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司马迁著信史的最高意义？
我们在语文课的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学到那些著名篇章时，老师总会让大家用简短的语言，来写出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我们在上一讲讲到，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因为朋友李陵的事情，受到了巨大的创伤。而这点，对于他自身的人生也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耻辱和痛苦，完成了写作《史记》这样一个伟大使命。
《史记》这一部大书，超过52万字，写作时间超过十多年。在开始讲《史记》之前，我们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史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这可以总结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说起《史记》的主题思想，还真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我们前面说了，在《史记》这本书当中，司马迁本人完成了作品之后，他给自己写了一份自序。
这个总结非常好记，就是三句话，用原文来说，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历来却有很多争议。中外很多著名的古代史专家、古代思想史专家，对司马迁自己所总结的这个三句话，写作《史记》的最高主题，有不同的理解。
而今天，我就尝试用比较浅显直白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司马迁自己给自己所定的写作最高意义的表达，他通过52万多字，到底要做什么，要在思想上、在文化上达到怎样一个目标?
“究天人之际”
“究”是追究、探究。“天人之际”什么意思呢?
“天”和“人”这些词在我们今天中文中还在使用，可是我们要理解司马迁的意思，就得回到司马迁的时代，因为在他个时代，“天”这样一个在我们中文世界中早就出现的词，在思想上、在文化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跟他同时代的思想家发展出了一种理论——主要是儒家，认为“天”本身是一个人格化的、无所不在的，而且是高于一切的神，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人格神。有点像西方宗教里讲的那个上帝，只不过西方的那个上帝是没有形象的，非偶像的，非人格的。
可是汉代所发展出来的这样一个宗教性的“天”，司马迁这里所用的“天”，它是有人格的，就像一个家庭的家长一样。
司马迁曾向之学习过《易经》的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继承和发扬先秦儒家学说，融合阴阳五行学说，阐发了一种系统的以天和天道崇敬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思想，者对司马迁《史记》写作的最高立意有重大影响。
按照这套理论，所谓“天”，是地上一切的父，而“天”本身，它有权力管理地上的一切。
更直白地说，在地上我们看到王国兴废、皇朝兴起：强大的秦朝居然转瞬间灰飞烟灭，而在战国时代，像齐国、楚国、魏国、赵国这些非常强大的国家都趋于失败了。所以儒家发展出这样一套以对“天”的崇拜为核心的宗教思想，并且把这种宗教思想运用到当时的政治当中去。
按照这套理论，地上每一个王国的兴废，每一个王室、皇室、皇帝的家族，为什么当初可以获得继承权力、拥有统治权的这样机会呢?是因为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先辈立下了很多功德，在道德上有非常完善的成果，这样上天嘉奖他，所以把统治的权力授予他。
而所谓“人”，是指人事，事情的事，也包括世界的世。人事，那是代表着我们人间生活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而人世，那个世界的世，则代表着我们人间的社会。那所谓在人间社会，最高的等级代表者就是皇帝，就是国王，是统治者。
所以，“究天人之际”，是说他要通过这部书的写作，通过整个写作过程中的研究，来探究上天所遵循的最高的那些准则是什么，而人世间统治去营运、管理一个国家，什么样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原则。
孔子
孟子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开始频繁使用天下的概念，也就是从普遍的观念来看待与思考政治秩序问题。
“天人之国”就是天和人分开的那个地方，各自代表不同特征的地方。“究天人之际”表明了司马迁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忍受痛苦，忍受了人生的耻辱，是因为他给自己在那个时代定下了一个可以说超越所有人的目标。
这本来是应该皇帝、皇家去做的事，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普通的官吏，他要去通过自己的《史记》写作，通过在写作过程中他所展开的思考、思想活动，他要把天人之际，把万古永恒不变的宇宙的真理，也就是天和人间，实现良善治理，实现贤明的统治，使皇朝、王国可以永存的那些规则揭示出来。
“通古今之变”
“古”是指自古以来，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当时人们的传说中，说我们中国人是从哪来的，过去是谁，过去什么样，这是过去。
而最近的过去就是那个失败的秦朝，那个曾经统一国家、消灭六国、无比强大的秦朝，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灰飞烟灭，这是最近的“古”。而所谓“今”呢，就是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也就是最新兴的大汉帝国。
秦始皇征服六国，第一次创建了大一统国家，汉朝继承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天下型国家，这为天下的思考提供了真正的现实基础和需要。
所谓“古今之变”，从古代那些贤明的君主所建立的王朝到他们的失败，为什么会兴起，为什么会失败，这当中这些变化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原理是什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历史学研究，也就是通过事实的排比、追溯和分析，来揭示其中的原理。
从“天”到“人”，“天人之际”，而“古今之变”，正是这个人世间，我们人类，特别在社会、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他要通过《史记》的写作，通过有关的研究，把实现良善治理、实现长治久安，让皇朝永远辉煌下去，要把这样的真理揭示出来。
秦朝与汉朝的大一统国家版图。
这样的做法，我们看到，本身也给中国后来的历史留下了特别大的影响。历史学在当代和化学、物理、语文、数学一样，只是各种知识当中的一个普通门类，它只是一种正常的知识，它并没有一种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的这样价值。
可是按照司马迁这样的做法和他的这套思想，他实际上给后来的中国文化，特别是给中国的政治学思想开创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传统。
那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历史的研究、历史的写作可以揭示从宇宙上天的真理到政治本身的最高准则乃至我们个人人生应该奉行的那些崇高的道德原则。所以历史学在司马迁之后，它就无形中获得了一个高于其他学科的政治地位，包括道德地位、价值地位。
秦汉时代天被视为人格化的崇拜对象，因此皇帝在必要时会举行泰山封禅大典，就是奉天的命令统治人间的帝王向上天报告自己的成就。这是历史绘画中的汉武帝泰山封禅图。
这个事是好或是不好，我们可以不去评论它，但是我们要看到，司马迁通过他的工作，他开创了一种传统，从此以后，世世代代每一个王朝建立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组织官方的团队给上一个覆灭的王朝写一个历史。
通过这样一部历史，表扬好人，抨击坏人，揭示上一个王朝那些贤明的君主哪些做对的地方，那些愚笨、残暴的君主，他们有什么政治行为是不当的、错误的，是可耻的。
这样，在司马迁之后2000多年，所以“通古今之变”，他所开创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范式，他自己所做的一个个人的工作，结果变成了一个公式一样的东西，2000多年一直是这样执行的。
象征着西汉天下帝国统治的未央宫，其宏大壮丽是同时代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这是当代的未央宫复原图。
西安未央宫遗址当代考古发掘现场。
甚至到了当代，到了现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古老传统的回声，历史学还没有完全从司马迁时代那样，司马迁所放的那个高于其他学科、高于其他知识的地位完全回到普通的、和其他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样的知识地位。
“成一家之言”
这个第三句话“成一家之言”是什么意思呢?从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到第三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出来，司马迁这个人的思想、研究、学术、写作的野心是非常高的，可以说与天同高。他说“成一家之言”，要理解这句话，我们要回到这个“一家”是相对什么而言的。
所谓“一家之言”就是指要像春秋和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从孔子开始，那些独自建构了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思想，囊括了从天到人、到人生、到社会的治理，方方面面这些大思想家，有了这样的体系。
他没说要比孔子、墨子、荀子、孟子、庄子这些人更伟大，但是语气之中潜台词，我们听得很清楚，实际上他要让自己的写作、自己的思考和思想达到像孔子和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影响万世的思想家一样的高度，这叫“成一家之言”。
因为诸子百家他们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秦始皇重用法家，打压其他各门各派，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专制帝国，这个专制的帝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要把诸子百家的思想压制下去，把尊重皇权、崇拜皇权、崇拜国家政权这样一种法家的思想传播开来，当然秦朝失败了。
所以在司马迁的时代，可以说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复兴的时期，曾经被秦朝打压的那些学派纷纷地回到了水面之上。
而司马迁，他的野心不一样，他不是要简单地去继承儒家或者墨家或者法家。
不!他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天人之际”的追究，对天地间、宇宙间最高真理的探索，对社会和政治最高准则的探索，通过自古到今这些实例、实际问题的研究，他可以达到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不仅仅简单去复兴和重复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是要跟他们并立，甚至要超越他们，然后用这种思想，来影响社会、影响时代，乃至影响千秋万代。
所以我们了解具体的《史记》内容之前，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司马迁要写作这样一本52万字的大书，可不是为了简单的学术的抱负，为了出版一本书，为了评职称，或者说是为了追求一种学术的荣誉，出名。不是的，他之所以甘愿忍受他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耻辱，在自己遭受如此重创之后……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司马迁这个人他写作了这么厚的一本书，他是用业余时间写作的。也就是说，虽然他本人是一个国家的官吏，可是写作《史记》这样一件事并不是国家给他分配的任务，没有国家的团队、班底、资金来支持他，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
而这也是他说要追求“成一家之言”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因为从孔子到春秋战国，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学问家，他们都是私人著书立说，私人收徒办学。
而司马迁，无疑就是走这些人的道路，要在西汉刘邦已经重新建立了皇帝为核心的大一统帝国之后，在一个像秦朝一样统一而且比秦朝更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之后，他决心以一己之力去追随从孔子到春秋战国那些伟大思想家的脚步，重建个人写作、个人探索真理、表达最高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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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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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记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记以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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