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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出自欧阳修的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那年，四十岁的欧阳修，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醉翁”，他告诉世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间也”。可是谁知道，作为一个接连被贬两次的政治家，他这“醉意”里又饱含多少自我麻痹与自我安慰?

　　一封信断了仕途

　　世人都知欧阳修是大文豪，却未必知道他有着坎坷的仕途经历。二十三岁考中进士的他，在走向政坛的初期曾经平步青云，先后担任过馆阁校勘、谏官这样的中央职务，和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这样的地方要员，在振兴朝政、整饬吏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贬谪，在他三十岁那年发生了。

　　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与宰相吕夷简起争执，被贬任饶州。当时不少朝臣都在帮范仲淹求情，有人甚至扬言要跟范仲淹同进同退。欧阳修也为范仲淹抱不平，当他发现谏官高若讷不仅不帮范仲淹说话，还在公开场合诋毁范仲淹时，便“路见不平一声吼”，挥笔写了一封公开信——《与高司谏书》，用词咄咄逼人，直指高若讷就是“君子之贼”，是典型的小人。

　　可是宋仁宗早已下达旨意，要求朝廷百官不得再妄议范仲淹一事。所以，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欧阳修被贬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做了县令。

　　欧阳修虽然被贬，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颇感骄傲，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门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

　　范仲淹主管陕西后，念于欧阳修对他的支持，特邀请他来做掌书记，欧阳修却笑着拒绝说：“我支持你，又不是为图私利，同退同进，没有必要的。”

　　撞枪口再次被贬

　　在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地方，欧阳修熬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终于，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职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不过饱尝贬谪之苦的欧阳修，依然敢言直谏，锐气十足。

　　好在当时宋仁宗的革新意愿越来越强烈，于是支持改革的一批官员得到迅速提拔，欧阳修在公元1043年被任命为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开始推行“庆历新政”后，决定增加台谏官员，而欧阳修被作为首选进入谏院。

　　当初范仲淹被贬饶州之时，欧阳修等一批人因为声援范仲淹而被贴上了“朋党”的标签。见朋党之论又起，欧阳修便写下了《朋党论》一文献给仁宗。

　　他的建议总是针砭时弊、直言不讳，虽然得罪了很多人，但却深得仁宗的欣赏。仁宗曾赐他五品服，并对人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才，上哪儿找去?”

　　尽管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但是在欧阳修不遗余力的“努力”下……他又一次把官位搞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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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45年，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改革主力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为他们辩驳，结果又撞了枪口。加上这时有人控诉他有生活作风问题，最终欧阳修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

　　欧阳修被贬，是政坛的不幸，却成了文坛的大幸，因为正是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那篇传颂千古的《醉翁亭记》。

　　做个醉翁真自在

　　被贬滁州的欧阳修并未消沉，他雷厉风行推行“宽简”的为政之道，把滁州治理的井井有条，使得百姓安居乐业。《醉翁亭记》中，便记录下了他与民同乐的景象。

　　据说，《醉翁亭记》的开头原本花了好多笔墨，描绘滁州四周的山。最后这些描写被欧阳修改成了“环滁皆山也”五个字，简练中见隽永。此外，更有诸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等经典名句，历久弥新，广为流传。

　　或许因为《醉翁亭记》凝聚着欧阳修丰富的人生感悟和人格理想，且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准，所以文章一出，便受到了时人的热烈追捧。史称“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

　　《滁州志》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刻记好后，远近争传，都来打摹。寺庙仓库里的被毡，都被打碑用尽了，连和尚盖的卧毡都拿来用了。做生意的得到《醉翁亭记》摹本，用以赠官，还可以免税。当时有位音乐家叫沈遵，他被《醉翁亭记》所展示的意境和情韵深深吸引，即信手抚琴，谱成一曲《醉翁操》，“知琴者以为绝伦”。

　　不过，写下这篇散文时，欧阳修才四十岁。而他却以“醉翁”自居，倒是有点耐人寻味。或许因为仕途上的起起落落，让他拥有了一份超越年纪的淡然。又或许是那一坛坛人生的苦酒，让他不愿清醒过来。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

　　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

　　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

　　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

　　他自诩醉翁，其实始终清醒。山水之外，他自然还有更想去的地方，可是，那里还能容得下他吗?

　　自号“六一居士”

　　公元1049年，欧阳修被召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五年后，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不过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反悔了，亲口挽留，让他留下来修史。于是，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此后，欧阳修又先后知开封府，拜枢密副使，任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但是，对于做官这件事，欧阳修似乎逐渐丧失了兴趣，确切说，是丧失了希望。

　　公元1065年，欧阳修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数年间他屡遭诬谤，可是多次辞职，都未得允准。反倒是“每求退则得进，每辞少则获多”。公元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被王安石所诋毁，此时欧阳修更加求归心切。终于，在他的连续不断、持之以恒的请求下，宋神宗同意了让他提前退休。

　　欧阳修得偿所愿，他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六一居士”。什么意思呢?他在自传中解释了，“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别人问，那还少一个一呢。他得意地回答：“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千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欧阳修留下来的《欧阳文忠公集》时，仿佛还能看到一个醉醺醺的老头儿在嬉笑着吟唱：“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管弦作离声。”

　　这确实是一个醉翁，但也可能是这世上最清醒的一个“醉翁”。因为在他的内心，是非曲直，永远那般分明。而且他自知，这样的他终究无法安乐朝堂。于是，与其在朝堂之上“众人皆醉我独醒”，倒不如拥抱山河，与琴棋为伴，一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