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个抄袭犯？
读《史记》，经常有脱帽致敬的举动，因为总感觉司马迁写的故事，有一种熟悉感，仿佛在哪见过。后来才醒悟，原来他确实“借鉴”了比他更早的人写的文章，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抄袭，在网上是要被人声讨的，虽然不一定有什么用。只要他不犯帮李陵说话那样的政治错误，一般拿他没办法。但当他犯了政治错误的时候，用处就大了。如果换了现在，汉武帝完全可以换一个姿势处罚司马迁，比如颁发一张这样的红头文件：
司马迁，茂陵显武里人，官太史令，秩级六百石。司马迁自担任太史令以来，就私自修史，不断抄袭前人的著作，到处传谣。组织上经与司马迁谈话后，司马迁曾经声言以后不再抄袭，不再传谣。但不久之后，司马迁就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公布了自己私撰《太史公书》的几个列传，其中有大范围的传谣和抄袭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良影响，败坏了太史令这一重要岗位的声誉。经御前会议合议，大汉朝廷决定判处司马迁死刑。鉴于司马迁确实有点才华，加上他本人的意愿，政府决定网开一面，改判宫刑，保留他的工资职称待遇，换岗位为中书令。
这样的话，处罚理由显然要好看点，因为毕竟在古代，皇帝也是鼓励大臣应该直谏不讳的。自从秦二世而亡之后，汉朝有极大的危机感，认识到秦朝的灭亡，就是消灭了所有直言敢谏的忠义之士，所以从高祖到武帝，包括武帝自己，就屡屡下诏，要求下面举荐直言敢谏的人才，不用害怕触犯忌讳，只要对国家有利，国家就算听了心里不舒服，也不怪罪。司马迁从小就是品格优良的好学生，从小就接受这样高尚的教育，你叫他怎么可能不相信这个教育?汉武帝因为他直言敢谏，就割了他的卵子，导致一代大文豪从此灰心失望，也让汉武帝留下千古笑柄。汉武帝要是懂点策略，绝对不会这么做，绝对会按照我上面的稿子，出具一个红头文件。这样的话，大汉乃至后来两千年来的文人，不但说不出什么，恐怕还会对司马迁痛心疾首：“原来是个抄袭犯啊，卵子被割得不冤。”“割掉卵子便宜他了，你看看日本教授，因为造假被揭露，羞愤自杀。司马迁早该自杀了。”
有人肯定要问，司马迁到底传了什么谣，抄了什么袭，下面就来举例。
众所周知，秦朝大才子赵高，是学法律出身，韩非法学院博士优等生毕业，因为特别优异被秦始皇赏识，拜为中车府令。秦朝鼓励耕战，鼓励官吏习读法律。诸子百家的书烧了个精光，朝廷虽保留一些副本，只让少数专门博士掌管。但在司马迁的笔下，赵高这个熟读律令的秦朝大才子，竟开口闭口称述孔子。他在劝说李斯跟他一起合谋发动政变，干掉储君扶苏时，就大段大段引用孔子的话，你听听：“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以孔子的看法为准则，难道以法家立国，有足够文化自信的秦朝，还有必要对儒棍孔子保持恭敬?作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赵高，难道会罔顾秦始皇的命令，私自偷看禁书?这明显是司马迁添油加醋，信谣传谣，混淆视听嘛，狼子野心，用心何其毒也!
至于抄袭，也有例子。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写到临死前的秦二世，和赵高的女婿、杀手阎乐进行了一番对话：
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叛足下，足下其自为计。”
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
乐曰：“不可。”
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
曰：“愿为万户侯。”弗许。
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
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二世自杀。
阎乐受赵高的命令，打进宫来杀二世，箭都射到了御座上。二世逃跑不及，只好和阎乐讨价还价，苦苦哀求。人都怕死，二世这样的dictator也不例外，他首先提出要见赵高，被阎乐否决;于是退一步，希望当个王，也被否决;只好再降低要求，当个万户侯，继续过好日子。照样被否决;最后他豁出去了，哪怕下放农村，改成农村户口，只要给条活路。阎乐照样没答应，坚决带了他的头去。这种描写很曲折，但如果看过《左传》，你一定会对司马迁火冒三丈：“有你这么干的吗?还讲不讲点史德?还懂不懂得尊重知识产权?”
因为《左传》里提到齐庄公同志被杀，场景几乎和二世一样。齐庄公是个淫虫，和大臣崔杼的老婆通奸，结果被崔杼设计围住。庄公唱歌求饶，又登台道歉：“饶我一命，以后再不敢了。”被崔杼否决。于是提出新解决方案：“可能你信不过我，我们可以盟誓，鬼神看着呢。”照样被否决。最后做出重大让步：“我愿意死，但请让我到祖庙自杀。”围着他的士兵说：“别啰嗦了，流氓犯，赶紧死吧。”于是庄公豁出去了，翻墙想逃跑，被乱箭射了下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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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军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军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军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军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军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军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军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军军皆披靡，遂斩军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军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军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军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军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军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军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
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