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是如何做官的?对比现在,人类唯有进入历史,才能看到现实的暗礁。读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明智,还在于提醒自己不要遗忘。翻读杨照《史记的读法》,看到如何为官这一章,心生感慨,摘录其中,分享给大家。
汉武帝时代的特殊产物:酷吏的扭曲与转型
《酷吏列传》与《伯夷列传》和《游侠列传》一样,不开始于叙述,而是议论。《酷吏列传》先引用孔子的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儒家的基本态度,看重德远远超于刑。所谓“德”,是指一个人真心相信规矩、自在地依照规矩行事,无须强迫,这是上等的统治者应该追求的效果,下等的统治者才会用威胁和惩罚的手段。
不只儒家如此,道家的概念也与此相仿:“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是老子的态度。统治者越是重视法令,法令反而不会发挥作用,盗贼也会越来越猖獗,真正的理想社会是“上德不德”。所以太史公就说:“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大秦帝国之裂变》
接下来他说:“昔天下之网尝密矣。”“昔”主要是指从战国后期到秦,也就是法家崛起的这段时间,当时的社会情况需要法家帮助国君们治理国家,同时富国强兵。然而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法令越来越多,整个帝国“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可见,法令带来的影响其实一点都不好。
秦始皇时期是法网最密的时候,密到街上全是刑徒,人根本没有办法安居,“吏治若救火扬沸”。每天醒过来只是在想如何不犯法,或者如何骗过这个无所不在的、一不小心就会触犯的法律。
这种情况之下,当一个吏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一个官吏要负责这么多事情,还要有这么多的算计,几乎没有人能愉快地胜任,对那种不希望一味用威逼和法令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吏更是如此。有时候甚至夸张到只要这个官员稍微谈及道德,就会被视为没有尽责。
在那样一种法网严密的情况下,所有的吏都被迫在职责上忘掉道德,心中想的只能是法令。如果这些执掌法令的人在政治统治上没有道德观念,那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呢?
这就是《酷吏列传》开头提出的重要观点:一个社会的法令可以强到扭曲系统之中的人性,让这些人没有道德。
接下来,司马迁引用了孔子的这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认为,掌管法令的人能够清楚地分辨对错,其实是低层的能力。一个真正称职的官吏,应该做到的是“无讼”,让社会没有争执,不需要动用任何法令。
这就是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清楚表达出来的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在管理社会、用政治权力来和社会进行互动时,不能把法律放在首位。法令的背后有更广泛的人性,有更深厚的道德。如果法律使系统里的人都没有了道德,将是一件可怕的事。酷吏象征了这种可怕的情境,因而有了认识酷吏的必要和理由。而且,通过理解这些酷吏,司马迁也表达出他对什么是政治、如何管理一个社会的深刻思考。
《酷吏列传》对司马迁来说非常重要,也有深刻的用意。在一开头的议论当中,他用了鲜明的笔法,把儒家的看法跟道家的看法并列出来。他先说孔子怎样认定道德的影响力:道德的力量是超越法令的。除了儒家的态度之外,他也告诉我们,道家基本上也不看重法令。在老子的思想当中,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通通忘掉法令。
其实,司马迁是用这种方法提出儒家、道家跟法家的根本差别。这种笔法后面又出现了一次,他先引用孔子的话,告诉我们要怎样做一个称职的管理法令的人。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好的管理法令的官吏,是要让人民不需要用到法令,也“必也使无讼乎”。如果大家都依照法令告来告去,充满了各种争执,那么法令越有用,社会也就越纷扰。儒家和孔子是这样看的。
讲完儒家,司马迁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下士闻道大笑之。”汉朝成立后,表面来看,其政治意识形态选择了跟秦彻底相反的黄老之道,文帝、景帝的时候,的的确确在“与民休息”,希望用这种方法扭转社会对法家的依赖。
司马迁(前145-约前86)
可是,秦建立的法令系统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建立真正的黄老政治谈何容易。到了汉武帝时期,黄老之学被搁置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政策转而以儒学作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不过,如果看得更细一点就会知道,无论是黄老之学还是儒学,汉代的态度都不彻底,由酷吏代表的法家观念一直阴魂不散。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的确有一段时间法令是比较宽松的,“网漏于吞舟之鱼”。虽然有法令,可是执行得很松散,这样一来反而能够“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越是把法网收紧,人民为了避免被法令波及,必然会用各种方式算计。人民越算计,就越需要更多的法令来管辖,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怎么解决这样的恶性循环?一个美好的社会如何形成?汉初的时候,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便有了如下对策:即便有法令,也不要随便动用。人民犯了法,小罪不要追究,甚至中罪都可以不计较。越是这样,吏治反而越容易。
当一个官员不管那么多,人民就不会那么坏,这样看来,要让一个社会有好的秩序,不在于建立严密的法令去恐吓、威逼、惩罚,而在于如何建立一种内在的秩序,让人民不愿意犯法。这就是关键的差异。
司马迁认定的好官:张释之的政治智慧与廷尉典范
《酷吏列传》是从郅都开始讲起。郅都的时代是文帝、景帝的时代,但《循吏列传》却是由孙叔敖开始讲起。一开头就说“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一个春秋时代的人。孙叔敖之后,接下来有子产、公仪休、石奢,至此《循吏列传》也就结束了。石奢是什么人呢?“石奢者,楚昭王相也。”说的仍然是楚国,是战国时代。换句话说,《循吏列传》一个汉代的人都没有写,而《酷吏列传》写的通通都是汉代的人,这显然意味着,酷吏是汉代尤其是武帝时代的特殊产物。
除了用这种方式显示出酷吏的时代特殊性之外,其实司马迁在另外一篇列传中真正写了在汉代和酷吏形成鲜明对比的人——不是《循吏列传》——如果我们更细心地去查找,会找到一篇非常重要、非常独特的《张释之冯唐列传》。读完《酷吏列传》之后,如果要追问司马迁认定的好官是怎样的,答案就在这两个人的故事之中了。
在写张释之的时候,司马迁同时也在写汉文帝。张释之的出身很低,但他质朴的个性跟孝文帝有所呼应,因此成就了一代廷尉的典范。
皇帝到了霸陵,看到新丰道(顺着新丰道能够走到邯郸),一时非常感慨,就让同去的慎夫人鼓瑟,自己唱起了歌,“意惨凄悲怀”。文帝这时候年纪越来越大,感觉到人寿不终,必须开始思考自己死后的事情了。为什么到了霸陵看到新丰道,想到邯郸,他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在选择自己去世之后要葬在哪里。
文帝唱完歌跟群臣说,选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用最好的棺木,“以北山石为椁”,谁都没有办法扰动我的尸体或者灵魂吧。他心中这样想,也就感慨地说了出来。这个时候群臣会有什么反应?很正常的反应,“左右皆曰善”。只有一个人反应不一样,那就是张释之。
张释之说:“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他的意思是,如果不希望别人来扰动自己死后的平静,就应该薄葬。对于把“可欲”之物放到皇帝的陵寝里,张释之持反对态度。这么多金银财宝作为陪葬品放到陵墓里,反而是有害于墓主的。更重要的是,就像他当初在车上对文帝“具以质言”一样,他不阿谀皇帝,明明知道皇帝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却一定要把他认定正确的原则讲给皇帝听。
对比《酷吏列传》,汉武帝提拔的那些酷吏反而都是用讨好皇帝的方式,他们采用的手法可能非常拙劣,但是只要能配合皇帝当时的心情,讲皇帝想听的话,汉武帝就会高兴,就会重用这个人。
文帝刚好相反,他之所以重用张释之,是因为张释之总是在明明知道他想要什么的时候,跟他说这样是不对的,而且这种状况越来越戏剧性。文帝又给了张释之更大的位置——廷尉,让他执掌法律。
过了一阵子,“上行出中渭桥”,恰好有人从桥下走出来,皇帝驾车的马受到惊吓,差一点危及皇帝。这可是一件大事,这个人当场被抓住送到廷尉那里。张释之出来问他,这个人很诚实地回答:“我是乡下人,我到这里来,听说有交通管制,不能走了,就躲到桥下不敢动。在那里躲了很久,心想交通管制应该已经过去了,所以才走出来。没想到一出来,恰好遇到皇帝的马车经过这座桥,所以我犯了这个错,扰动了皇帝。”
听完之后,廷尉张释之做出了评断,“一人犯跸,当罚金”,并把这个结果报告给文帝。文帝气得不得了:“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张释之也不退让,他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什么叫“法”?“法”是天子跟所有的人一起共同遵守的,如果因为涉及天子就给这个人更重的惩罚,那就违背了法的精神。违背了法,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法不信于民也”。而且,如果这个人因为惊扰天子被当场杀掉,那么杀了也就杀了,可是如果把这个人送到廷尉这里来治罪——“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廷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用法,碰到不一样的人,法律的轻重都不同,那人民要如何守法呢?人民会如何看待法律呢?
德国社会学家鲁曼(NiklasLuhmann)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在我们这个共同的社会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了对人的基本信任,会连早上要醒来的勇气都没有了。如果社会上没有最基本的规范,让人知道法律对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管辖,或者如果法律不是跟每个人都有可以信任的固定关系,人民不知道法律会以什么样标准运用在自己身上,那么“安所措其手足”?连手脚都不知该怎么放了!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张释之建议文帝好好想一想。文帝真的想了,而且想了很久,当然会有一点不甘心、不情愿,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司马迁《史记》的描述多么感人,良久,文帝才说:“廷尉当是也。”
这里面可以揣摩文帝的心情:“你说得对,即使我身为皇帝,也必须委屈自己,因为你说的道理比我的权威更高,这才是对待法律的基本态度。”
汉代政治风格的转向:皇权与能臣的矛盾
在汉文帝和张释之的互动中,司马迁写出了他对法律的一些深刻看法,同时也表达了在汉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在张释之传记的最后一段。
因为张释之抱持的这种原则,“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不过,麻烦的事情出现了。文帝死后,当时的太子变成皇帝,也就是景帝。张释之很害怕,他因为司马门事件得罪过太子,不知道新皇帝会不会记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王生”劝他不要躲,一见景帝先表明态度道歉。景帝一看张释之把旧事拿出来跟他道歉,他也有自己基本的尊严,就说没关系,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张释之。
这个王生是善为黄老言的一个隐士或者处士。在汉文帝的时候,黄老变成朝廷当中的主流意识,王生虽然没有官职,但是声望和地位很高。有一天,在好多高官面前,他突然说袜带松了,让张释之帮自己绑袜子。当时张释之已经是廷尉了,是朝廷中管法律的最高权威。不过张释之没有任何不悦,跪下来帮王生绑袜子。这件事情发生后,当然就会有人觉得很奇怪,问王生说,“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韤?”王生说这就是黄老之术:“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韤,欲以重之。”
在这里,司马迁告诉我们,赖由王生的这种黄老之术,张释之先把身段放低,然后去争取新皇帝的原谅。不过,景帝不是真的不计较,继位一年多以后,还是把张释之的廷尉官职换掉了,派他到淮南王旁边当相,夺走了他的实权。
这是另外一个伏笔,司马迁在暗示汉代朝廷政治风格的转变,这时的政治风格从文帝以黄老作为指导原则的真正宽容,慢慢回到秦朝那种苛刻严厉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风格在景帝时已经出现了,到了武帝的时候越来越严重,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酷吏列传》一开头写的是郅都。郅都是跨越文帝和景帝中间的人,但文帝时期能够崛起并被重用的是张释之这样的人。
《却坐图》,描绘汉文帝时袁盎谏止宠妃慎夫人与帝后并坐的故事,文帝在此表现为一个善于接受谏诤的开明皇帝。
张释之原来做骑郎十年都没有任何机会,可是一旦有机会亲近孝文帝,他这种耿直、对待法律的态度就得到了理解和赏识。相较而言,郅都那种严苛的政治风格不可能在文帝的朝廷上有什么前途。等到景帝上台之后,政治风格为之一变,就适用于郅都这种人。以郅都开端,汉代整个政治走向就从宽容体贴、维持法律的最基本公平尊严,转向酷吏用各种方式讨好皇帝、整肃官吏乃至于欺压老百姓。
关于张释之,司马迁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他的儿子张挚。张挚字长公,一度因为父亲的关系升为大夫,但是他接下来离开了,“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司马迁用张挚的遭遇告诉我们,张释之死后,汉代政治的风格换了另外一种方向、另外一种个性。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 ,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报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
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语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赵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辨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
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故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栏矢为公子先引。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
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復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復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记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记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