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清高、寒酸和耻于谈钱谈利: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或犹嫌谈钱污染了灵魂,而把钱称为“阿堵物”。
但是,自古以来,能够坚守清贫的道德圣人永远是少数,逐利才是人的本能,古代文人为利熙熙而来,攘攘而去。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德高调和虚伪之外,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功利,是对“孔方兄”的亲切。
1羞答答的“润笔”“润笔”一词最早见于《隋书郑译传》:隋文帝杨坚叫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颖在旁边戏道:“笔干了。”郑译说道:“不得一钱,何以润笔?”郑译因支持隋文帝杨坚篡位有功,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颎替李德林以“笔干”之名,想得到点小费,谁知道郑译不但不给,反而向杨坚大发牢骚。“上大笑。”想来李德林失望而退。但是,笔“干”了要“润”,这暗号、黑话式求赏钱,由此成为写作文章书画所得的酬劳,包括物与钱。
古代文人的逐利首先是当官,而后是金钱。当了官后,自然会有国家的俸禄,保障自己体面的生活。但是,当喜怒无常的专制君主常常不给文人们负责天下兴亡的机会,一些墨客官场失意之后,则待价而沽,构建自己的“黄金屋”了。
公元817年,唐宪宗李纯派裴度、李愬,平定了淮西叛乱后,要为自己的英明功劳立碑,这时,“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五十岁,正在裴度手下当一个行军司马的官,就接过了这个政治任务,为李纯撰写了《平淮西碑》。碑文突出了后来任宰相的韩弘,韩愈因此得到了绢五百匹作为润笔。
2美化死者得金钱对于韩愈来说,五百匹绢只是政治任务完成例外的赏钱、小费,在他的润笔收入中只是九牛一毛,给别人写墓志碑文,奉承、赞美一下“死人”,才是这位文学大师致富的捷径。
北宋的司马光曾在《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韩愈受金为人撰写碑文之事,稍后的刘禹锡在这位前辈死后纪念他的《祭韩吏部文》中,透露了韩愈的润笔收入:“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所谓一字千金,不过如此。
韩愈在世时即文名遍播,“文起八代之衰”、“声名塞天”确非虚言;而他在追求政治仕途和文学创造之际,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声名,俸禄之外赚外快,为公侯权贵和富人们写碑文、墓志铭、行状一类的文章,获得高额的润笔费。
在古代,虽说“文章千古事”,但纵是才高八斗,锦绣文章,如果换不了官当,所谓才气、美文也只能获得些虚名而已;纯文学创造不但无法致富,连糊口都难,陶渊明、杜甫都是典型的个案。而想靠用文字换钱,就要丢掉清高,干些“谀墓”的事,即为那些死去的达官贵人们写碑志铭文等。古人重视身后声名,上至王公将相,富贾士绅,下到普通老百姓,都有此风,碑志业邃成文人们获得实际效益的最重要领域。
唐朝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富贵人物或者寺庙的墓志、碑文,不仅要求名家文字,还要求名家书法。当时,收入最巨的可谓唐朝的文人李邕,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才名、书法俱佳的李邕,在碑文市场上春风得意、呼风唤雨,风光无限,《旧唐书·李邕传》讲,“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一生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其《八哀诗》专门有一首《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其中写道:“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所谓罽,乃细密毛织物,与锦常并称,一张价值几万。在杜甫的描写中,李邕的润笔顾客盈门,商品式的碑文挂满四壁,金银财宝、珍品奇物等润笔物满屋,虽然是“义取”发财,其中的嘲笑之意尽现。
韩愈也是碑文鬻财风潮中的佼佼者、弄潮儿。在《河南少尹李公(素)墓志铭》,韩愈自述说“买主”李素的儿子:“以币走京师,乞铭于博士韩愈。”虽有自我吹嘘之嫌,韩愈在碑志界声望大概还是很高的。
刘禹锡称韩愈的碑志“一字之价,辇金如山”,也不是虚夸。可以一窥韩愈润笔收入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韩愈有一篇《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明确记下了润笔收入:“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以受王用家之物为例,刘禹锡“辇金如山”之语,诚非妄言。
第二件是,韩愈门下有一个“放肆为侠行”的学生刘义,他某次到了韩愈家中,看到润笔之货遍地,便“持愈金数斤去”,并自嘲说这些都是老师是奉承坟墓中人的所得,“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不如给他当寿礼,“愈不能止”。
韩愈写碑志到底收了多少润笔费,已不可知,但其所作碑志、行状,流传至今还有近八十篇,大部分乃润笔之作。至于没有流传下来的,也应该不少。所以,按照其“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的身价,韩愈的润笔总收入,也该冠绝一时。
当然,韩愈也非纯然唯利是图的商业文人。他为柳宗元写《柳子厚墓志铭》就是不收费的。韩愈有《太原府参军苗君(蕃)墓志铭》,墓主家“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无族亲朋友以为依”,如此之穷也要求韩愈写墓志铭,润笔就是一个仪式和程序了,具体金额是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