可能放心。主动让诸将藩镇化不过是为了生存的权宜之计，等到绍兴七年(1137)，杨幺起义被平定，南宋小朝廷也有实力北伐，算是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收诸将兵权的措施就开始了。

　　这里要强调一点，在收诸将兵权这一点上，无论是主战派、主守派还是投降派的文官都是一致的，秦桧固然要收，张浚、赵鼎也要收，其他文官也主张要收。绍兴七年(1137)，主战派宰相张浚准备用文官节制诸将军队，首先拿战绩奇差的刘光世开刀，嘴上说把淮西军交给岳飞，以获得其他军头的支持，但实际上怎么可能?最终由朝廷直接派文官吕祉接管，害得岳飞空欢喜一场，结果刘光世部下郦琼不服吕祉，发动兵变，投降伪齐，张浚的玩法过于冒进导致玩脱，自己也罢相。接下来主守派的赵鼎照样策划收兵权，用的是提拔、调动诸大将部下偏裨将领的方式，结果刚一试就被张俊顶回来。

　　张浚、赵鼎虽然谋收兵权，但还有底线、有公心，所以收权效率不高，令赵构很不满意。这个时候无底线、无公心的投降派秦桧愿意帮赵构解决这块心病，赵构自然就十分欢迎了。秦桧的办法是跟不计代价的跟金国和谈，保证一个比较安全的外部环境，让赵构不至于因为削兵权造成的动荡而被消灭。最终，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给赵构、秦桧增加了谈判桌上的筹码，让金人只能通过和谈来止损，而随即赵构就通过明升暗降，轻而易举的解除了张俊、韩世忠、岳飞诸大将的兵权。而此后，没有任何制衡的赵构、秦桧就开始花式残害社会，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成了赵构虐自己的筹码，真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悲剧。

　　赵构能够如此轻松的收兵权，得益于唐宋变革以后，社会观念发生变化，臣子单方面忠君的思想成为社会主流，不然像东晋时代，晋元帝想收琅琊王氏的权就被王敦教训并侮辱至死，唐朝想收河北三镇的权也一直难以成功。另外就是在人事、财权等方面，赵构虽然是一种放权的姿态，但吸取唐以来的经验也留有若干暗门，令藩镇将帅反抗较难。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岳飞的藩镇化是赵构促成的，而岳飞完全没有辜负赵构的扶持，与张俊、刘光世乃至韩世忠相比，对宋朝的防务作出了超额的贡献。当赵构决定收权的时候，岳飞也跟张俊、韩世忠一样放弃了兵权，并没有造反和拥兵自重的意思，到这个时候岳飞已经完全人畜无害的闲人，那赵构为什么还要杀他呢?

　　有人说这是金人指明的谈和条件，但条件是可以斡旋的;有人说岳飞进言立太子是大忌，其实当时进言立太子的人很多，武将也不止岳飞一人，这也构不成必死的原因。实际原因是两点，一是岳飞曾经在赵构许诺把刘光世的淮西军交给他北伐，事后又反悔的时候，曾经一怒而撂挑子，上庐山守孝，被赵构苦劝之后才回去掌军，赵构的心胸极其狭隘，得罪过他个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就种下了杀岳飞的种子;二是赵构、秦桧为了加强皇权，宰割社会，无罪杀一个大将可以立威，能让百官不敢说话，减少他们胡作非为的阻力。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就因为赵构的报复心理和玩弄权术，英雄盖世的岳飞没有任何罪过却惨遭杀害。对这段历史缺乏深入理解的人，或者一些更等而下之的以大帝、龙傲天自居，动不动喜欢问“是你你杀不杀”的无耻之徒还争相鼓掌说杀得好，怎不令人扼腕。

　　秦桧求和是为民造福?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秦桧。有人因为秦桧年轻时主战，就认为他晚年谋和是出于公心，这完全不值一驳，年轻人总是很有锐气，年轻时激进后来做了汉奸的多的是，比如带头火烧赵家楼的梅思平就是一例。也有人认为秦桧求和是为了与民休息，这是因为对具体史实了解不够深入之故。

　　南宋初年的政坛，在对金国的态度上并非主战主和两派而已，而是有主战派、主守派(或曰求全派)、投降派三派。主战派的主张是跟金人果断决战，收复失地，宰相中以张浚为代表;主守派认为金人实力尚强，而南方百姓因为军事负担太重，在对金策略上主张不宜冒进，可以先守住江淮，休养生息，徐图进取，与金人谈和也是可选项，但谈和有若干底线，也不反对有机会的时候出师北伐，收复中原，宰相中以赵鼎、李光为代表。这两派虽然主张有别，但其主张背后都有基于对时势认知的完整的逻辑链，所以都是有政见的、有原则的。

　　而投降派跟他们不一样，投降派的主张出发点不是对时势的认知，而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宰相中以秦桧为代表。一些朋友对宋军占优的情况下赵构仍要撤兵表示不解，最后得出宋军北伐肯定不占优的结论，实在是对帝王心术太不了解了。对赵构而言，藩镇化的军头是比金军更可怕的敌人，藩镇化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只要军力能够保证生存，则必然要以打击藩镇为第一要务，否则如果军头收复失地却失去控制，那还不如不要收复失地。

　　虽然打击藩镇这一点所有文官都跟赵构持相同意见，不过主战派也好，主守派也好，在打击藩镇的同时还要兼顾抗金事业，谋划收复失地，这就让他们打击藩镇时有所忌惮，不够有效率，而秦桧这种完全的奴才，以打击藩镇为第一要务，为此不惜对金求和以安定外部环境，国防、国运可以放在一边，当然就大大的合赵构的意，于是绍兴十年(1140)赵构的最后一次北伐就成了既要击退金军以显示力量，又不能收复失地以刺激金人的骚操作，所以当取得一定成绩后，十二道金牌逼岳飞班师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赵构与秦桧可谓狼狈为奸，各取所需

　　关于宋金战争的可能结果，众说纷纭，这里不打算详论，只说说个人见解。综合时人与后人的评论，以及当时的事势来看，宋军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基本没问题;收复河北乃至燕云，有希望;直捣黄龙，消灭金国，有难度。但无论哪种结果，都比绍兴和议的态势要好得多，可惜被赵构轻易葬送。

　　跟秦桧的主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士大夫李光(越州上虞人)。李光眼见南方人民因为军事增加的税收而生活困苦，主张暂时谈和，休养生息，一度被秦桧引为宰相，襄助和议。但李光虽然同意和谈，却坚持赵构在礼仪上不能自降国格、沿边军备也不能放松，引起赵构、秦桧的嫉恨，不久就被罢相，秦桧专权后还一再受到迫害，直至死去。

　　而秦桧这类奴才既然没有政见，也就并不是什么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权势者的意见一变，他们也会像变色龙一样跟着变。到了宋宁宗开禧年间，权臣韩侂胄眼看自己打击理学、施政混乱导致民怨沸腾，就想要对金开战，转移矛盾，许多原先主和的奴才不顾金人在北方统治已稳、南宋军政混乱的实际情况，摇身一变而为主战派，结果一力推动的开禧北伐全线惨败，韩侂胄面对金人要他人头的谈和条件，不惜“与国俱毙”，让全国军民给他陪葬，最终因为众叛亲离被暗杀，由史弥远主持谈和，这些奴才们为了富贵瞬间又变回主和派。

　　所以主战派、主守派那些有政见、有原则的大臣跟秦桧这种没有政见、没有原则，只为自身富贵的奴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像东林和阉党的区别(对此有疑问的请看文末所附链接)。所以有些喜欢阉党的“铁血明粉”也喜欢投降派秦桧，看似十分矛盾，其实逻辑自洽，就是以当奴才为终极目标嘛。

　　赵构利用秦桧这样的奴才主持的谈和，能给人民带来什么福祉呢?宋金和谈以后，赵构算是收拾了自己造就的乱世，随即夺取诸将兵权，在全无制衡的情况下一反北宋宽和的政风，大踏步向秦制迈进。

　　和谈以后，南北的军事均势形成，日后南宋纵欲收复失地，也已无能为力;和谈以后，北方的军民被彻底抛弃，从此生活在金人失败的统治之下，水深火热;和谈以后，南方因为军事而加征的税收基本没有减少，只是经济发展以后老百姓能够勉强承受;和谈以后，赵构、秦桧对南宋初年的功臣极尽打击破坏之能事，赵鼎、胡铨、李光、张浚都遭到毫无道理的迫害，一代名相赵鼎甚至被迫害至死;和谈以后，赵构、秦桧对自己的胡作非为很不自信，大兴文字狱，禁止士大夫说话，甚至鼓励举报，禁止私人著史，导致士风溃烂、学风不振，与之相比，宋徽宗的“元祐奸党碑”也不过小巫见大巫;和谈以后，赵构利用理学家对王安石和王学的批判，宣布从此不许改革，虽然王安石变法是灾难，而不许改革则是更大的灾难;和谈以后，赵构建设大量文化工程，吹嘘自己的中兴圣主，垄断了对“中兴”的解释权，不许士大夫议论，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被赵构的话术欺骗，以为他真的中兴了宋朝。

　　至于秦桧与赵构谁是作恶的主谋，古往今来也引起过大量争辩。如明人文征明所言“料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是认为宋高宗是幕后元凶;邓广铭则据金人“不得无罪去首相”和赵构在靴子里藏刀防秦桧的说法，认为秦桧挟制了赵构。经虞云国先生的考察，认为秦桧之权都是赵构授予，其行事也都得到赵构首肯，所以罪魁祸首仍是赵构。

　　像金人“无罪不得去首相”一条，赵构完全可以用设立多个宰相等形式把秦桧架空，然而赵构一直允许秦桧独相，还允许他兼枢密使，至于秦桧死后，赵构对杨沂中说“朕今日始免得这裤靴藏匕首”，只不过是他惯用的甩锅之技而已，借此把自己作的恶全部推给秦桧。

　　赵构的时代，中国毕竟经过了两晋南北朝和唐宋的文明熏陶，跟秦汉相比具有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就算要胡作非为，也不能直接来，搞得像秦皇汉武那样那样狰狞，所以天资聪明的赵构发明了使用代理人来甩锅的办法。秦桧是第一个，因为好用，被赵构一直用到死，然而秦桧一死，赵构就表示要更化，允许群臣对秦桧进行批判(除了与金人谈和这一点不得批判外)，把秦桧独相时期自己和秦桧的共同罪恶归之于秦桧。

　　随后，赵构又选择了太子赵昚作为甩锅的对象，把皇位禅让被赵昚(即宋孝宗)，因为赵昚并非赵构之子(赵构阳痿后无法生育，此前生的儿子在苗刘兵变中惊悸而死，只能从宋太祖后裔中抱养)，合法性不强，所以即使即位为帝依然对赵构毕恭毕敬，赵构在纵情享乐的同时限制宋孝宗恢复失地，但他干预朝政带来的恶果却完全让宋孝宗背了锅，直到自己心满意足的自然死亡，而他建立的这种君相一体、皇帝与政府不再两分、“宰相空洞化”(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的体制，则一直戕害南宋，直至其灭亡。

　　所以，赵构实有滔天之罪。其罪之大者尚不在与金谈和、枉杀岳飞，而在于重建秦制，令华夏文明前途黯淡，说他是一个高配版的朱元璋也不过分。刘子健先生认为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还要注意两宋之间的变革，南宋与北宋相比，士风学风均明显不及，尤其北宋兴盛的儒家经学在南宋不再具有创制的精神，中国从此走向内在，都与赵构奠定的体制有莫大的关系。

　　至于秦桧，虽然只是帮凶，其罪恶不及赵构，但依然罪大恶极。作为一个读书人，秦桧对于文化整肃更有心得，他不但大搞文字狱、禁止私人著史，而且还特别热衷于为自己立牌坊，把自己打造成“圣相”，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对南宋的士风的造成了比赵构更恶毒的打击，完全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而且，即便是甘为皇帝帮凶这一点，也已经是士人中的叛徒，对于政治生态的恶化难辞其咎，这一点无论是有意的秦桧，还是无意的王安石，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故而南宋罗大经的话可谓至理名言：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