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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的运行颇似河流的原理，悲剧与奇迹基本出在拐弯处。严重一点的，河流叫改道，社会叫改朝换代。于是，聪明的船长必需深刻了然船经的每一道拐弯区，睿智的政治家尤须通透社会运行的每一次转折点。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就是这方面的能家里手。

　　现在叫改革，古代叫变法或改制。说到底，改革就是“改变”与“革新”。改是破，革是立，二者缺一不可。在国际化愈发显得主流的现代社会，除了改革，还伴随开放。

　　改革的企图千千万，但改的方式，要么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要么是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而结果，或大获全胜，或彻底完败。戈尔巴乔夫的一次大手术，就把苏帝给葬送了。

　　王安石，字介甫，又名王荆公，外号“执拗公”。这哥们执拗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决定一旦作出，一万头大象都拉不回。也怪，何以与“石”字结名的大人物都这个德性呢?毛润之的“石三伢子”，蒋中正的“其介如石”，彭德怀的“石穿”。

　　熙宁元年，即纪元1068年四月，宋神宗赵顼与王安石首次面聊。一番猛侃下来，神宗只有一个感觉——终于找对人了。跟刘玄德遇上孔明，刘季遇到张子房一样一样的激动。而王安石也深感碰到了明君，他跟所有读书人的路数一样——回去写战略咨询书。紧接着，给赵老板上了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那意指，类似于“北宋向何处去?”的万言书。

　　赵顼为什么要改革?

　　农民起义闹得欢、边患不断、国库虚空、僧多粥少、军力不济、风气败坏、法度措施扭曲。于是。非改不可。

　　熙宁二年(1069年)始，一场为挽救北宋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防、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是继商鞅变法后一次规模超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的序幕拉开了。其面之广可谓旷古，只差“医疗改革”一项没有列入了，究竟彼时还没这个条件。

　　王安石的顶层设计：

　　青苗法　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期，由政府给农民提供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意图就俩：增加政府收入，限制高利贷。但在执行上，更多的是依托地方酷吏去强制农民借贷，加之利息偏高，越弄越乱。限制高利贷?古往今来，都是一场场伟大的徒劳。

　　免役法　将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一律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可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目的是促生产涨财政。但问题是于穷人而言，生产不能丢，差役还得服，因为没钱。

　　方田均税法　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这一条算良政，后世的张居正亦如法炮制过。

　　农田水利法　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目的是发展农业增加税收。但这以兴修水利数量为政绩标准的评判方式，最终买单的还是老百姓，跟GDP单边倒是一个鸟样。

　　市易法　在首都开封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目的是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进而增大财政收入。这是典型的与民争利，最疯狂的时候，体制内人人皆商。

　　均输法　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出发点是限制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但结果是发运使衙门成了市场的超级垄断商，比大商人炒货更蛋疼。

　　保甲法　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的则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维护农村社会治安，借此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则改为民籍。将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保甲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政府省了大量的养马费，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

　　革新科举制　废除明经科，进士科的考试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上，扩大考选名额。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三舍法制度。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历次变革的成功，经验上而论，需具备几个点：一把手一以贯之的支持;民众的改革意愿强烈到爆;反对派不占上风;谋划、执行、督导、优化，均需一体化;遇到一个好的外部环境;领导班子同频。

　　王安石的个人能力绝不是盖的，文章、韬略、意志、修为，可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改革大牛。但他的运气不佳与操之过急，的确是此次变法失败的根本。

　　遇上司马光，是他倒霉的开始。倘要说“既生石何生光”也不为过。司马光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是来编写历史，一个似乎就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来的。凡改革，是一定要遇到反对者的，但像司马光这样往死里反王安石的，却极鲜见。加之两宋是文人可以随意开炮的朝代，没有的事，也能帮你整出花来，光舆论这一块，王安石团队就够呛了。

　　更重要的，宋神宗又是个短命鬼，他一死，便没人罩王安石了。从此，处处受到掣肘，郁郁而终。

　　反过来看王安石变法的这几个大纲，都是围绕“富国强兵”展开的。很多时候，富国就是富国库，而这国库，跟民生没有半毛关系。谁的国?这是事先要搞清楚的。面面俱到的火急火燎，一定失败。

　　被后世诟病得最厉害的就是三个法——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政府采购，价格常常是扭曲的，或低于市价的白吃白拿，或高于市价进而回扣满天飞。均输法推行不到两年被废除了。青苗法里的强迫借贷更是奇葩，那时究竟没有银行这一说。市易法的结果，叫“尽天下之货，自作经营”。

　　司马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那所谓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会算计老百姓的财产罢了。老百姓穷则为盗，非国家之福。”王安石回道：“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谁来理财呢?一大堆官吏。

　　不错，王安石的确具有经天纬地之才。且在未见神宗前，他已然名满天下的大V了，随便一篇文章，都是10万+以上。他偶尔也跟韩琦等大咖互粉一番。但其过分特立独行的诸多怪癖，也让其不被当朝士大夫们的特见，致使阻力重重。所用之人，也多是些政治投机之辈，恶性循环。

　　发现没有，凡事加上一句“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被下边的人执行歪了”，往往是万劫不复的单边蠢事。这是人之常情，难道你一开始就不知道吗?

　　这里，我不由想起刘鹗在《老残游记》里的一段话：“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假如，我是说假如，变法的一开始，只是单从保甲法切入，因为国防是最容易占领道义制高点的。在小试牛刀后，循序渐进，逐步拓展到经济及民生领域，可能还起到管仲当年的改革效果。

　　面面俱到的顶层设计好不好，好。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在面对战争或天灾突袭时，基本是一抓就灵。但在相对平稳的环境里搞顶层设计，的确太生硬，及至没事找事。

　　王安石变法，失败得很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