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听雨湘东郡。孤馆灯花晕。中年听雨凤城西。一树绿桐花下拨听

　　立志雪耻
　　樊增祥的父亲樊燮，原是湖南长沙的一名总兵，为人贪财且大字不识，颇为时人不齿。一日，樊燮向上司湖南巡抚骆秉章汇报情况之后，因为没跟骆秉章的师爷告辞，就被他大声地叫了回来，还对其骂道：“王八蛋，滚出去。”骂了之后竟还踢了他一脚，两人当场厮打起来。后来，师爷建议骆秉章上奏参劾樊燮贪污骄纵，最终罢免了樊燮的总兵职务。这位师爷不是别人，就是日后威名远震的清廷军机大臣左宗棠。樊燮被革职返乡后，十分咽不下这口气，就在庭院中修了一座读书楼，把儿子关在读书楼上读书，要他立志超过当年羞辱过自己的师爷左宗棠。为达此目的，还特制了一块“洗辱牌”，上写昔日左宗棠骂他的话：“王八蛋，滚出去”。从此，他重金聘请名师为两个儿子执教，不准两个儿子下楼，并且给儿子们穿上女人衣裤，并立下家规：“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樊燮每月初一、十五必带其二子跪拜祖先神位，在洗辱牌前发誓。后到抗日初期，史学家刘禹生到恩施“寻云门老辈故居”，仍见樊家楼壁上，尚存稚嫩墨迹“左宗棠可杀”五字。樊增祥兄长早死。他不负其父所望，把对左宗棠的家恨埋在心里，发愤苦读考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一直做到江宁布政使权署两江总督。
　　独钟金鸡
　　樊增祥对十二生肖中的“金鸡”十分偏爱，他在护理两江总督任上，曾将鸡的五德抄录于案头自赏，对幕僚也常以此为谈资。据《江宁光绪朝名宦》记载：荆楚樊增祥氏，尤喜金鸡，常书条幅于壁赞之，谓鸡有五德：“君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博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此乃文、武、勇、仁、信五德。”此外，他在江宁（今南京）做官时，于元旦贴“鸡”于门。他说，鸡能司晨，金鸡一唱天下白，黑夜逝去。坊间常论：鬼怕鸡鸣，皆因鬼只能在黑夜里活动，鸡一啼，鬼魅打道回府。画鸡贴于门上，可祈福祛灾。樊增祥可算是恩施人将敬鸡的习俗传于江浙的第一人。

　　早年讲学
　　其父樊燮，湖南永州镇总兵。樊增祥四岁由母自课启蒙，十一二岁通声律，能诗文。十三岁时父罢官，家境贫困，命着女儿装，禁野游，锁户严课。咸丰十一年（1861）随父迁宜昌（其父曾任宜昌府中营游击）。
　　同治六年（1867）樊增祥乡试中举。同治九年（1870），时任湖北学政（管一省教育的学官）的张之洞到宜昌视学，看到樊增祥的诗文，十分欣赏，推荐他为潜江传经书院院长，主持讲席。樊增祥的母亲徐太夫人因长子讱初英年早逝，不愿樊增祥出远门。但是不出去做事又无以养家糊口，因此樊增祥每年数出数归。他在潜江的生活方式，是其早年清贫生活的一个缩影：每天伙食费不超过三十钱，生性不爱好肉食，曾有诗云：“肉食堪怜骨相乖，闭门旬日学清斋。”有时到集市上买汤、饼盛于一个器皿中，连柴火费也节省了。节余的薪金全部交给母亲，奉养家人。徐太夫人知道儿子有嗜书之好，每次都给些钱让他去买书。樊增祥因教学而旅居潜江三年，境内风景古迹，课余多有踏访，对于潜江的民俗、饮食、文化、水患等，均十分谙熟。《潜江杂诗十六首》中多有关于当时潜江民俗风物的相关记载。同治十年（1871）秋八月，曾任安陆县教谕的潜江人郭美彦（字梦莲）病逝，樊增祥为其写了挽诗，称道其学问品行。爱书成癖的樊增祥时常去万家（曹禺叔高祖万芾）借书。城西有一处私人读书的地方，是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吴述洵的丛桂山房，樊增祥慕名而来，也写下了游览诗句。
　　幕僚生涯
　　光绪四年（1878）秋樊增祥入荆州幕府，冬天又到武昌张之洞幕府，充当幕僚。张之洞成为樊增祥的官场导师和后台。张之洞劝导樊增祥不要专攻词章之学，要多做经世学问，“书非有用勿读。”引导樊增祥在社会中立足，并走上仕途。光绪元年（1875）樊增祥30岁时，第一次精选自己1870年后所写的500多首诗词，分上下两卷编为《云门初集》。张之洞赞其在诗词创作方面，表现出了“精思、博学、手熟”的惊人才华，往往能把“人人意中所欲言而实人人所不能言”的内容，恰到好处地表现在自己的诗词中。在交友中，樊增祥先后与文学家李慈铭、陶子珍、袁爽秋等人结下深情厚谊，诗词唱和，“文宴无虚日”。著有《北游集》、《金台集》、《水淅集》等7部著作。
　　仕宦升迁
　　光绪三年（1877），32岁的樊增祥进京会试，终于考中进士。樊家在恩施、宜昌两地迎宾宴客3天，当众烧掉了“洗辱牌”。光绪十年（1884），樊增祥前往陕西宜川任知县，走上仕途从政路。任职7个月，调居省府，后又到咸宁（今西安）、富平、长安任知县。光绪十八年（1892），樊增祥再任咸宁知县。1893年2月至1898年7月赴渭南任知县。执政期间，他虽“劳形案牍，掌笺幕府，身先群吏”，仍在闲暇时间“结兴篇章，怡情书画”，将自己的诗词整理，编成20余集，1894年第一次将自己的作品集付梓刻印。
　　据说樊增祥在渭南执政期间，十分注意严法、宅心、平恕。由于他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中，养成一种坚毅的性格，能自行其志。他经世30多年，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经常出入张之洞府，受张点拨，对文官从政之路十分精通，在执政时以果断的作风、出众的才能受到各方面好评。樊增祥在渭南任知县的第四年（1896年），到过一次北京，因俄国军队入侵，樊增祥看到了战乱留下的阴云，使他满怀凄凉。从1896年秋到1897年夏，写下感怀时事的诗100多首，后编为《身后云阁集》。从1884年到1898年的14年中，樊增祥先后任职10年，期间结识不少文化名人，勤于诗词写作，每日均有诗作记录在卷，经修订后出版诗词集20余册，还集断案《批判》12卷。其师友对《批判》颇有赞誉：“古今政书虽多，但能切情入理、雅俗共喻的，恐怕要以樊的判辞独有心得。”
　　樊增祥这一时期的诗，有少数体现他的报国之志。他在《再题岳王庙壁》的诗中写道：三字沉冤郁未伸，风波亭事剧悲辛。灰中缚虎添公案，湖上骑驴有故人。期间，樊增祥因诗而出名，诗词创作达到顶峰时期。仅出版的《樊山文集》就有15册、60余卷，分为《樊山集》、《樊山自叙续集》、《樊山批判》、《樊山公牍》、《樊山时文》5个部分。他“欢娱能工，不为愁苦之词，艳体之作”。其作品受唐诗宋词影响较深，喜欢用典，讲究对仗；其骈文言辞华丽，铺排自如，很有文采。
　　在他的作品中，长篇叙事诗《彩云曲》、《后彩云曲》负有盛名，前曲写于1899年，后曲写于1913年。《彩云曲》石刻现在还存在陶然亭慈悲庵。
　　樊增祥清末民初与周树模、左绍佐并称“楚中三老”，与易顺鼎一起被称为两湖诗坛的“两雄”，在全国也有很高的名气。他与李慈铭、陶子珍、袁爽秋往来密切，有“李樊”、“陶樊”、“袁樊”等之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进逼津京，樊增祥应召至京，以道府在武卫军任事。乃密奏慈禧，力请移避长安，并先期赶回长安筹策“迎銮”。以扈驾功，于同年11月擢升皖北兵备道，着留“行在”办事，充政务处提调，因得日近宫廷。慈禧曾手谕皇帝：“自今机要文字，可令樊增祥撰拟，仍当秘之，勿招人忌也。”樊到任后，在朝廷中增设政务处，负责处理军机政务。次年6月升为陕西省臬司，8月慈禧回京前又调署陕西布政使。再次年，实授甘肃布政使，光绪三十年（1904）调任江宁布政使，宣统二年（1910）护理两江总督。他的诗作《中秋夜无月》：“亘古清光彻九洲，只今烟雾锁浮楼；莫愁遮断山河影，照出山河影更愁。”借中秋天阴无月，抒发了山河破碎不堪入目的感慨。樊增祥又将自1896年至1903年7年间所著诗词整理修订成17卷，这是他第三次将诗词结集付印。交刻时，附有自叙3000多言，并有表达他意愿的手迹诗一首，印在文集的扉页上：自有高歌动鬼神，樊英才调信无伦；谁说壮地多浮响？未许东川说替人。一入蓬莱依日月，七传号剑照麟麟。如今小试神明宰，种稻公田为养亲。1909年至1911年5月，樊增祥积极支持保路运动。
　　遗民终老
　　辛亥革命后，樊增祥退居沪上，湖北军政府礼迎回鄂任民政长，固辞不就。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篡窃大总统位，去京任参议员、参政。袁“登基”前日，集群臣赐宴瀛台，曾领班献诗。黎元洪继任总统，进言自请禄位。晚年闲居北平，以诗酒自遣，曾为梅兰芳改订京剧部份台词，经樊增祥修改过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等京剧的道白与唱词，颇有文采，这对梅兰芳在京剧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有藏书楼名“樊园”，藏书20余万卷，书画、碑帖之属，10余巨簏，又与海上遗老组诗社名“超社”。民国二十年（1931）病故

　　樊增祥师事张之洞、李慈铭，常与二人酬唱。他是近代晚唐诗派代表诗人，“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诗稿达30000首。早年喜爱袁枚，继而好赵翼，后宗尚温庭筠、李商隐，上溯刘禹锡、白居易。他“论诗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尤自负其艳体之作，谓可方驾冬郎（韩□）”（陈衍《石遗室诗话》）。集中次韵、迭韵之作很多，因难见巧，炫才夸富，失之浮艳俗滥。但他为人并不佻达，主张“诗贵有品”，虽自言“平生文字幽忧少”，但遭遇重大事变，也不能不变得“贾傅悲深”，庚子后写下一些关切时局的作品。甲午战后，他接连写了《有感》、《重有感》、《书愤》、《马关》、《再阅邸钞》等，痛斥朝廷重臣的卖国行为；讥刺李鸿章说：“度关不用鸡鸣客，卖却卢龙掩面归”。他如《闻都门消息》、《庚子五月都门纪事》等，反映了庚子事变。长篇歌行《彩云曲》、《后彩云曲》,写名妓傅彩云(赛金花)事一时传诵，时人比之为吴伟业之《圆圆曲》。他又擅长骈文与词，骈文辞不艰深，舒徐自如，情味浓厚；词作也颇为清丽。
　　诗集有《云门初集》、《北游集》、《东归集》、《涉江集》、《关中集》等50余种，后皆收入《樊山全书》。词集有《五十麝斋词赓》，亦收入《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