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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及元稹，你会想到什么?

　　是悼亡诗《遣悲怀》三首里的情真意切，还是《莺莺传》里为了功名抛弃旧人的寡性薄情;

　　是不惧权宦、平反东川八十八家冤案而“名动三川”的耿介孤直，还是与宦官沆瀣一气、备受世人唾弃的趋炎附势。

　　穿过历史重重的烟云，我们都以为自己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以为自己真的读懂了遥远时代的古人，却常常无奈地发现——

　　人生只是一场“误读”。

　　01

　　元和五年(810)，一位监察御史奉召回长安。

　　长路漫漫，旅途疲惫，在途经华州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县)时，他准备在敷水驿暂时休息一晚。

　　来到驿站中，他见没有其他房客，再加上实在劳累，便没有多想，直接在较宽敞的正厅住了下来。

　　半夜，睡至迷迷糊糊之际，他突然感到浑身疼痛，好像被人用力踢踹一般。

　　待他睁开眼睛，便看见一个宦官打扮的人，正趾高气昂地站在他面前。

　　这个人，他是认识的，皇帝身旁的使臣仇士良，备受恩宠。

　　还没等他站起来，仇士良便破口大骂起来，又蛮横地直接把他的行囊都扔到了大厅外。

　　行囊里装有他素日写的文章辞句，很是珍爱。他着急起来，便鞋子都不顾得穿，就奔出了大厅。

　　仇士良却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顿时怒上心头，拿着马鞭便追了出去。

　　门厅外，一看见那人正佝偻着收拾行囊的身影，仇士良便劈头盖脸地打了下去，那人立时被打破了脸，血流满面。

　　不久，驿厅争执之事就传遍了整个长安。

　　按理说，是仇士良动手在先，且一方是朝廷命官，一方只是宦官，朝廷应当去惩办的是仇士良。

　　但最终，这位监察御史反而被以“年纪轻轻竟敢占住驿馆正厅，有失御史体统”的理由，被贬为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参军。

　　他，便是时年31岁的元稹。

　　而元稹之所以遭此横祸，还要回溯到三年前。

　　元和二年(807)，元稹担任监察御史，主要掌管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

　　元和四年，元稹奉命到东川(今四川东部)处理案件。

　　来到东川后，元稹亲自查访民情，竟发现东川最高地方长官东川节度使严砺的不法行为：他不止擅自增加米、草等赋税，接受大批贿赂，更强硬没收了管内涂山甫等八十八家百姓的田产、奴婢。

　　元稹不畏强权，平反了这八十八家冤案，还对附庸严砺作案的东川七州刺史都给予了责罚。

　　他的这种大胆做法，赢得了民众的交口称赞，白居易就曾在《赠樊著作》中对元稹大力赞扬：

　　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

　　三川的百姓因为仰慕元稹，更纷纷以元稹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起名。

　　02

　　但在朝堂之上，元稹却也因此得罪了朝廷中支持严砺的宦官集团。

　　元稹一回到京城，便被调离了京师，被迫来到东都洛阳。

　　但他与权贵宦官们的斗争却并没有终止，他大力上书皇帝，弹劾当地豪门贵族违法的事件多达十余件。

　　在其政治活动的元和、长庆、宝历、大和年间，他受到宦官掌权集团的迫害、排挤、诬陷，前后外贬长达二十年。

　　而史书记载与元稹有瓜葛的三名宦官——仇士良、魏弘简、崔潭峻，则或与元稹发生争执，或打击、迫害过元稹，或对其坐视不救。

　　但令人不解的是，千年以来，评述元稹的史传、传记、年谱、札记却俱都将元稹“勾结宦官”这一点不断歪曲、放大。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稹与白居易并称“元白”，但事实是，学术界有着明显的“重白轻元”的现象。尤其是近数十年来，元稹在史书上长期被冷落、贬低着。

　　政治上所谓的“变节”，又延续到诗人的情感生活上，于是“薄情”、“伪情”又成了元稹的代名词。

　　元杂剧有一出经典剧目，即王实甫的《西厢记》。

　　剧中张生与崔莺莺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多人，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剧其实是改编自一部名为《莺莺传》的唐传奇，而作者正是元稹。

　　在故事上，两者大致相同，但在一处关键情节上，却大相径庭。

　　《西厢记》中，张生辞别崔莺莺后高中，并最终衣锦还乡，与莺莺成婚。

　　而在《莺莺传》中，张生高中后，却为了攀附权势，娶了豪门之女，抛弃了莺莺，故事陡然转折，张生成了一个始乱终弃的薄情寡义之人。

　　而一些学者，也便开始寻找张生的原型，在与元稹身世经历对照后，他们认为张生的原型就是元稹自己，而崔莺莺也确有其人，她是元稹母亲崔姓远亲的女儿，名崔双文。

　　元稹在赴京应试时，被京兆尹韦夏卿赏识，成为了韦家的乘龙快婿。

　　韦丛嫁给元稹时年二十岁，两人仅相伴了七年，她便去世了。

　　此后，元稹为妻子写下了数首缠绵凄恻的悼亡诗，最为人称道的便要属《遣悲怀三首》及《离思五首》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