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著有《左传》《国语》是与孔子齐名的同时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历代帝王先后封他为“经师”、“先儒”、“先贤”等。
中国春秋时史学家,儒学奠基人之一。鲁国人,双目失明,春秋时有称为瞽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之一。相传曾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和《国语》。
左传》和《国语》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之一。相传曾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和《国语》。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 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有《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史学巨著。
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相传曾著《春秋左氏传》(或称 《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又著《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前453)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我国最早的国别史。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
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 '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 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 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论语 ·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 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 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孔子逝世后,左丘明为使孔子所著《春秋》流传后世,又不致其诸多弟子各按其意以致歪曲孔子本意,遂作传以释经。这就是史称的《左传》《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传》《春秋左氏传》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治《春秋》,上记隐,下至京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文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二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之人人异端,各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艺文志》载: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是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要其意,以失其事,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左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为研究春秋以及此前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各个方面,也为研究孔子,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材料。《山东通史·先秦卷〈左传〉》载:“在经学史上,《左传》是古文学派的重要经典,因其以史事讲解《春秋》而著称。它不但比《春秋》多记载了17年的历史,而且叙事远比《春秋》详细、完整、生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左传之武略》载:“《春秋左氏传》一书,实古今兵学之大宗,韬钤得失之左券也。”清周大璋《左传翼凡·例二》曰:“左氏文字,为百家之祖。国策、史汉,韩、柳、欧、苏,无不摹仿。其章法句法、字法,遂卓然自成一家言。欲读古文而不精求于《左氏》,是溯流忘其源也。”
左丘明晚年,因患眼疾,辞官还乡。还乡时,他除带回大量史料外还带回银杏一株、桑苗一捆,决意耕读传家。他亲手植下银杏,开垦了桑园,忙时桑稼,闲时教书著述。与此同时,他的眼疾也越来越重,不久即双目失明。这对于生来即于史籍为伴的左丘明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混沌一片,他曾一度绝望,拒论史实。但很快理智即战胜了忧伤,强烈的使命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其所集整理出来献给后人。于是,他把几十年来所听到见到的诸侯各国的政闻要事及君臣谋议得失之词,口述给子孙,汇集成卷,著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史--《国语》。《史记 ·太史公自序》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载:“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双纂异同为《国语》。”
晋人夏侯湛《左丘明赞》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猷,音“尤”。《尔雅?释宫》:“猷,行道也。”)。(《艺文类聚》卷二十)
夫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若不知之,
岂为人子?虽即博学,姓望殊乖,晚长后生,
切须披览,但看注脚,姓望分明,
对于左丘明墓一直有争论,有以在肥城说那是丘氏往自己脸上贴金,左丘明姓左,不姓丘,如果说姓邱那写的著作就不叫《左传》《左氏春秋》就应该叫丘传,怎可能左丘明的募会在肥城呢?有说在枣庄和兰陵二个地方的这个我认为比较真实,可考,根据宋代以前的地理志等可以得出结论。历史还是要还原历史,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也永远无法真,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还得得现原形。
枣庄偪阳国.鄫国.薛国(古徐州首府)是炎黄氏族繁衍生息之地,夏商时期形成了东夷文明,枣庄小邾国融合了炎黄文化~形成邾娄文化~班墨文化~最后形成邹鲁文化。
东夷文明就是指的枣庄区域(古徐州号称东夷之首),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灿烂文明,奚仲造车,鲁班建筑,墨子,左丘明,孔子,旬子……炎黄文化,邾娄文化,孔墨文化,最后演变为邹鲁文化。
国史鼻祖“左丘明”故里之争应该尘埃落定,是枣庄山亭区(小邾国人)。黄帝历史以及黄帝族谱都是左丘明排的,身在炎黄氏族文化区长大的左丘明能写出这样的史书在情理之中。
枣庄小邾国国君“颜友”继承了“炎黄文化”,形成“邾娄文化”,“班墨文化”“孔墨文化”最终成就了“邹鲁文化”。小邾国人“左丘明”是写黄帝的最早作者,是中国的“国学巨匠”“史学鼻祖”,他身在炎黄氏族文化区长大,继承先人的古籍,耳濡目染编写出中国最早的国史《左氏春秋》《世本》《国语》等。
《国语·鲁语上》展禽所说的“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是左丘明对黄帝至周朝的书中注解,包括黄帝族谱姓氏都是左丘明排的,可见他对炎黄氏族部落的文化了解的深厚程度。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文广新局了解到,为保护小邾国文化遗产,山亭区就已启动建设小邾国遗址公园。山亭区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的小邾国就位于山亭区山城街道东江村,2002年,枣庄市文物部门在山亭东江抢救性发掘了小邾国的六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233件,之后相继又发现了土筑城墙遗迹,由此揭开了小邾国的神秘面纱。
作为历史上具有浓重一笔的小邾国,长期以来,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成为史学界一桩历史谜案。2002年夏,枣庄市文物部门在山亭东江抢救性发掘了小邾国的六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233件,其中青铜器203件,24件有铭文。这一重大发现,为揭开小邾国的神秘面纱提供了佐证。
此外,在2003年,对小邾国贵族墓地进行全面考古勘探中,在墓地的西、北发现了土筑城墙遗迹,初步证实了春秋早期小邾国贵族墓地和早期都城所在,从而彻底揭开了小邾国的神秘面纱。同时,在发掘夯土墙体的过程中,出土了15件细石器,这些石器距今约15000年,是枣庄地区有人类活动的最早实物证据。
历经2800多年的岁月沧桑,如今小邾国已成为山亭区极具穿透力和震撼力的文化遗产而倍受世人关注。山亭区文广新局局长贾广灿介绍,为有效保护小邾国文化遗产,山亭区委、区政府将小邾国遗址公园列入2012年重点项目。根据山亭区文化发展规划,2012年3月份启动了小邾国故城遗址保护开发项目,
小邾国的历史渊源。小邾国(约公元前798年至公元前260年),距今约有2800年历史,是春秋战国时期地处齐、鲁、宋、楚等大国之间的一个诸侯国,只有在《春秋》、《左传》等古籍中略有记载。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国“邾”。周宣王时期,为削弱各诸侯国的势力,借邾国第七代国君夷父颜有功于周室,大约在公元前798年,封其次子友父于 ,因从邾国分出,后人又称其为“小邾国”。小邾国历经西周、春秋和战国,延续500余年,共袭传约15代国君,约在公元前260年前后被楚国所灭。
据史籍记载:小邾国时期,其疆域大体范围为现在的山亭区全部,向东到苍山县西部,北达平邑县、费县南缘,西达滕州市中部,南达峄城区,南北长约55公里,东西宽约45公里,面积约2475平方公里。小邾国作为山东地区著名的古国之一,在500余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经济科技发达、军事力量强大、社会文化繁荣,外交战略活跃,涌现出墨家学说创立者墨子、誉“鲁君子”之称并与孔子“同圣”的中华伟人左丘明、工匠们的祖师爷鲁班等著名历史人物,享有“东方君子之国”称号。
从枣庄市政协获悉,经14位专家学者反复论证,《左传》作者左丘明是枣庄人。历史文献记载,左丘明是我国古代春秋时期鲁国史官,著有《左传》、《国语》等。来源大众日报)
左丘明是鲁国人,史有定论。而肥城远处齐国。据考,左丘明从未仕齐,自然不会得到齐国的食邑。如真有食邑,则只有鲁国恩赐。况且左丘明仅是史官,并非鲁国卿大夫,也没有得封食邑的资格。春秋时确有肥子国,但不在齐、鲁,而在河北藁城,这一点已经考古发掘证实。
左丘明在肥城说的关键依据之一是“丘姓后人”。肥城丘姓历来以左丘明为其祖先为尊为荣,唐林宝《元和姓纂》里说:“邱(“邱”本为“丘”),齐太公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姓,世居扶风,《左传》邾大夫丘弱。扶风,汉平帝时邱俊持节安抚江淮,王莽篡位后,俊留江左,居吴兴。”《姓觹》“丘”姓下引《姓考》云:“齐太公封营丘,支孙以地为氏,代居扶风,汉时丘俊持节江淮,因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千家姓》云‘吴兴族’。”这才是丘姓得姓之源和世系的真实。
早在清嘉庆八年,丘姓就借山东巡抚铁保之力,“奏请立丘氏为左丘明之后”,但被朝廷钦定否决。
左丘明其先祖为齐国公族左公子,遂以左为姓,名丘明。左丘明先世因避齐公族之乱,遂逃至小邾国,并定居于小邾国的东蔇(今抱犊崮一带)。因承袭其先人倚相(即春秋时闻名各诸侯国的楚国“国宝”左史倚相)的渊博家学,仕鲁,成为鲁国太史官,因其学识与人格魅力,深得儒家鼻祖孔丘友善与钦慕,也深得时人景仰,誉“鲁君子”美名,并传喻两千馀年。左丘明是我国真正史学意义上的伟大史学家、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伟大历史散文家与谱系拓荒人,左丘明一生可得考证的著作有《左氏春秋》(又称《佚春秋》、《春秋左传》、《春秋内传》、《春秋左氏经》、《春秋左氏长经》、《春秋古经》、《左氏经传》、《左氏经》、《左氏传》、《左传》、《左氏》等)、《国语》(又称《春秋外传》、《春秋外传国语》)、《世本》等不朽著作。其史直接影响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及后世史学,其文直接影响唐、宋以降的历代文人与科举,其政治思想与道德理念直接影响着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的心灵,且至今不衰。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国语》、为炎黄子孙赋展出一幅春秋时期全方位社会画面;他的《世本》不止为华夏子孙稽祖溯源提供依据,也为后世谱系之学开了先河。
左丘明的姓氏、墓地、居籍、著作多有争论,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争论无不与某个时代某些利益集团需要及势力消长相关(如左丘明“肥城说”的几次消长);其历史功绩也多所湮埋。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湮埋又多来自于儒家独尊,即使左氏学说附会并屈居于孔丘之下(如儒家称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等)。凡此,将本来明晰的左丘明置于云里雾里,进而波及到枣庄人不能言左丘明就在自己的身边,不敢相信今天的枣庄就是“鲁君子”左丘明的故乡,岂不哀哉!
其不朽著作《左氏春秋》、《国语》、《世本》同样结笔于枣庄兰陵!
《山东通志》有证
乾隆《山东通志》[注1]云:“峄县,周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注2](《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二,清光绪三十年本《峄县志》同,另《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同此。卷一百二十九:“君山,在县北六十里。”。清光绪三十年本《峄县志》同)县西南十三里,左有丞相祠。晋王肃墓,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官光禄勋,肃父朗为兰陵侯,因葬此。刘伶墓,在县东北二十里,今名刘曜村,村旁半里有刘伶台,其下为刘伶河,水混白类酒……”云云,言之凿凿,件件是实,《山东通志》都明确了。
《山东通志》这部书。《山东通志》在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开始编撰,并且始具规模。清康熙甲寅(公元1674年)诏修《大清一统志》,于是《山东通志》又得再次补修,增幅达十分之三四。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皇帝再次下诏增修《一统志》及各省通志,此次增修《山东通志》的领衔总裁人为山东巡抚兼理山东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岳濬与继任山东巡抚兼理山东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法敏。自接诏到《山东通志》清稿付梓的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九月,历时达七年。这七年,用岳濬的话说,“访延名宿火第採釐”[注3],“有沿、有创、有订、有增”,“更订再三”,“缕晰条分,期于克臻醇备”(岳濬《山东通志序》)。法敏在乾隆元年进《山东通志表》中更透露,《山东通志》在最后增修成书的七年中,先后“易四稿”,且每位参与者无不怀有“任昉校仇”之志[注4],“张华该洽”之心[注5],“景《春秋》之笔”,“期雕鐫无误”,历时之长,考刊之精,在历代志书中是绝对少有,《山东通志》因而也得到后世学者的诸多赞许。明代薛应旂在《四书人物考》的写作中就极取信于《山东通志》,其中说:“往见余太史子华历证左丘明即传《春秋》者,今《山东通志》可考见云。”(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本,卷十五)薛应旂推崇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始修时的《山东通志》,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炼之后的《山东通志》则更是学界言及山东风物史情的必遵之书,必引之典,如继顾炎武《山东考古录》之后的另一力作叶佩甫的《续山东考古录》就多征引《山东通志》。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此次《山东通志》增修正值学术史上朴学(即考据学派)盛行之时,“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的考据之风充斥整个《山东通志》增修过程。而且此次增修组织得十分严密:设有总裁、提调、监理、协理、采辑、分校、督梓、绘事等八个部门,计六十六人,其中主持编写与审订者不乏《清史稿》有传的朴学老宿,负责采辑者(负责资料的考证与取舍)就有多名翰林院检讨,连承担分校(负责再次考证与校订)工作的也无不是举人或拔贡出身。更引人入胜的是此次增修特“聘顾亭林(即顾炎武)先生入局”(见《续山东考古录》孔宪庚序),可谓职分明确、协理周翔、秋毫明察、考据精到、大老执管、下笔审慎,是自明至清二百间有关山东史志的经典之作、高信度之作,也是我国地方史志中用心最丰,考据最精,影响最力的一部!其志中“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这在《山东通志》考据、编撰者心中,抑或简直就是定论。今人岂能以空穴之风视之?
现在来破解左丘明墓的所在。
如要准确指出左丘明墓的方位,则首先要断定峄县“县治”的位置。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即《山东通志》增修付梓之年)峄县县域含四个春秋时期小诸侯国的部分地域,即鄫子国(“鄫”,又写作“缯”)的西部、偪阳国的北部、小邾国全境及薛国(秦汉时昌虑县)东北部。其县域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一百六十里(见《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九),该县域最初定型于隋朝,其后县域虽有出入(如《新元史·志十四》载“至元二年,李璮为益都路行省,以其姻亲胡甲知沂州,峄州畏其逼,尽割州东二十里外与之,后遂因而不改”),但对其主体疆域并无大碍。
今考山东百余县,自秦汉以至于清,城不迁名不改者,只有历城与掖县,峄县在迁改之中不足为奇。峄县旧域自秦、汉以来先后隶属氶(又写作“丞、承”,因其傍氶水而得名)、鄫(又写作“缯”,因其含鄫子国而得名),并几次分合为兰陵郡、鄫州,县治、州治(即府县衙门所在地)多数在秦、汉时的氶城。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625年)置峄州,属益都路辖州,州治另在秦、汉时氶城东南一里处筑峄城新城,因其城南二十五里处有葛峄山(即今之天柱山,又称柱子山,见《明史·志十七》),由此得名峄城。明洪武二年降峄州为县,辖于兖州府,十八年改属济宁府。清代截止康熙、雍正年间,峄县属兖州府。一言以蔽之:清时峄城(亦即今之峄城区治)始筑于元世祖二年,位于汉氶城东南一里处,此即《山东通志》最后写作成书时峄县县治。峄县县治即今之峄城区治既已述明,那末“去县东北七十里”(《大清一统志》为“北六十里”)的左丘明墓又当在何处?今依《山东通志》可知左丘明墓就在今之君山(古称抱犊山,今又名抱犊崮)脚下。君山结纽于与孔子有着“同圣之才”的“鲁君子”(语见《史记·卷十四》及《史通外篇·申左》)左丘明的故国、墓地而得名,难道还有什么可疑的吗?
二、君山,“鲁君子”左丘明之山
君山,君子之山,鲁君子之山,鲁君子左丘明之山,鲁君子左丘明墓葬之山,鲁君子左丘明墓葬与故国之山。只要我们潜下心来,仔细勾沉与研究文献中暗含着的信息,谁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抱犊山在史书(按:这里指的是所谓正史,即二十六史)中最先载记于《魏书·地形志》兰陵郡目下“氶,有抱犊山”,《隋书·志二十六》彭城郡承县目下同。《金史·志六》亦然,不过金时抱犊山已隶属滕县。有意思的是到了《明史·志十七》峄县目下名称大变,第一次称抱犊山为君山:“北有君山,一名抱犊山。”此种称谓到了《清史稿·志三十六》的峄县目下干脆连抱犊山都省略了,只书:“北,君山。”由抱犊山而君山,是史家随心写就的吗?如果没有特别事件的轰动或最高权威的认可,又怎么能撼动两代修史者大笔的呢!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由抱犊山而君山名称改动的时间。其时恰恰包含《山东通志》自明代嘉靖年间编撰至清代乾隆年间最终付梓的二百多年,这难道是一种各不相干的巧合?或者是因明清两代学者研究考据左丘明的居籍、墓葬有了坚实的定论,《山东通志》、《明史》、《清史稿》只是这种研究成果的载述?
明、清两代历时二百余年《山东通志》的普遍认同,其核心则是肯定左丘明墓在峄县,而非肥城。可以想像,由时任山东巡抚挑起的这场闹剧的平息,绝非上述文字那么简单,其背后必将是朝野志士、朴学大老们又一番考据忙碌,段玉裁驳文只不过是受朝廷之命对左丘明其姓、其墓、其籍居再次考证的结文而已。遗憾的是这场闹剧发生在《山东通志》(包括《大清一统志》)付梓之後,如果《山东通志》付梓于这场闹剧之后,峄县左丘明墓乃至由抱犊山而君山的名称改变,下笔会更铁硬,更精明!
明、清两史一改前史抱犊山为君山的名称载记,将左丘明其墓、其故国由抱犊山更名君山;抑或因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因左丘明其墓其故国之所在而得名君山,明、清两史只是旧名重申,藉此来彰显这位历史伟人: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第三种解释。须知,历代史书,包括各种史志,其旨在于载记事实或勘察考证结论,至于事实勘察过程与结论得出的考据资料,那是学术上的事。正因为事实勘察过程与结论得出的考据资料缺如,也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
今察,抱犊山周围,扩而大之到峄县古代地域,历史上称为“君子”的只有左丘明一人。
称左丘明为君子的在现存古籍中最先出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四库全书》本卷十四)之后各代典籍,凡言左丘明多连称“鲁君子”,而说“鲁君子”则定指左丘明。如后汉人王遵《史记论》云:“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篇。”唐人刘知几《史通》以至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论著与讲演等等,在论及左丘明时无不连称鲁君子。“鲁君子”在两千多个春秋中已经成为左丘明耳熟目详的指代词了,如同称太史公则知指司马迁一样。左丘明之与孔丘,“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史通·鉴识》语),在《论语》里极少看到孔子如此钦同他人的言论,尤其是对他同时代的人,然而孔子对左丘明岂止是钦同,简直是景仰!《论语·公治长》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依左丘明之喜为己喜,依左丘明之恶为己恶,可见左丘明在孔子心目中地位之崇高。司马迁曾亲历鲁地,有感于左丘明历久不衰的“鲁君子”大名,进而在他的笔下连称“鲁君子左丘明”,实属自然流露。同理,明清两代学者仁人,甚而至于朝廷圣上出于对“鲁君子左丘明”的景仰,遂将左丘明之墓之故国所在的出口成习的抱犊山更名为君山,岂不更在情理之中?这不是对左丘明其墓及故国的进一步明确指认吗?
三、左丘明墓揭秘
人们或者要问,左丘明墓既已指认在君山,何以无坟无冢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明确何为“墓”、何为“坟”、何为“冢”。《前汉书·楚元王传》:“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唐人颜师古注:“墓,谓圹穴也。坟为積土也。”(《前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第六》,《四库全书》本);又,《周礼·春官·序官》郑玄注:“冢,封土为丘垅,象冢而为之。”贾公彦疏:“案,《尔雅》:山顶曰冢,故云象冢而为之也。”(引见《四库全书》本)。由是可知,墓与坟、冢虽均与死葬攸关,但其形制与彰显理念却大不相同。墓,只是掘地为圹穴,将遗体置于其中,“掩坎其高可隐”(意思是掩土与圹平,而不被人发现。引同《前汉书·楚元王传》);坟,则是在墓圹之上封土其高,使具标显之意;冢,则是将坟极封其高,壘壘然如山颠,从而极具张扬的本意。《山东通志》中“峄县,周左丘明墓”,强调的是“墓”,而非“坟”与“冢”,这不仅指示了左丘明墓地与葬式,更透露出这位鲁君子遵从周时礼制的风范。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周初至于春秋,死葬微薄,所谓“穿(按:指掘土成圹)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自周公葬其兄武王,到延陵季子葬其子,无不如此。“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这就是周时礼制,也是周时“骨肉归復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引同《前汉书·楚元王传》)的理念与《礼记·檀弓》国子高所说“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见也”的周人解释(明贡汝成《三礼纂注》卷三十七,北京大学藏本)。宋国的司马桓魋在自己墓圹周遭砌了一层石头,孔子闻知怒从中来,诅咒道:“不如速朽!”(引同《前汉书·楚元王传》)既然取藏为义,那么藏得越隐秘也就越显高贵。《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有这样一段话:“晋侯朝王,王飨礼,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樊、温、原、欑茅之田。”(杜预注《春秋左传》卷六汲古阁本)这段话说的是:晋文公因“勤王”有功而得到周襄王高规格礼遇,晋文公趁机向襄王提出自己死后允许他用隧道形制埋葬自己,因隧道埋葬是天子独享的埋葬方式,所以周天子拒绝了他,赐给他五地作为对他的奖赏。宁愿赐以五地,也不肯有违周制。为形象说明这一礼制深入春秋之时。这里举一个孔子葬母的例子。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早卒,母亲死后,孔子奉母命合葬于父墓,但却找不到父亲的墓地,最终在他人的指引下才得以实现。《礼记·檀弓上》是这样记载的: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引同《三礼纂注》卷三十七)
孔子的本意只是要在父母的墓地做出标记,而非封墓成坟。但,即使在孔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为门人的修坟封崇而自责自遣,以为不合周制周礼而耿耿于怀,以至“泫然流涕”。与孔子“同圣”的鲁君子左丘明又怎么可能在君山破例修墓封冢?更况左丘明去今毕竟两千几百年之遥了,朝代更替,隶属迭迁,人丁流离,自然沧桑,即使左丘明当年真的为自己违制修墓成坟堆冢,也早已荡然了,而况鲁君子左丘明绝不会做出有违周制之事!所以如果有人不梳理文献及文献的情理,而拘泥于非指出某某就是左丘明之墓,方可相信左丘明的葬地在某州某县,则实在有些“形而上”了。
历来在研究与考订左丘明其墓其故国时普遍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左传》本身。因为任何一个人的
笔下都争脱不了他所熟习的人与事件,也都不会扬弃他对故土故国的那份深情地关注,文学家如此,史
家同样不能例外。即使左丘明“传”的是《鲁国春秋》(左氏起始“传”的是鲁国“史记”
,之后才转为传孔子笔削的《春秋》。此是后话),有本所依,但也不能否定《左传》中所奇予的左氏
个人关注与情感取向,诚如唐人刘知几所说:“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程千
帆《史通笺记·疑古》外篇卷三,中华书局本)“《左氏》之书虽传《春秋》,实兼综列国之史。”(
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本)春秋时期围绕鲁国的封地采邑、附庸小国、联姻诸侯不
下十馀,而唯独邾与小邾这对“母子国”在《左传》中占有超寻常的地位与文墨比重,如果不省“春秋
”就里,你会视之为俨然大国;而其它一百二十馀小国则多处于少书不论中,至于左丘明“肥城说”的
指认地“肥子国”更是一文难求。这种看似超常而实属正常的结论只能是:左丘明“肥城说”为伪,左丘明墓在君山为真。
如果说山东通志的依据还不够,那我们看看更明的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是如何记录的。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初期一部著名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继承了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体裁,记述了宋初十三道范围的全国政区建置。所载政区取制于太平兴国后期,可补《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所不载,是考察北宋初期政区建置变迁的主要资料。其所载府州县沿革,多上溯周秦汉,迄五代、宋初,尤其是对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政区建置,较其他志书详尽,可补史籍之缺。府州下备载领县、距两京里程、至邻州的四至八到、土产,县下记录距府州方位里数、管乡及境内山川、湖泽、城邑、乡聚、关塞、亭障、名胜古迹、祠庙、陵墓等,篇帙浩繁,内容详瞻,是研究历史人文、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
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
河南道二十三
沂州
沂州,琅邪郡,今理临沂县。《禹贡》徐州之域。星分奎宿六度。春秋时为齐地,秦兼天下,以其地置琅邪郡,因山为名也,汉因之。《地理志》云:“琅邪郡,秦置,高帝以属齐,高后七年,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文帝元年,徙泽为燕王,以琅邪归齐,更为郡,领县凡五十一。后汉以为琅邪国,以皇子京为琅邪王。前琅邪郡理在今密州诸城县是也。后汉领县十三,京徙都开阳,今临沂县界开阳故城是也。后益为十七县,六县在岘山北,十一县在岘山南也。晋武帝咸宁三年,改封东莞王伸为琅邪王,薨,子恭王观嗣,薨,子睿嗣。建武元年,睿为晋王,即位于江东,是为东晋元帝。于郡城东北隅置发干戍,以南军镇之。自永嘉之后,琅邪陷于胡寇,元帝于丹阳江乘县界别立南琅琊郡。至宋武,得河南地,寻又没于后魏。庄帝永安二年,置北徐州,琅邪郡属焉。周武帝宣政元年,改北徐州置沂州,以州城东临沂水,因以名之。大业三年,改为琅邪郡,十三年,乱离,郡为徐圆朗所破。唐武德四年,征徐圆朗,置沂州,领临沂、费、颛臾三县,又置兰山、临沭、昌乐三县,六年,省兰山、临沭、昌乐三县入临沂。贞观元年,省颛臾入费县,其年,省鄫州以承县来属。八年,又省莒州,以新泰、沂水二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琅邪郡。干元元年复为沂州。
领县五:临沂、沂水、费县、承县、新泰。
承县,西南一百八十五里,旧九乡,今四乡。本汉旧县,春秋时鄫国也。《地理志》:“承县属东海郡。”后汉不改,晋惠帝分东海之兰陵、承、戚、合乡、昌虑五县置兰陵郡,理承城。按:此前承县理今县西一里汉承县故城是也。开皇三年罢郡,承县属徐州。十六年置鄫州,以承县属焉。大业二年,省鄫州及承县,仍移兰陵置于废鄫州城中,属徐州。大业十三年,县为山贼左君衡所破。唐武德四年,又于此置鄫州。取隋旧名,又改兰陵县为承县。贞观六年,废鄫州,县属沂州。县西北有承水,因名。
君山,一名抱犊山,在县北六十里。《述征记》云:“承县君山有抱犊固,壁立千仞,顶寛而有水。”此山去海三百里,天气澄清,宛然在目。山上有池,周回五丈,深可三四尺。春冬水旱未尝有减,若渐秽污则竭,洁诚祈请则生。上有精卢,毎有修定僧居焉。上有地顷余,昔有隐遁者抱一犊于其上垦种,故以名山。汉名楼山,魏号仙台,高九里,周回四十五里。鲁卿山,一名季山,在县东北七十里。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鲁人思其遗惠,为之立庙,山因名。承治水,出县西北六十里方山之东。王莽改承县为承治,故水有此名。西去县一里,又南流,入下邳县。县理城即隋鄫州城也。开皇十六年置,大业初废,武德四年重置,贞观中废。故鄫城,在县东八十里。《左传?僖公十四年》:“鄫子来朝。”注云:“琅邪鄫县也。”又《襄公六年》:“莒人灭鄫。”后属楚。汉为缯县,属东安郡,晋属琅邪国。隋开皇十六年,分承立鄫城县,属鄫州,大业省入兰陵县。唐武德又置鄫城县,贞观废。
兰陵县城,在县东六十里。《史记》曰:“荀卿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因家焉。”《十三州志》云:“兰陵,故鲁之次室邑也。其后楚取之,改为兰陵县,
汉因之。”《烈女传》云:“鲁次室女倚柱而叹曰:‘君老,太子幼。’诸女笑之。次室女曰:‘君老必愚,太子幼必悖。愚悖之间,其乱必生。’竟如其言。”次室即此也。偪阳城,《左传襄公十年》:“公会诸侯于柤庄加反,晋遂灭偪阳。”杜注:“偪阳,妘姓之国。”今彭城傅阳县也,
晋悼公灭之以与宋。楚宣王灭宋,改为傅阳,汉为傅阳县。郳城,鲁庄公五年,郳犂来来朝。附庸国也。楚荀卿墓,在县东六十二里。汉匡衡墓,在县西北四里。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 汉疏广墓,在县东四十里。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汉疏受墓,在县东四十二里。萧望之墓,在县东五十里。刘灵墓,在县东北二十里。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
《太平寰宇记》明确写明了左丘明墓,在兰陵县县东北七十里。
兰陵古镇,始建于商代,西周时已是相当有名的城镇,春秋时为鲁国的城邑,战国至西晋,隋至唐初,均为县治,东晋改郡制,建国前曾两次置县。
西晋分东海郡为兰陵郡时,郡治在峄县(今枣庄峄城);后魏置兰陵郡时,郡治在今苍山兰陵;隋废郡为兰陵县时,县治在令兰陵;唐武德四年仍改丞县,县治在今峄城;金明昌六年又改兰陵县,县治在今兰陵;贞祐末,移置今枣庄市峄城镇南,后为峄州治所。汉东海郡有丞县,峄城西大河为古丞水,古丞县旧址,在今峄城西北里许,古丞水西岸。兰陵县是中国最早以县命名的府衙,兰陵也是枣庄市峄城区最初的县名,由兰陵县,兰陵郡,丞县,峄州,峄县演变而来,治所大部分时间都在峄城区驻地,所以说兰陵就是指的枣庄这个地方区域。楚人以“兰陵”作区域地名
兰陵,传说因高阜上生兰而得名。所谓的高阜,一说是比周围稍高一点的现在的兰陵镇,一说是城西2里路的汉书上说的温陵。旧社会温陵附近的农民到集镇卖的香草(五月端午缝香荷包,送给亲友带在身上防毒虫用),人称都粱香或孩儿菊(叶像是菊科植物,但结子如小豆荚),也就是古人说的“兰”。《离骚》言其绿叶、紫茎、素枝,可纫、可佩、可藉、可膏、可浴。今天这种平行叶脉的叶似麦门冬稍阔的兰花,是从宋朝黄山谷把这种植物误称“兰”(所谓一干一花为兰,一干数花为蕙)讹传下来的。明朝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在注解中把这种平等叶脉的“兰”,叫做兰花(意思是只有花是香的);古人说的“兰”叫做兰草(意思是根茎叶花都是香的)。兰陵,过去农家都有种兰的习惯。兰陵东北60多
里有山名兰山,临沂县曾一度名兰山县;兰陵西南20里路有村名兰城店。兰陵上有兰山,下有兰城店。
可见古代这一方农民,都是喜欢种兰的。李太白在写《客中行》时,他在兰陵看到了包括郁金香在内的各种香花,其中也有兰。
兰陵,现为苍山县兰陵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春秋时是鄫国土地,战国时为楚邑,汉朝属兰陵县,晋和后魏时属兰陵郡。在苍山县向城镇城前发现了鄫国古城遗址,1977年,鄫国古城址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遗址在兰陵东北30里。兰陵被楚占有之前,是鲁国的地方。鄫国在古代是方圆几十里的小国
,在春秋战国年代,附庸于齐。《史记》记载:荀卿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就是指的目前这个苍山县的兰陵镇,后改回叫兰陵县。
《临沂县志·古迹》云:“ 向城东南十许里左家官庄,左墓在焉。今渐璮平。南百许步,石基铺墓道也。道、咸间隧陷,入者见石门,篆书左丘明墓云。” 1975 年,曾有人发现此墓洞口,后农户建房时盖在房下。
代 于钦 纂修山东方志 《齐乘》载:左邱明墓,峄州东北七十里,元和志东平平阴县东南复有邱明墓 。
历史记载的峄州东北七十里的左丘明墓在今苍山县兴明乡,是春秋末期著名学者左丘明出生地,左公晚年归乡后在此著书立说,流传《左传》、《国语》芳香后世
兴明乡古称兴隆镇,位于苍山县城西13公里处,东依苍山县城,北和贾庄、向城接壤,西与新兴比邻,南和兰陵相望;境内总面积48.6平方公里,4.6万亩耕地,属纯平原农业乡。辖43个行政村,共4.2万人。是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也是春秋末期著名史学家左丘明和当代书法大家郭仲选先生的故乡,境内诗书飘香,人杰地灵,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元朝方志《齐乘》载:峄州东北七十里有邱明墓。【镇东北12千米,兴明乡有左丘明墓。】
据《临沂县志》载:“左子中都人。墓西距小中村不过二十里,是中都乡地矣。寰宇记谓在氶县东北七十里,较肥城墓为有据。”此记载进一步说明,左丘明墓位于今峄城区东北七十里的地方,正是今天的兰陵县兴明乡。
峄县,兖州府东南二百六十里。东北至沂州百八十里,西南至江南邳州二百八十里,西至江南沛县百五十里。春秋时鄫国。汉为兰陵、氶二县地,属东海郡。后汉因之。晋元康初,置兰陵郡,治氶城县。刘宋及后魏因之。隋郡废。开皇十六年,置鄫州。大业初,州废,改氶县为兰陵县,属彭城郡。唐初,复置鄫州,又改兰陵为氶县。贞观初,州废,县属沂州。宋因之。金明昌六年,复改氶县为兰陵县。贞中,改属邳州。兴定中,又置峄州治焉。元初,以州属益都路。至元二年,以县省入州。明洪武二年,改州为县,属济宁府。十八年,改今属。城周四里有奇,编户三十六里。
氶城,峄县西北一里。汉置氶县,以氶水所经而名。氶读拯,俗作承,误也。晋为兰陵郡治。刘宋泰始中,郡移治昌虑县,后魏仍为郡治。隋为鄫州治。大业初,改氶县为兰陵。唐复为氶县。元和十四年,楚州刺史李听讨淄青叛帅李师道,克海州,败其兵于沂州,拔氶城。是也。宋亦曰氶城,金人复曰兰陵。贞祐四年,徙治娄村。元省入峄州。明初改筑今城,成化二十六年,始砌以石,其后相继修葺。杜预曰:氶县东南有向城,或以为古向国。盖其地与沂州接境。
泇河,在峄县南。有二:东泇河,出榜山,一云出费县南山谷中,南流经沂州西南卞庄。东分一支,经州西南三十里芙蓉山下之芙蓉湖,溉田数千顷,古所称琅邪之稻也。西泇河,出君山,东南流,至三合村,有鱼沟水及东泇河并会于此,因名。南贯蛤、馒、连、汪四湖,溉田倍于芙蓉湖。又南合氶水,谓之泇口,入邳州境,注于泗河,淮泗舟楫通焉。《唐志》:氶县有陂十三,畜水溉田,皆贞观以来筑。《齐乘》云:沂、峄二州,仰泇、氶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与为匹,皆十三陂遗迹也,后多堙塞。万历三十二年,改泇河为运道,堑山划石,引泗会沂,泇河遂成大川。今详见江南邳州。
氶水,县西七里。出县北六十里花盘山之车梢谷,其源曰沧浪渊,南流合许池水,今沧浪渊水微许池遂为正源。至县西,经青檀山下,又南经县南三十里,有金注水流入焉。水出县西二十里石屋山之瀑布泉,至县西南五里,有桥跨其上,曰萧桥。又东南入于氶水,又东会彭河水,入于泇河。《齐乘》:氶水溉田千余顷,旁多美竹,人赖其利。今否。《邑志》:县西门外有氶治河,出许家泉,东南流,入邳州界,即氶水矣。
兰陵城,峄县东六十里。《史记》:荀卿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十三州志》:兰陵故鲁之次室邑,其后楚取之,改为兰陵。汉置县,属东海郡。后汉建武四年,董宪将贲休以兰陵降,既而宪复陷之。五年,宪等自下邳还兰陵。即此。晋属兰陵郡,刘宋及后魏因之。隋大业初,省入氶县,寻改氶县曰兰陵。唐武德四年,改兰陵为氶,而别置兰陵县属鄫州。贞观初,州废,县亦并入氶县。鄫城,峄县东八十里。春秋时小国也。僖十四年,鄫来朝。襄六年,莒人灭鄫。昭四年,取鄫。《史记》:夫差七年,败齐师于艾陵,遂至缯。即此。后为楚地,汉置缯县,属东海郡。后汉属琅邪郡,晋因之,后废。隋复置鄫城县,大业初,并入氶县。唐初为山贼左君衡所据,事平复置鄫城县,为鄫州治。贞观初,州县俱废。杜预曰:鄫县北有蔇亭。《春秋》:庄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即此。
君山,峄县北六十里。亦曰抱犊山,又为抱犊固。《述征记》:抱犊固壁立千仞,顶宽平而有水。山去海三百里,天气晴朗,宛然在目。山上有池,周回五丈,深三四尺,水旱如一。有地数顷,相传昔有王老者,抱犊耕其上。故名。汉曰楼山,魏号仙台,高九里,周四十五里。齐建元三年,淮北民桓磊鬼叛魏,破魏师于抱犊固。又梁天监五年,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魏朐山城,又击魏兖州,拔固城。既而别将萧及屯固城,魏将元恒复攻拔之。胡氏曰:固城当即抱犊固也。《志》云:君山之旁,又有巨渠山、熊耳山,与滕县接界。又车梢山,亦与君山相接。《寰宇记》谓之花盘山,亦名三峰山,沧浪渊水出焉,即氶水上源也。今城西有孺子桥,盖因孟子所称而名。
抱犊崮位于兰陵、枣庄两县市交界处,又名抱犊山、君山、豹子崮。汉代称娄山,魏时称仙台山,据山东灵峰寺中元至正五年碑文记载,相传东晋时道家葛洪(字牙川,号抱朴子)曾在山下投簪弃官,抱一牛犊上山隐居,垦荒种地,修身养性,“浩气精淳,名闻帝阙”,皇帝敕封葛洪为抱朴真人,又因山头四周陡峭,山顶平整,故名抱犊崮。此崮面积13.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586米,号称“鲁南第一峰”。山东麓为西迦河发源地之一,植被茂密,为国家森林公园。抱犊崮山势陡峭如壁,登崮顶仅一石径。崮顶平田数十亩,有水池2处,深数尺,当地人称之“天落池”。伫立崮顶,东眺黄海,宛然在目,海天一色,蔚为人现,称“君山望海”。山腰有洞窟数十,主要有水帘洞、桃源洞、十八罗汉洞等。抱犊崮以天险著称,在此,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惊心动魄战斗。清代鲁南幅军起义,长期与清军在此周旋。1939年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在此创建了抱犊崮抗日根据地。抱犊崮东麓灵峰寺,历代王朝“敕封榜渝”,几经修葺,现存遗址佛楼门匾上清雍正皇帝亲笔御书“释迦文佛”,300余僧人咸集于此,拜佛诵经,香烟缭绕,后毁于战乱。现存有佛楼、钟鼓楼遗址。
“崮”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四周陡峭顶端较平的山,山东省中南部山区多用作地名。如:孟良崮、抱犊崮。”
从古至今,数易其名。汉代曰 “ 楼山 ” ,魏晋曰 “ 仙台山 ” ,唐宋时曾叫 “抱犊山 ” ,明清时期称 “ 君山 ” ,近代《峄县志》载:昔有王老抱犊耕其上,后仙去,故尔得名 “ 抱犊崮 ”
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枣庄市东北20公里处,而主峰抱犊崮位于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与临沂市兰陵县下村乡交界处 ,为“沂蒙七十二崮”之首。
抱犊崮原名君山,汉称楼山,魏称仙台山。相传,东晋道家葛洪(号抱朴子)曾投簪弃官,抱一牛犊上山隐居,"浩气清醇","名闻帝阙",皇帝敕封为抱朴真人,抱犊崮故名。其主峰位于兰陵县下村乡与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交界处,海拔584米,为鲁南第一高峰,居沂蒙七十二崮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崮"
兰陵县隶属山东省临沂市,位于山东省南部,东经117°41"——118°18",北纬34°37′——35°06"之间。东与临沂市罗庄区及郯城县接壤,东南部的庄坞、长城、磨山与郯城县相连,南部的南桥镇、兰陵镇、长城镇与江苏省邳州市毗邻;西部的下村、鲁城、新兴、兰陵与枣庄为邻;北部的下村、车辋、大仲村与费县交界;
公元前261年楚国占领兰陵,置兰陵县。民国二年府制取消,复设临沂县,县境分属临沂县六、七、八区,郯城县四、五区,费县二、七区。1948年重建兰陵县。1953年撤销兰陵县,其辖区部分并入苍山县。2014年1月21日,重新恢复为兰陵县
隋时,分属临沂县、兰陵县。
唐初,分属临沂、兰陵、缯县。唐贞观元年(627年),县境分属河南道沂州之临沂县、丞县。
金时属山东东路临沂县、山东西路邳州兰陵县。
明清两代分属沂州府兰山县、费县、郯城县。
1939年2月临郯费峄4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在车辋召开会议进行改组,改称临郯费峄4县边区联合办事处。
1943年春,中共鲁南区委决定建立兰陵办事处,次年3月改称兰陵县。
1944年春,临郯费峄4县边区改称赵镈县。
945年10月兰陵县撤销,其部分辖区归属赵镈县。
1945年底,苍山县境只赵镈县1个建制。
1947年3月,赵镈县东部析置为苍山县,为纪念1933年中国共产党员领导的“苍山暴动”而得名。
1948年重建兰陵县。
1950年5月11日撤销赵镈县,其辖区大部分并入苍山县。
1953年撤销兰陵县,其辖区部分并入苍山县,苍山县隶属临沂地区。
1994年临沂地区改置为地级临沂市,苍山县隶属临沂市。
2013年12月28日苍山县更名为兰陵县
2014年1月,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举行更名揭牌仪式,标志着原来的苍山县正式更名为兰陵县。
左丘明后期生活考述
《礼记?玉藻》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周礼》却无左右史的官称,称左右者,是指处于君王左右的官员。顾炎武说:“春秋时列国官名,若晋之中行,宋之门尹,郑之马师,秦之不更庶长,皆他国所无。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尹、右尹、连尹、针尹、寝尹、工尹、卜尹、芋尹、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嚣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厩尹、监马尹、杨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异于他国。”(《日知录?列国官名》)左丘明是鲁国太史,应该时刻处于鲁侯左右,以担当起记言、记事的大任。然而自哀公去越国之后记言记事便打住了,这当然事出有因。唐代来鹄有诗说:“丘明见嫌,倚相在摈。”(《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二《圣政纪颂》),不能将来鹄诗中的“丘明与倚相”只视为史官的代名词,大概在唐代也还存有倚相与左丘明父子的种种传说。“见嫌”也好,“在摈”也罢,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左丘明离开鲁国太史位置的确切时间是鲁哀公二十七年八月,即“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史记?鲁周公世家》)的“如邹”之后,“如越”之前(邹,邾也)。宋罗泌《路史》卷二十七有“琅邪,汉县故城在密(州)之诸城东,句践图霸,徙此。起观台山上,徙三万户于下。”珢邪在今胶南琅邪台西北,而哀公所“如”之“越”正是琅邪之越,而非会稽之越。如是,小邾之东蔇恰在由邾去琅邪之中道,即正好路过左丘明的家门,这就为左丘明回东蔇提供更为方便条件,这一年左丘明63岁。左丘明去太史官的原因则是他的眼疾发作。《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唐人柳宗元说:“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柳宗元《答韩愈论史官书》,《唐文粹》卷八十二)有人不知司马迁是在作文,只单取字面,以为左丘明生来就盲,于是就有了称左丘明为“盲史”、“盲左”等称谓。如果不是害了眼疾,左丘明断不会离开鲁哀公,也不会中断他的史作,柳宗元所说的左丘明“不幸”,实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左丘明63岁回到他的出生地小邾国之东蔇【苍山老乡加注:即今苍山县车辋、向城至兴明一带】,虽然眼疾几近于失明,然而仍在坚持他未竟之作。《左氏春秋》最后那个“三家分晋”的零碎片断,则是出于他七十六岁之手,今天看到的虽然只是片语只言,但却凝聚着这位伟人的强烈写作欲望。只是当时的他已经脱离了越发动荡的历史漩涡,“当代”历史资料的渠道已经被深居大山的现实所阻绝,续写他倾注大半生的《左氏春秋》已经不再可能,于是他便将《左氏春秋》未被采用的资料分国别整理成《国语》,他又将从他父亲那里承续下来加上
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孙恶之。使行孙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
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对曰:“君辱贶寡大夫围,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其蔑以复矣。唯大夫图之!”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憾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馆孙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
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櫜而入。许之。
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
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 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请命。
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疠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
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
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
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选自《左传》)
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谏曰:“不可许也。夫越非实忠心好吴也,又非慑畏吾甲兵之强也。大夫种勇而善谋,将还玩吴国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故婉约其辞,以从逸王志,使淫乐于诸夏之国,以自伤也。使吾甲兵钝弊,民人离落,而日以憔悴,然后安受吾烬。夫越王好信以爱民,四方归之,年谷时熟,日长炎炎,及吾犹可以战也。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吴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为大虞乎?若无越,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士?”乃许之成。
将盟,越王又使诸稽郢辞曰:“以盟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结信矣。以盟为无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临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轻也。”吴王乃许之,荒成不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
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