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为什么他才是最有资格给春秋作注解的人？
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在儒家的发展史中地位非常高，后世帝王对其有“经师”、“先儒”、“先贤”等诸多封号，也赢得了诸多文人墨客的无限敬仰。
不过，这样一位先贤，却曾经有人为了他的姓氏争论很久，一说姓左，一说姓丘，还有人说他复姓左丘。其实，如果您对周代姓氏制度有所了解，关于左丘明的姓氏，是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在周代，有官职、有地位的人可在姓名前加一个字作为氏，以示贵族等级的区分，平民百姓是没有氏的。关于这一点，后续在《左传》系列文章的讲解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有封地或有官职的人往往会以封地或官职为氏，出现在姓名的最前面。所以，“左丘明”这个名字中的“左”，正是他的氏，也就是他的贵族身份识别标记。因为，左丘明祖上据说是姜子牙的后裔，在当时担任的官职是“太史”，又称为“左史”，而且他们家世代为左史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左丘明就是以家族历代的官职为氏，称为“左氏”。剩下的“丘明”二字，才是他的姓名。关于“丘明”这个名字，也有两点佐证。其一，在很多提到《春秋》或《左传》的文字记载中，曾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其二，据考证，左丘明的故里在今天的山东肥城，那里现在还住着左丘明的后人，他们都是姓“丘”或“邱”，而非姓“左”。左丘明的姓名还算容易推敲，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实在是鲜见于文献资料，以致于我们对这么伟大的一个历史人物，知之甚少。唯有从《论语》中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左丘明人格上的光辉。《论语》中有一段，“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两种人比较可耻，一种是巧言令色的人，一种是心里明明有怨恨之人，还埋藏自己的怨恨对其表现得很友好的人，这两种人左丘明都认为比较可耻，孔丘我也认为很可耻。请注意，孔子这里先说“左丘明耻之”，后说“丘亦耻之”，这样的表达方式就能让我们看出孔子对左丘明人格上的极度肯定，他是以左丘明的是非标准为自己的是非标准。可以说，正因为有孔子这样的一种态度，左丘明所作的《左氏春秋》，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口中的弟子，指的就是孔门弟子，您应该听过“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说法。如果这些弟子们都来解释孔子的“微言大义”，他们免不了各有各的见解，万一有冲突和矛盾的地方，这对《春秋》来说是一种损失了。所以，由左丘明这样一位连孔子都十分敬佩的人来为《春秋》作传，相信还是很有权威性的。
如果要说左丘明这一生的最大功业，那就是为我们留下了两部非常重要的历史著作，一部就是前面讲过的《左传》，另一部则是《国语》。《左传》和《国语》，一个长于记事，一个长于记言。从两部书的内容上来看，《国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左传》的补充。也因为它们都记述的是春秋时代的历史，所以《左传》被称为“春秋内传”，《国语》则被称为“春秋外传”。司马迁曾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如果司马迁的说法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左传》这样一部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有可能是他失明前的作品。而《国语》可能是左丘明在失明后，把他所熟知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闻要事及君臣谋议得失之词，口述给子孙及其弟子，然后由这些弟子们汇集成卷，著成了中国第一部国别体的史书。
《国语》和《左传》这两部书都很精彩，而且我个人觉得一个像台词剧本，一个像原文小说。《国语》通过语言对话塑造出丰富的人物形象，《左传》则通过情节描写刻画出生动的历史人物。有人说《国语》的价值不如《左传》，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左传》复杂而华丽，《国语》简单而平实，在平实中读到深刻的历史经验，比在华丽的文辞中读到变幻的历史风云，更加难能可贵。因此，二吴在《古文观止》前面两卷安排了《左传》的三十四篇文章之后，从第三卷开始紧接着就让我们来学习十一篇选自《国语》的文章。而这两部书的共同作者左丘明，是唯一一个被《古文观止》收录了四十五篇文章的作者，他也因为《左传》和《国语》的历史价值及文学价值，被后世尊为“文宗史圣”。从文学角度来看，《左传》是有着非常高超的叙事技巧的。《左传》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叙事艺术经典，您如果想学写小说，《左传》不可不读，它可是叙事文学的老祖宗。而且，左丘明的这两部书产生了大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成语，比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唇亡齿寒”、“风马牛不相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等。如果没有左丘明，如果没有这些成语，我们今天写出来的文章不知道要平淡多少。因此，左丘明的确配得上“文宗”的称号，至于“史圣”的称号就更不用多说了。他是史家的开山鼻祖，他的这两部书都是史学的经典之作。
可以说，没有左丘明，我们对春秋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能是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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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
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肴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肴志也，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
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
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肖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