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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768—824)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发起人与开创者，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一代伟人，但韩愈的一生，家庭也好，科举也好，仕途也好，总是充满了泥泞与坎坷，一波三折。韩愈自幼失怙，养于兄嫂;四举于礼部，三试于吏部;仕途三起三落：“论宫市，谪阳山;论讨淮西，左迁庶子;论佛骨，贬潮州”。韩愈的性格颇为奇特，更有些怪癖，因此，写诗也多写“奇”“丑”意象，描写事物尽可写得淋漓尽致，令人透骨寒心、毛发竖起，比较有代表性的诗歌如《南山诗》《和皇甫湜陆浑山火用其韵》《齿落》《送无本师归范阳》等，写山的奇险，写火的奇势，写自己的残躯，写自己的牙齿，写一切“奇”的、“怪”的、“丑”的物象。总之，韩愈的诗歌以奇险见称，开了唐代元和诗风“尚奇”一派的先河。韩愈的诗歌之所以好写“奇”，无疑与其独特的个性有关。

　　一、韩愈的胆小与无畏

　　韩愈性格好奇，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记载：“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此条材料《唐语林》卷四也有征引。这个故事到了明清时期被小说家们渲染演绎，如：“韩退之尝登华山巅，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 古今谭概•痴绝部》卷三)又如：“韩昌黎登华山绝顶恸哭，则死生之念未忘。”(吴之甲《静悱集》卷四)似乎韩愈是个贪生怕死之人。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宋代樊汝霖《韩集谱注》就说：“李肇《国史补》言：愈好奇，登华山绝峰，度不可反，发狂恸哭，县令百计取之，乃下。而沈颜作《登华旨》，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丝，泣不在丝也。且阮籍纵车于途，途穷辄恸，岂始虑不至耶?盖假事讽时，致意于此尔。文公愤趋荣贪位者，若陟悬崖，险不能止，至颠危踣蹶，然后叹不知税驾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几晦哉!按公诸诗及《国史补》所云，公实如此，初无它旨也。”认为韩愈并不是胆弱怕死，而是因身临其境，浮想联翩，为国事心忧。沈颜的观点也影响了明清人的判断，如清人欧阳桂在其《西山志》卷九中就说：“记昌黎登华山，搥胸痛哭，手书与家人诀。夫昌黎岂畏死者!特满腔傀儡借华山为痛地耳。”再如清人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五认为：“昔昌黎登华山，痛哭垂书，诀别家人，昌黎非畏死者，直是一腔悲愤，无处发泄，借华山为痛哭场耳。”也认为韩愈是借华山之险峻感慨国家前程之艰危，并发泄自己的一腔忧愤。

　　但是，有人却不同意沈颜等人的意见，明代张萱《疑耀》卷五《韩昌黎登华山》条辩说：

　　李肇《国史补》载韩昌黎尝登华岳之巅……宋沈颜为之说，谓：昌黎愤世之趣荣贪位者，……世儒亦信从之，余谓不然，趣荣贪位，孰有过于昌黎者，其登华巅而痛哭也，诚有怖死之心乎!及读《隐居诗话》引昌黎赠张籍诗：‘洛邑复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辖，金天所司刑。……’则沈颜之妄说益较著矣。

　　作者认为沈颜的解释完全属于穿凿附会，而且还引用韩愈《答张徹》诗加以批驳。这似乎更坐实了韩愈登山畏惧死亡这一事实。韩愈真的是胆小怕死之人吗?

　　其实不然，从韩愈的生平事迹来看，他不仅胆子不小，而且还极其“胆大妄为”。我们来看看韩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胆言行。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以为佛教蠹财惑众，力排众议，上《谏佛骨表》阻止宪宗大张旗鼓从凤翔迎佛骨入京祈福，表中将宪宗比喻成与梁武帝一样的佞佛君主，“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反更得祸”;而且扬言凡有信佛之帝王，其寿命与王朝命运皆不得长远：“周文王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韩愈的这一纸奏表无意中严重伤害了宪宗的自尊心，也彻底惹怒了宪宗，他本欲下诏诛杀韩愈，但在宰相崔群、裴度等人的劝说下，宪宗最终将韩愈贬谪到遥远的潮州——“夕贬潮阳路八千”。这一行为说明了韩愈并非贪生怕死之徒，恰恰证明他是一个极有勇气、极有胆力的人，也是一个能为民请命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良心文人。

　　一方面，韩愈胆小怕死，另一方面，他又无所畏惧。一个人的行事如此前后不一，究竟是为什么?笔者以为解释这一问题的途经有二：一是从韩愈的身世与从小成长的环境入手，透视其矛盾性格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二是从韩愈逐渐成熟的儒家思想窥知其前后矛盾的行为举止。

　　二、韩愈的成长环境与其个性的形成

　　对比韩愈的这两种行为，我们首先可能会怀疑韩愈因自小的遭遇以及生长环境的特殊而导致其性格具有明显的特异性。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做官，他的父亲韩仲卿曾官至秘书郎，在韩愈三岁时便去世了。韩愈只得由其兄韩会与嫂子郑氏抚养。韩愈的母亲是谁?是什么时候去世的?韩愈自己的诗文与李翱所作《行状》、皇甫湜所撰《神道碑》《墓铭》以及相关史书传记均语焉不详。文史大家卞孝萱先生即认为韩愈的生母身份卑贱，有可能就是其家里的丫鬟或保姆，此人一直以韩愈乳母的身份在韩家生活，这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是不便明说的，故而韩愈在其卒后作《乳母墓铭》以悼念之(参见卞孝萱《韩愈生母之谜》)。但是，也有学者表示不能赞同这一观点，他们根据蛛丝马迹的材料认为韩愈生母在其父去世前就已病卒，后来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因韩愈迁国子祭酒，子荣母贵，韩愈母亲被追赠国郡太夫人，时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制诰，制词中写有“生此哲人”一语，可见，其生母必非婢女(参见阎琦、周敏《韩昌黎文学传论》第20页)。无论韩愈的生母是谁，韩愈从儿童到青年时代由其兄嫂抚养是不争的事实。

　　大历十四年，时任起居舍人的韩愈长兄韩会因坐元载案以罪贬韶州刺史，十一岁的韩愈随着韩会一家远迁岭南，正所謂“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韩愈《复志赋》)。不幸的是，只有四十二岁的韩会竟早逝于贬所，韩愈只好随寡嫂郑氏归葬其兄于河阳(今河南孟州)。建中二年(782)，因中原动乱，他又跟着郑氏避乱宣城(今属安徽)，当时韩愈才不过十四岁。直到贞元二年(786)，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北上京师投奔其从兄韩弇，适逢韩弇已前往河中，后遭变遇害，韩愈遂投靠名将马燧，后来就是一次次的进士考试，一次次的遭受打击。在二十岁之前，韩愈就是如此不幸，如此艰难，如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韩愈是典型的无父无母的孤儿出身，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而长大的孩子，虽然他的寡嫂郑氏一直对他视如己出(参见韩愈《祭嫂郑夫人》)，但毕竟韩愈的童年没有受到过父母的疼爱与呵护，又备受艰辛。因此，从心理学的理论角度讲，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胆小、敏感、缺乏安全感，遇事容易产生痛苦或无助的感觉。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个原理来解释韩愈登华山不下而痛哭的原因。当然，这也是我的推测。

　　三、韩愈思想的渐趋成熟及其道统旨归

　　如果说韩愈华山绝顶痛哭之事属当时真实发生的事件，则可能此事发生于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时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学博士，春夏间，他曾回洛阳打算迎接家眷进京，在东行时顺道登览了华山，并作《古意》一诗。其《答张徹》诗曰：“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那时候韩愈才三十五岁，虽然他成名较早，但那时他还正值思想尚不成熟的而立之年，是一介年轻文人。而上《谏佛骨表》的时候已到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时任刑部侍郎，年龄已有五十二岁，离他去世也只有五年的时间。时光过了十七年，韩愈也长了十七岁。从一个三十五岁的国子监教师，到五十二岁的朝廷重臣，韩愈不仅仅长了年岁，升了官职，增长了社会阅历与人生经验，他的思想也趋于成熟。南宋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在论述韩愈思想的渐趋成熟时，引上舍陆唐老的话说：“退之不绝吟六艺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编，招诸生立馆舍，勉励其行业之未至，而深戒其责，望于有司，此岂有利心于吾道者?《佛骨》一疏，议论奋激，曾不以去就祸福回其操;《原道》一书，累千百言，攘斥异端，用力殆与孟轲氏等。退之所学所行，亦无愧矣!”

　　上《谏佛骨表》时的韩愈，看清了当时矛盾重重的中唐社会形势与政治局势，他认识到了儒家思想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统治阶层与下层百姓的指导意义，他此时的思想以辟佛抑老、独尊儒术、建立儒家道统为旨归，因此，为贯彻其儒家信念，为国计民生着想，他不畏生死，奋力劝谏，竟至于在拖着全家贬往潮州途中历尽艰辛，更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小女儿(韩愈《祭女拏女文》)。虽然后来在给宪宗的谢表中说自己冒犯皇上罪该万死，但从心底来说，他绝不后悔自己的言行，正如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儒士的神圣使命。韩愈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此时的韩愈再也不是那个在华山绝顶痛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已然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具有崇高信仰的伟大的政治家，这从其后来所作《原道》《原性》《原毁》等政论文中即可得到很好的答案。正如有学者所说，“贞元后期是韩愈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这段时间里，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渐深入以及理论素养的日益深厚，韩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了长时间的理论思考，最终形成了以《五原》为主要载体的一整套世界观和社会政治思想”(阎琦、周敏《韩昌黎文学传论》第328页)。

　　可见，从韩愈华山之哭到上《谏佛骨表》，表面看是韩愈性情自胆小到胆大的一个飞跃，实质上反映出了韩愈人格与思想逐步成熟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