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山西人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汉昭帝之初(公元前86年左右)，享年约60岁。
被尊为“史圣”、“中国历史之父”的司马迁，不仅以坚韧不拔之志，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能做，为我国的史学和文学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而且，他刚直不阿、幽而发愤的伟大精神，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炎黄子孙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脊梁。
这座高大的历史丰碑，这座丰盈的精神文化宝库，永远需要我们去仰视，去传承，并去深深地思索与研究。
当年，山西大学堂文学院门前悬挂着一副楹联：“史学贯中华汉宋以来双司马，经传昭万世商周而上两尚书。”其上联是说，山西是冠绝中华的史学巨著《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迁、司马光的故乡。下联是说，山西是《尚书》中的《尧典》与《舜典》两篇光昭万世的经典诞生之地。
司马光籍贯在山西夏县，这是没有疑义的。从多方面的记载看，司马迁籍贯在山西河津，也是有根有据的。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在论述自己的先祖时载有：“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这说明，在周惠王、周襄王之时，司马氏一族就离开东周，来到晋地，后分散了，有的到卫国，有的到赵国，有的到秦国。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版《河津县志》“艺文”卷中，收录有东汉太尉牟融的《司马迁墓》一诗，诗曰：“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经过祠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这说明，早在东汉之前河津就有司马迁墓，比建于公元1067年韩城芝川镇司马迁的衣冠冢早80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奏请皇帝恩准，来到河津为司马迁墓建造了石室，并立碑树垣。此举亦比韩城太史祠早700余年。这说明，在晋代司马迁再一次被朝廷明确列为河津籍人士。
到元代，至治进士、拜监察御史王思诚，在《河津县总图记》中载有：“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为之建石室，立碑树垣。《太史公自叙》曰：‘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是其坟墟所在矣。”
到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李贽，在纪传体《藏书》(亦称《李氏藏书》)中，更明确地记载：“司马谈，绛州龙门人，谈为太史公……有子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文中说的“绛州龙门”，正是现今的山西河津。李贽是福建人，不会有地域偏见。
还是在明代，理学大师、河津籍人士薛瑄，在《秋日家山杂咏》五首七言律诗中，有两处写到司马迁。一处是第二首中有“子安诗在名犹盛，太史书成志已劳”句。一处是第三首中有“龙门献策文中子，麒趾成书太史公”句。《秋日家山杂咏》是薛瑄歌咏家乡山水人物的杂咏诗，他为家乡有司马迁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
清康熙年间，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编纂的《平阳府志》卷二十三“人物”篇中，更明确地载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司马谈，龙门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学天官于唐都，受益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仕，愍学者不达其意，乃论六家要旨，明其同异。”“司马迁，字子长。十岁诵古文，弱冠游江、淮，浮元、湘，涉汶、泗，过梁、楚以归。太初中，为太史令，因论李陵得罪，幽而发愤，修《史记》。刘向、杨雄皆称其有良史之才。”
在《平阳府志》卷三十二“陵墓”篇“河津县”部分中，亦明确载有：“汉太史公墓，县西十五里。《水经注》曰：‘司马子长墓，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
在清乾隆《河津县志》中，黄鹤龄曰：“余自束发授书，读《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神往者久之。继览太史公《史记》，文中子《中说》，薛文清公《读书录》，未尝不穆然想见其为人，考之则皆龙门产也。乃益叹龙门为名区。河津，故龙门地。”
在清嘉庆《河津县志》中，沈千鉴云：“窃以为龙门胜地，代有名儒，如司马太史公，王文中子，薛文清公者，后先相映，卓越千秋。”
在《辞海》(1979年版)“河津”词条中，也明确载有：“河津——县名，在山西省西南部。秦置皮氏县，北魏改龙门县，宋改河津县。黄河禹门口(龙门)在县境西北。古迹有司马迁故里。”
在《辞源》(1979年版)“河津”词条中亦载：“1.地名，即龙门，又名禹门口。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2.县名，属山西省，古耿邑。春秋为晋邑，秦置皮氏县，汉属河东郡，魏晋属平阳郡，北魏改龙门县。”
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编撰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绪论中载有：“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言：‘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即今山西河津(一说今陕西韩城)。”《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不是个人著作，也不是社会文化团体的著作，是由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全国500余名专家学者用6年的时间编撰而成的大型文化丛书，当是可信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言：“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在何处?河山之阳在哪儿?不少学者都作了精辟的分析。
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载：“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龙门，在河津县龙门山下的禹门口，即夏禹凿山治水的地方。《尚书·禹贡》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龙门山在河津县，龙门就在河津县境内。现在的河津县，在汉代是河东郡皮氏县，北魏太平真君七年改皮氏县为龙门县。宋改称河津县。从公元446年改皮氏县为龙门县，到公元1120年改龙门县为河津县，河津称龙门县的时间为674年。在这674年中，河津还曾成为龙门郡郡治49年(当时的龙门郡辖今稷山县、河津市和新绛县的一部分)。津者，渡口也，也就是龙门、禹门口这个地方。有识之士，总是把河津、龙门、禹门口看成一体的。
█ 这幅珍贵的《山陕龙门全图》再现了80年前黄河两岸的图景
关于河山之阳，文化学者程原生在《司马迁之谜》一文中指出，按照我国传统阴阳学说，“山南、水北为阳。”河津居龙门山之南，符合“山南为阳”之说。我国古籍文献凡单称“河”，就特指黄河。其支流称水，如洛水、渭水、汾水等。河津位于晋南黄河南段(南河)以北。如河津的耿乡，曾是商朝祖乙的都城，《水经注》特别指出“耿乡在黄河之北”。不能以水的南北方向划分的，才以东西来区别。南北走向之水的东为阳，西为阴，与帝王面南而坐“左为阳，右为阴”“男左、女右”一脉相承。河津既是龙门山之阳，又是黄河之阳，并称“河山之阳”，这是司马迁对河津地理位置的精确概括。由此而论，司马迁出生地和耕牧之地在河津无疑。
关于“居于太和坊”。司马迁曾说自己“居于太和坊”。“太和坊”就是现在河津县的辛封村。辛封村历史上就叫“太和坊”，只是到王莽新朝，才更名为“新封”，后又改为“辛封”。在辛封村东曾有“汉太史公司马迁故里”碑楼，村西黄沙岭曾有司马迁墓祠，村北曾有占地6亩的司马家族墓群。现在该村还住有司马家族20余户100多口人。司马家族除保存有“司马祖宗布牌神符”和司马迁“笏板”遗物外，在当地还有许多不凡之处。旧时司马家族享有不纳皇粮的特殊待遇。司马家族与其他姓氏对簿公堂时，也可以见官不跪。司马家族还享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奉祀生”待遇。奉祀生是领着朝廷俸禄担负祭祀先祖任务的人。清嘉庆年间，仁宗皇帝恩赐辛封村司马琪九品顶戴，行奉祀生之职。当时他们家还保存有一套朝服、一顶官帽、一双靴子、一套木刻印制的《史记》，可惜于1938年日本侵入河津时丢失。民国期间，虽没有了奉祀生，但河津政府仰慕司马迁贤名，曾将黄河大石嘴公地的出租费作为司马家族祭祀先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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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 ，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报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
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语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赵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辨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
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故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兵符与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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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 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 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 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 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 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繦至 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
故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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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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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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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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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