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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范仲淹，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词人。因为他留下了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脍炙人口的名句。可实际上，范仲淹留传后世的词作只有寥寥数首，他一生的功业和辉煌，远不只在文坛。词人身份之外，他还是敢言直谏的忠臣，是临危受命的大将，是文韬武略的改革先锋……或许，只有走近他的人生，才会真正读懂他的忧与乐，喜与悲。

　　居安思危，远见卓识

　　范仲淹的军事谋略，早在他做地方官的时候就展示出来了。

　　公元1025 年，还在兴化组织修堰筑堤的他上奏朝廷，提出“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的观点，他还担忧宋军战斗力衰弱，认为“今天下休兵二十余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 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公元1027年，他在南京教书，执教期间奏《上执政书》，再次指出宋朝久经太平，武备松懈，很容易被西夏抓住机会。

　　后来西夏攻宋的事实证明，范仲淹的确具有远见卓识。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两年后，西夏大举进军，攻陷了延州(今延安)周边的大多要塞，西北边境告急。当时还在贬谪地饶州的范仲淹，被紧急召回京师，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关。这一年他五十岁。半生积累的文韬武略，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到达延州后，范仲淹迅速固寨修堡，整顿军队，并通过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等措施，防御敌军。但对于接下来的战略部署，几位主要将领产生了冲突。韩琦主张攻击，范仲淹主张守备，而仁宗选择了前者。结果就是，好水川一战，宋军惨败，损失近万人。

　　或许边塞的一切，要比范仲淹想象中的更为残酷。在这里，范仲淹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边患未除，壮志难酬，久戍边地，思乡心切……所有复杂矛盾的心情，都被范仲淹揉进了这首荡气回肠的边塞词中。

　　坚壁清野，固守边关

　　公元1041年五月，范仲淹迁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扛在范仲淹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一到任，他便立即着手对环、庆边务进行整顿。

　　首先，栽培良将，打造精兵。范仲淹在这段时间栽培了一批良将，狄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能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屡建奇功，也有范仲淹的一份功劳(狄青链接)。同时，范仲淹大胆改革，赏罚分明，淘汰军中老弱病残, 杜绝“小弱怯懦之人”发往边关，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整体素质。

　　其次，修城筑堡，巩固要塞。他组织军民在庆州西北的马铺砦修筑城寨以阻敌、御敌，宋仁宗大加赞扬并特地赐名“大顺”。随后，他又组织军民在庆州、环州境内修筑了28座城寨、以及44个烽火墩，并联络周边各民族共同御敌，形成“城、堡、寨、墩”相呼应的防御体系，成为拱卫环州、庆州的重要屏障。

　　再次，安抚诸羌，共御强敌。庆州有多个羌族部落。长期以来，羌人部落都是委蛇于宋夏之间。范仲淹对各羌族酋长予以安抚、犒赏慰问。同时，他还恩威并用，通过立法来维护当地治安秩序。他继承并完善了蕃官蕃兵制度，上奏朝廷选用有威信的蕃将，推荐羌族中享有威望的名将种世衡知环州，使羌汉两族人民结成了抵御西夏的“统一战线”。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西北防御力量大大增强。西夏士兵给范仲淹起了个外号，叫“小范老子”，(以区别于之前频频丧师失地的范雍)，他们评价范仲淹“腹中自有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公元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北边事稍宁。仁宗便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后又拜参知政事。一场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改革，即将在范仲淹的主导下拉开帷幕。

　　当时，北宋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委派范仲淹等人实行改革。

　　范仲淹很快呈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诸如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高官推荐人做官、严密贡举制度、修整武备等十条改革建议。宋仁宗采纳，诏书颁布，以示天下，这十条建议只有府兵法，因辅臣极力反对而作罢。公元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这便是北宋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

　　当时，范仲淹罢免了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员，枢密副使富弼有些担心地说：“您这样钩掉了官员的名字罢免他们，恐怕他们一家人都会痛哭啊!”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路是古代行政单位)!”

　　然而，庆历新政与历史上很多改革一样，触碰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也遭遇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谣言也纷至沓来。随着反对声愈加激烈，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请求辞去参知政事，出知邠州，仁宗准奏，后来他又以养病为由辗转到了邓州。而随着范仲淹等改革主力的淡出，新政措施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大忧大爱，无言悲喜

　　就在新政被废止不久，人在邓州的范仲淹，收到好友滕子京的请求，让他帮忙为重新整修的岳阳楼作记一篇。

　　刚刚经历过一场人生打击的范仲淹，此时或许有太多话想说。一生的荣辱成败，满腔的家国情怀，在那一刻，一齐涌向了笔端。于是，面对想象中的岳阳楼和洞庭水，范仲淹在邓州的花州书院里，写下了那篇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结尾他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在写完《岳阳楼记》七年之后，范仲淹去世了，享年64岁。

　　生前，他的子弟曾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被范仲淹严词拒绝。与此同时，他却出资购买良田千亩，成立“范氏义庄”，承诺对范氏后代，义赠口粮，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如同丧父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范仲淹逝世后半个多世纪，有一位粉丝不远千里，来到他的祠堂前。这位粉丝，叫元好问，曾写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样的绝世佳句。

　　这一回，他心怀崇敬地写下：“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