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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宋采取忍辱求和的政策，涣散了民心士气，成为靖康之耻的重要诱因。”

　　有宋一代，主要特征是“边乱”。

　　北宋一直受到契丹贵族建立的辽、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的威胁。但北宋王朝的政策，基本是以妥协求和平，以退让求和平，以哀告求和平。

　　景德元年(1004)，即北宋立国44年后，宋真宗与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规定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庆历二年(1042)，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为“纳”。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又发动多次大规模军事进攻，结果在庆历四年(1044)，即北宋立国的第84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

　　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

　　这次和议，北宋得到了面子，西夏得到了里子。

　　北宋这种忍辱求和的政策，导致年年把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奉送给辽国与西夏。

　　一方面给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农桑废业，闾里为墟”、“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西夏和辽国的力量在北宋老百姓血汗的滋养下，反而变得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

　　面对这样的形势，北宋朝野爆发了一场大论战。

　　一派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图强，抗战自卫;

　　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继续主张妥协投降，苟且偷安。

　　是害怕战争，乞求和平，还是奋起抵抗，坚决斗争?这是两派论战的一个焦点。

　　求和派患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战争恐惧症。在辽、西夏统治者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讹诈面前，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他们认为，北宋“储蓄赐予”不备，“铠仗士卒”不精，根本没有战胜敌人的希望。

　　他们宣扬战争灾难论，说什么战争是“生灵所系”，一打仗就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祸害，而妥协退让，“屈己增币”(即在辽和西夏面前跪得更低，奉上更多的财富)才是“兼爱南北之民”;

　　他们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投降行为说成是“为民请命”。

　　他们反对进行抗战的准备，攻击王安石加强军事力量的变法措施“徒致契丹之疑”，只能招来战祸，鼓吹只有用仁义之心对待敌人，敌人才不会“兴兵犯塞，以困生民”。

　　王安石对此做了针锋相对回应。

　　他分析说：契丹政权已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我今地非不广，人非不众，财谷非少”，“无畏契丹之理”。只要变法图强，“急修攻守之备”，“坚壁清野，积聚资粮”，契丹就“未能深为我患”;

　　他反对在敌人面前表示软弱，认为“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招致敌人侵扰的不是敢于抗战的爱国主义路线，而是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路线;

　　王安石批判了“战争灾难论”，认为妥协投降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于官家事夷狄”。

　　王安石向宋神宗明确表示，执行妥协投降路线，“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

　　在长期被投降主义空气笼罩的北宋朝廷中，王安石力排众议，主张抗战，这是十分可贵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北宋广大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

　　是继续维持北宋的“积贫积弱”的局面，还是推行富国强兵的路线，这是两派论战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当时，北宋实行雇佣兵制度，并片面发展了所谓“养兵”政策，即每逢荒年，就在灾区大量招募和强制饥民入伍，企图以此“销弥争乱”，防止农民起义。

　　结果军队数量迅速增加，养兵费用占了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导致了“积贫”局面的发展。

　　由于这种军队缺乏应有的训练，纪律松弛，骄惰成习，骑兵“不能被甲上马”，射箭往往望空而发，一遇敌人便溃不成军，因而又造成了军事上的“积弱”局面。

　　针对这种状况，王安石提出了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变法措施。

　　他说，“理财为方今先急”，只有抑制豪强兼并，“释天下之农归于田亩”，才能使生产发展起来。

　　他主张改革军制，推行将兵法和保甲法，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提高军队战斗力，达到“寇乱息而威势强”的目的。

　　他总结历史上富国强兵的经验，指出秦之所以“兵众而强”，是因为实行了商鞅的“什伍之法”，唐太宗时所以能够兵强马壮，是因为实行了府兵制，而北宋目前固守腐败的雇佣兵制度，不过是“守五代乱亡之以法”，根本不可能收到“安强”的效果。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妥协派之间的这场论战，进行了二十多年，双方针锋相对。

　　司马光说：“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被宋神宗召到东京(开封)，主持变法工作。获得一个实践自己政策主张的机会。

　　在短短几年内，王安石就初步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由于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使农村壮丁都受到了军事训练，总数近七百万人，他们“教艺既成，更胜正兵”，“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

　　在和辽与西夏的斗争中，北宋一改被动挨打的局面。

　　王安石采纳了王韶在《平戎策》里提出的断西夏右臂的战略方案，派王韶率兵出塞，挺进河湟(今甘肃临夏、青海乐都一带)，收复了沦陷二百多年的旧疆，取得了北宋王朝八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在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尽废安石之法”，公开主张弃地求和，与西夏、辽的政策相向而行。

　　当西夏派使节勒索兰州、米脂五地时，司马光慨然允诺，并对反对的人说“惜此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西夏就会“以武力取之”。

　　为了安抚西夏，他甚至提出要把王安石变法期间为巩固北宋边防而设置的熙河路也拱手相让，当时在场的一些大臣听了之后都目瞪口呆。

　　北宋重新采取忍辱求和的政策，极大地削弱了北宋的防御力量，涣散了民心士气，朝野上下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和侥幸心理。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仅仅过了41年，就发生了靖康之变——

　　金军攻破东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和数千贵卿、朝臣，大量赵氏皇族的公主、后宫妃嫔被虏掠充作军妓，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一扫而空，北宋立国100多年的经济发展的成就就此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