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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春，开封府接到一起诉讼案 ：一名刘姓老妪状告她的侄子刘保衡“亡赖豪纵，坏刘氏产”。

　　刘保衡本为开封富民，在京城承包了一家大型酒场酿卖商品酒。宋朝对商品酒的生产与销售实行一种复合式的“禁榷(国家专卖)制度 ：“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 ;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 ;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

　　意思是说，京师之地，国家垄断酒曲，酒店向政府购买酒曲酿酒，然后自由售卖，因为曲价中已包含了税金，政府不再另外向酒店收酒税 ;诸州城内，官酿官卖，禁止民间私酿酒 ;乡村允许酒户自行酿卖，为特许经营，政府收其酒税，但只要酒 利稍厚，政府就会设法改为官酤。

　　不过，官营酒坊总是效率低下，又容易跟市场脱节，酿造出 来的酒“多醨薄”，消费者都不愿意购买，因此酒坊“岁计获无几”。宋政府迫于无法盈利的压力，不得不改制，走市场化的道路，将官营酒坊的酿酒权、经营权承包出去，“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其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赀产，长吏及大姓共保之，后课不登则均偿”。熙宁变法开始后，更是出现一波酒坊改制热潮，“遍卖天下酒场”。 宋政府在转让酒坊、酒场经营权的过程中，逐渐推广了一种 极富现代色彩的招投标制度，叫作“扑买”或“买扑”。扑，有博弈、竞争之意 ;买，即买卖、交易 ;合起来，“买扑”的意思就是竞价买卖。具体做法是这样的 ：假设宋政府想拍卖某一处酒坊的经营权，会提前半年于“要闹处出榜，召人承买”，即张榜公告招标，说明酒坊的起拍价是多少钱(标底通常采用以往拍卖的次高价或中位数)，欢迎有意竞买者在限期(通常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内参与投标。

　　凡符合资格(官户、无家业的人不准参与竞标)、有意竞标的人，填好自己愿意出的竞买价与投标时间，密封后投入政府专门设来接收标书的木箱内，这叫作“实封投状”：“许诸色人实封投状，委本司收接封掌。”

　　等到竞标期限结束，官府开箱评标，“据所投状开验，着价最高者方得承买 ;如着价同，并与先下状人”，哪一个投标人出价最高，即由他中标 ;如果出最高价的有两人以上，则以先投标的那个人胜出。

　　评标之后，还要公示，“仍先次于榜内晓示百姓知委”，以示整个招投标过程的公平、公正。最后，政府给中标人颁发“公凭”，实质上就是订立合同。中标人在合同有效期之内(通常三年为一届，满届即重新招标)享有对这处酒坊的独占经营权。按照宋朝惯例，中标者并不需要一次性预交完酒场的租金(含酒税)，而是允许分期付款，“其钱听作三限，每年作一限送纳”。

　　刘保衡就是一名通过竞标拍下京师某个酒场的富商。我们应当承认，“扑买”在当时是一种很先进的拍卖机制，但是，基于人性的理性局限，有些竞标人因贪图目前利益，或未能预判风险，为拍到酒场经营权，不惜投下不切实际的高价，导致收不回成本，亏欠政府的官钱。我们不知道刘保衡究竟是因为投标时标价过高， 还是因为对酒场经营不善，总之亏了大本，“负官曲钱百余万”，欠下政府 1000多贯钱。

　　负责管理京师官营企业“扑买”事务的机构是三司。作为债权人，三司当然要找刘保衡讨债。刘保衡被政府追债，没办法， 只好卖掉祖业——京城中的一处宅院来偿还欠款。

　　北宋开封的房地产业非常发达，刘保衡到“庄宅牙人”(类似于房地产交易中介)那里一放盘，马上就有人买下他的房产了。那时候也没有按揭，都是一次性交钱，刘保衡“得钱即输官，不复入家”，用卖楼款还清了欠数，没有交给家里一文钱。

　　那位到开封府告状的刘姓老妪，是刘保衡的姑姑，所控告内容，正是刘保衡卖掉祖业还债一事。刘氏姑姑坚称刘保衡败坏了刘家的产业，要求追回房产。

　　开封府法官说，刘保衡卖掉的是他自己的物业，没什么不对啊。这时刘氏姑姑向法官提供了一个对刘保衡极不利的证言：“保衡非刘氏子。”刘保衡实际上并不是刘家的儿子(也许是养子， 史料没有具体说明)，他没有权利卖掉刘家的祖业。

　　开封府马上派吏员调查，证实刘氏姑姑所言非虚。换言之， 刘保衡并不是刘家物业的权利人，由他签字的田宅交易合同是无 效的。于是，法官按律判处 ：取消刘保衡鬻卖刘家祖业的交易， 刘保衡将钱款退还买方，买方将物业退还刘家。

　　这个案子很简单，本来到此便可以结案。但是，开封府法官在审案时，得知当时跟刘保衡买下宅院的买家，正是现任三司使张方平。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北宋京城的房价。宋朝人自己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东京房价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咸平年间，宰相向敏中“以钱五百万”(即 5000贯)买下薛安上的宅第，薛安上的庶母随后击登闻鼓，控告向敏中“贱贸”薛家故第，向敏中因此被罢去宰相之职。也就是说，东京一套豪宅的市场价当在 5000 贯以上， 5000 贯的成交价被认为是“贱贸”。

　　大中祥符年间，京师有一个叫作崔白的恶霸，强买邻居梁文尉的住宅，梁文尉的遗孀张氏叫价“一百三十万钱”(1300 贯)，但崔白倚势欺人，只出了九十万钱(900 贯)，便强行将宅子盘买下来，过后张氏跑到开封府起诉崔白强买人宅，崔白这才“增 钱三十万”。也就是说，京城一套像样的宅院，少说也要 1300 贯。这是宋真宗朝的情况，宋仁宗时京师房价肯定又涨得更高一些。

　　由于京师的房子太贵，北宋前期，很多高官都是租房居住， 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兹乃常事”4;“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5。等到宋神宗熙宁 - 元丰年间，朝廷才拨款在皇城右掖门前修建了一批官邸，分配给宰相、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使(主管军 政的副宰相)、枢密副使、三司使(主管财政的副宰相)、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知杂御史(相当于副议长)居住。

　　但张方平当三司使时，还是仁宗朝，那时候还没有官邸呢。

　　张方平只好攒了一笔钱，准备自己买房子。恰好刘保衡因为欠了三司 1000 多贯酒场的租金，不得不卖房还债，张方平近水楼台先得月，便掏钱将刘保衡的宅第买了下来。刘保衡急于将房子出手，要价不会太高，估计也就 1000 贯左右。

　　张方平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谁知半路杀出一个刘氏姑姑， 跑到开封府起诉刘保衡“坏刘氏产”。这下好了，不但到嘴的鸭 子飞走了，还惹来一身腥，京城人都知道三司使张方平贱买了酒 商刘保衡的房产。

　　权御史中丞包拯很快就上书劾奏张方平 ：“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 包拯的弹劾是有道理的，因为刘保衡的债权人是三司，而张方平是三司的 行政长官，现在刘保衡卖房还债，恰好又是你张方平将房子买下 来，那谁知道在交易的过程中有没有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或 者单方面恃势压价的不公正行为。

　　张方平这下恐怕跳进汴河也洗不清了。

　　当时包拯担任御史中丞，以敢言著称，争执起来，唾沫星子直喷到宋仁宗脸上，皇帝都怵他三分，人称包拯为“嘉祐四真” 之一。原来嘉祐年间，“富韩公(富弼)为宰相，欧阳公(欧阳修)在翰林，包孝肃公(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翼之(胡瑗)侍讲在太学，皆极天下之望。一时士大夫相语曰 ：‘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

　　故宫南薰殿旧藏包拯画像

　　在包拯看来，张方平的行为，显然属于“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一个“身主大计”的三司使，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性情刚强的包拯不但上书弹劾，还跑到宰相富弼的办公室， “诟责宰相，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怒宰相不早罢之”。

　　随后，“台中僚属相继论列”，御史台的言官都纷纷要求处分张方平。嘉祐四年三月，宋仁宗应御史台的要求，下诏罢免了张方平的三司使之职，外放到陈州(今河南淮阳)。

　　说起来，这是第二个被包拯拉下马的三司使了。你应该记得，九年前，即皇祐二年(1050)，深得仁宗皇帝恩宠的外戚张尧佐，也是因为受包拯(时任谏官)弹劾而被免去三司使之职。

　　“贱买民宅”一事，成了张方平一生的污点，以致八年后，即治平四年(1067)，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权御史中丞司马光还要抨击他“奸邪贪猥”“不协众望”。刚刚继位的神宗皇帝问，这是怎么回事?

　　司马光说 ：陛下您有所不知，仁宗朝时，张方平为三司使， 恃势贱买富民刘保衡的房产，当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 言方平奸邪贪猥”。陛下您想了解张方平究竟为贤抑或不肖，可令档案馆检出当年包拯等台谏官的奏疏、张方平自己的奏章、开封府知府陈升之推勘刘保衡公案的卷宗，便“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论也”。

　　包拯当上三司使

　　一次不得当的房产交易，居然导致一位高官去职，很想不到吧?但“刘保衡鬻卖房产案”引发的官场震荡才刚刚开始。

　　宋仁宗罢去张方平的三司使职务后，任命刚回京述职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宋祁接任。但这一人事任命很快又遭到包拯的强烈反对。包拯的理由是，宋祁在益州时，“多游宴”，贪图享乐，不宜升迁;而且，宋祁的兄长宋庠是执政官，宋祁应该避嫌， “不可任三司”。仁宗不听，包拯就“累论之不已”。

　　谏官吴及也上书弹劾宋祁，称宋祁以前在定州(今河北定州)为官时，“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在益州时又“奢侈过度”，这样的人，实在不适合执掌国家财政。宋祁的生活作风的确比较 奢靡，他好宾客，常常“会饮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 歌舞相继，坐客忘疲，但觉漏长，启幕视之，已是二昼，名曰‘不晓天’”。

　　这时，宋祁兄长宋庠也说，自己“身处机密，弟总大计，权任太重”，确实不合适，“乞除祁外官”，陛下还是将宋祁安排到地方吧。因此，宋祁在三司使的位子上屁股还未坐热，又被改任为郑州(今河南郑州)知州。宋祁本存拜相之志，三司使距宰执也只有一步之遥，可惜他被放外任，仕途自此走到尽头，以后每每从朝廷传来谁谁被任命为宰相的消息，都“闻报怅然”。

　　宋祁走了，那么谁来接替他呢?

　　宋仁宗大概觉得，以前张尧佐担任三司使时，你包拯认为不合适 ;张方平任三司使，也被你弹劾下来，现在宋祁又被你赶走了，那不如你老包来做这个三司使吧。于是，仁宗下诏 ：“权御史中丞包拯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包拯呢，也当仁不让，大大方方接受了任命。这下御史台不再闹腾了吧?

　　御史们有没有意见且不说，翰林学士欧阳修首先就不干了， 上疏反对包拯的任职 ：“伏见陛下近除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议喧然，以谓朝廷贪(包)拯之材，而不为(包)拯惜名节。然犹冀(包)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疑，而为朝廷惜事体。数日之间，遽闻(包)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

　　欧阳修认为，包拯接受三司使的任命，是非常愚蠢的表现。

　　御史的天职是监察政府、弹劾官员，你怎么抨击都没有人会觉得过分 ;但如果“逐其人而代其位”，那即便是自己确无取而代之的野心，外人也不能不这么猜疑。包拯说他别无用心，然而“人 谁信之”?常人皆知“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 李下不正冠”，何以包拯就不知道回避嫌疑呢?只能说，包拯这个人，“性好刚，天姿峭直”，但“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欧阳修又分析了朝廷任命包拯为三司使可能会诱发的负面效应：“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包拯“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岂惟自薄其身，亦以开诱 他时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幸，相习而成风，此之为患，岂谓小哉!”

　　因此，欧阳修说，以包拯的才干、资望，陛下您给他封一个再大的官，外人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

　　最后，欧阳修希望仁宗皇帝“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包) 拯他职，置之京师，使(包)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 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

　　欧阳修的奏疏呈上去，包拯闻知，也提出辞职，居家“避命”，但仁宗皇帝并没有批准，过了一段时间，包拯“乃就职”。

　　有人说，欧阳修弹劾包拯，是因为欧阳修与包拯之间有私怨， 欧阳修素来瞧不起包拯。这么揣测未免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欧阳修对包拯的才干、操守其实是相当赏识的，几年前， 即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还向仁宗皇帝举荐包拯 ：“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应当“亟加进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补”。正是因为欧阳修的极 力推荐，包拯才于嘉祐元年年底调回京师，权知开封府 ;然后又于嘉祐三年六月升为权御史中丞。

　　在我看来，欧阳修对包拯的弹劾，并非出于私怨，而是想申明一条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 ：避嫌。

　　本文节选自《知宋》，吴钩 著

　　尽管从军事和国土面积来看，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宋朝却最繁荣昌盛、极具人文精神。那么，宋朝何以如此辉煌?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宋朝拥有一套理性、完备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