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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永亮，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柳宗元研究会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汉唐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已出版《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代诗学》《唐代诗歌的多元观照》《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人与自然的对话》《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理论与实践》等专著二十余部，主编教材及丛书多种，发表学术论文、译文二百余篇。

　　唐代文人之所以热衷于参加幕府，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为日后入朝做官创造条件，一是借此解决经济问题。从入朝为官来看，在一般情况下，幕僚们的升迁并不快，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事例。

　　赵璘《因话录》记载了一个叫李石的人，原来是庾承宣的门生，但是他在幕府里面没有过几年，就因为向朝廷奏事，被朝廷给相中了。于是，朝廷赐以紫服，很快升了官。而当他身着紫服时，那个庾承宣还穿着绯色的衣服。唐人的官职高低往往是从衣服的颜色来判别的，这个下面我们要讲到。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门生已经当了高官，他的老师还在幕府待着，想来这位老师会有些伤心吧。这件事，在《唐摭言》中又有了发展。说过了六七年，庾承宣终于也交了好运，被朝廷授以紫服。而在庾承宣拜命之初，李石就把自己所穿的紫金袍先奉献给了座主。看来这位门生还没有忘恩。不过朝中之事也有难以预料的，恰恰是这位升迁速度超过了他的老师的李石，日后又被他的部下给甩到了后面：“李石相公镇荆，崔魏公(铉)在宾席，未几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时石犹在镇。”这件事与前面说的李石和老师的事正好调了一个位置：李石镇荆楚的时候，崔铉在他的幕府里面做幕僚，可时间不久，崔铉就被擢拜翰林，第二年荣升宰相，而李石留镇荆襄，原地未动。这样一些富于戏剧性的事虽只是个别情形，但因为真实发生过，所以对广大士子入幕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与入朝为官相比，不少文人热衷于入幕的直接原因，还在于从现实出发，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的处所，解决经济问题。我们曾经说过，唐代参加科举的考生人数众多，每年有一两千人，而考上的人很少，大多数都名落孙山。如此一来，对那些在寒风苦雨中匆匆来去的落第举子来讲，可供其选择的出路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回到家乡，继续苦读，以待再考;另一条就是寻找安身之处、效力之所，先解决赖以生活的经济问题。显而易见，后一条路更具有现实性，更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于是借着入幕来解决衣食，进而实现自己未竟的愿望和理想，就不能不是唐代众多文人竞相选择的一条路途了。

　　当然，这只是从文人一方面讲。如果从幕府一方面看，也确实在主、客观两个方面存在着对文人的需要。这种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量文书案牍的工作有赖文人料理;二是幕府的声望要靠有名的文人来宣扬鼓吹;三是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大都由文官来担任，他们对有才华的文士自然较为喜好。前面说过，从盛唐到中唐，幕府已经由缘边而设的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这样几个有数的方镇，发展到后来遍布内地乃至岭南等地的四十多个，而这些在内地设立的方镇的节度使，有不少都是由文官担任的，其中有一些节度使，还兼着“平章事”的头衔，“平章事”就是宰相。大概从贞元年间开始，宰相出朝而任节度使几乎已经成了惯例。著名的如武元衡、裴度、元稹、令狐楚、牛僧孺、李德裕等，就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一些节帅位高权重，又是文人出身，因而非常重视对有才能的文士的提拔，注重对幕府文化气氛的营造。在他们的带动下，幕府征召文士就蔚为风气了。

　　在唐代，节度使府的幕僚一般是由府主自行任命，然后报请朝廷备案。而节度使在征召这些文士时，大都只看他们的才能，并不在意其出身，所以取士的范围相对较广。既然幕府用人不问出身，那么按理来说，进入幕府的大多数应该是那些科举落第者，因为这些人是最急于进入幕府的。但是事实却不全是如此，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各方镇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他们都希望招收既有才能又有名位的人，于是，便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那些已有进士名号却尚未获得官职的才俊之士。而从士人一方说，他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得以进士及第，却因通不过吏部的考试而与官职失之交臂，当此之际，面对幕府不错的经济待遇和日后仕途升迁的双重诱惑，自然愿意投身前往。由此就出现了大批及第进士再入幕府的盛况。

　　南熏殿旧藏《唐代名臣像册》韩愈像

　　大文豪韩愈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贞元八年二月，韩愈又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终于以第十三名及第。与他同榜登科的共有32人，因为其中才俊之士多，曾被时人称为“龙虎榜”。这一年，韩愈25岁，正是意气风发，急欲参政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一年的十月，他参加了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初试的时候，他已经和李观、裴度三个人一起被选上了。不料在上报中书省复审时，他却莫名其妙地遭到黜落，被另一个人所取代。韩愈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可是为了入仕，他还是压下火气，为下一年做准备。到了第二年，也就是贞元九年，他再度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然是事与愿违。到了贞元十年十月，韩愈又一次踏入博学宏词科的考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结果仍然没有被录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韩愈真是有些心灰意冷了。灰心的同时，他更多的是愤懑。从贞元八年到十年，他连着考了三年，竟然一次一次被无情地拒之于吏部的大门之外。他是一个饱学之士，理想又非常高远，却在仕进路途上接连碰壁，你让他如何不灰心呢?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里，他非常激愤地说道：

　　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词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世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

　　这里，韩愈拉出屈原、孟轲、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五位历史上的“豪杰之士”为自己作声援，认为他们如果也参加这种考试，必定会为这样的所谓“博学宏词”感到羞愧而不愿进取;即使他们要与今日那些“善进取者”竞争一番，恐怕也一定会败下阵来。博学宏词科的博学，难道是今天这个样子吗?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韩愈确实已气愤之极，对这种不公正的考试厌恶之极。在接连碰壁之后，韩愈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从正月到三月连续给宰相写了三封信，请求宰相援引。结果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遭受到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之后，韩愈带着一颗布满伤痕的心灵，离开长安回到家乡，过着“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骼”(《县斋有怀》)的生活。

　　到了贞元十二年，当时汴州节度使李万荣将要病死，汴州发生了兵乱。不久，朝廷命72岁的东都留守董晋做汴州刺史。于是，韩愈借着这个机缘，踏入汴州幕府，做了董晋幕下的一个观察推官。董晋赴任的时候没有带兵马，仅率领了幕僚十多个人直入汴州，韩愈就在这十多个人中。在他行前，好友孟郊前往送别，写了一首《送韩愈从军》的诗，其中这样写道：“志士感恩起，变衣非变性。亲宾改旧观，僮仆生新敬。”意思是说：加入幕府，要换掉平民的着装，穿上军服，这首先在外观上就发生了一番变化，所以亲朋为之一改旧时的看法，僮仆也由此生出了新的敬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从军入幕多少还是会令人羡慕的。

　　韩愈在幕府中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还常常有一些送往迎来的活动。比如他的几个好友就先后来与他相聚，先是李翱从徐州来游，接着孟郊来到了汴州，孟郊又向韩愈转介了张籍。张籍来到汴州的时候，韩愈非常高兴，专门派人用车马把他接到中堂，两个人把酒畅谈。后来闲暇的时候，二人一起到湖边垂钓，相得甚欢。韩孟诗派的那些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显露出雏形了。在这段时间里，韩愈的闲暇比较多，生活相对轻松、自在，而且他的经济状况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据他后来回忆说：“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与卫中行书》)从经济收入方面看，比起以前，那要强出百倍。这说明幕府对文人的待遇还是比较高的。也许是由于经济上的改善，韩愈有了一些闲钱，加上军务不多，闲来无事，就在军中私下里常常参与“博塞之戏与人竞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赌博赢钱。除此之外，韩愈还常与同僚谈些“博杂无实之说”，喜欢与别人争论，争论的时候往往性急气躁，务求胜人。对韩愈的这些做法，他的好友张籍颇为不满，专门写了两封信严词批评。韩愈看了信之后，就写了两封信回答：赌博的事我可以接受批评，日后改正。但是你所说的“与人为无实博杂之说”，却有点言过其实了，因为那不过是大家在一起谈论一些新鲜离奇的传说或者是故事，聊以为戏而已，这不是比饮酒好色要强一些吗?至于与人讨论的时候，老和人争论，实际上不是求一己之胜，而是求自己所奉行的“孔孟之道”的胜。如果与人辩论而不求胜，那么日后自己将没有办法来坚持儒家之“道”了。

　　砖画樗蒲(赌博游戏)

　　韩愈离开汴州幕府是因为发生了一场兵变。这场兵变的起因，缘于董晋之死。董晋死了之后，长官刻剥兵士，导致兵士哗变。唐代幕府这种兵变往往事出突然，让人无心理准备，有一种很恐怖的气氛。当时韩愈正护送董晋的灵柩回家乡，突闻兵变，而他的家小还在幕中，所以非常焦急。一直等到几天后兵变逐渐停息，他才悄悄跑回去，把自己的家小接出，离开了汴州。

　　在汴州这段日子，韩愈逐渐适应了幕府的生活。于是，时间不久，韩愈又进入徐州张建封的幕府，做节度推官。张建封与董晋不同，对幕僚要求非常严格，韩愈感觉远不如在汴州时那样从容，那样闲暇，很有些不适应。他曾经给张建封写过一封信，说是你让我们大清早、天不明就要入幕，晚上到了日落才能下班，这不是待贤之道，我受不了。韩愈是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不愿看人家脸色，所以在几次争论之后，他就决计要离开了。当然，就在韩愈将走未走之际，张建封找了个由头，把他给辞退了。于是，韩愈在贞元十六年五月，离开了徐州。他走后没几天，张建封就死掉了。紧接着，类似于汴州军乱的那一幕，又在徐州兵营里如法炮制了一番。幸亏韩愈走得早，再次躲开了祸乱。

　　韩愈两次入幕，都没有得到升迁，没能步入朝廷。直到两年以后，才通过吏部的铨选，以从九品下将仕郎的身份，到国子监做了个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从此结束了他进士及第以后为寻求官职而辗转四方的动荡生活。

　　— 摘自 尚永亮《诗映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