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

阮元在人才培养上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与他在书院内实行的一套完善的读书训练法密不可分。阮元的读书训练是个完整的工程。文献记载，它由四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算是一个步骤，循此四步建下去，即可学有所成。这四步是：
句读

要求学生分清书文的句读，即读通所读诗文。所谓读通，首先要能认字，即认读，把字音读准；其次要掌握断句，即停顿；第三要能读通，即初步了解其字句的含义；第四要能读通顺，不能读起来疙疙瘩瘩。
评校

校是校雠、校正，即拿所读书文与其他版本进行对校，勘定正误。评是评点、评说，即在校订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评定其是非正误和优劣长短。中国古代有评点读书法，读者可将阅读感受，以及对所读书文从字句到内容的评价，写在字里行间、文前文后或者天头地角。阮元这里的评即有评点之意。
抄录

阮元要求在读通读懂文字后，将所读书文的精要加以抄写，以加深对它的理解，巩固对它的记忆。
著述

这是指对阅读所获的迁移运用。它要求学生不但要读通、读懂、熟记所读书文，还要能将阅读所得撰成著作，公之社会，遗教后人，为社会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阮元的四步读书法，是中国古代创造的读书原则——读思结合、读习结合、读行结合的发挥和运用。它把阅读建立在认读基础之上，经过深入思考和熟读记忆，达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主张，并笔之于纸，形之为文，或与同辈交流，或遗教后世。它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人类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而且将读用结合起来，从而与八股式读书区分开来，显示出了它的科学性、建设性。应该肯定，阮元的这种读书训练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和阅读教学改革者借鉴。当然，阮元将“运用”局限于钻故纸堆和写诗撰文，远离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这是其读书法的主要缺陷。其次，阮元把读书视为培养封建官吏和良民的主要手段，以巩固、维护封建政权为目的，这是他的严重局限和不足。

阮元先后在杭主政十二年，每到清明时节，他总要到郊外踏青，最喜欢去的就是远离尘嚣的半山（皋亭山）。他把半山比成绍兴的兰亭，和文人学士一起饮酒吟诗修禊。嘉庆三年（1798）春天，杭城接连下了二十天的雨，天一放晴，他就邀好友陆耀遹、蒋徵蔚等人，坐着小船到半山看桃花。当船在半山桥靠岸后，半山一带千树万树的桃花绚烂夺目。他们在桃花丛中饮酒吟诗，直到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醉意方醒，才踽踽登舟返回。

嘉庆五年（1800），阮元升任浙江巡抚，这年的三月上巳日，阮元邀了陈文述、吴文溥、孙韶、程邦宪、许珩、黄文旸等好友，坐着画舫到半山，他们观赏桃花后又作画题诗，陈文述还在《皋亭山修禊作图纪事》上，写了一首“迎眸山色一痕清，修禊人来画舫停；一种桃花与修竹，皋亭原不让兰亭”的诗句。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阮元到海宁一带检查海塘，回舟时特意从临平过半山看桃花，他屈指一算这天是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二天，再过四天就是清明节了。他看到半山的桃花开得无比艳丽，漫山遍野都是黄灿灿的油菜花，便随口吟出“江南江北花孰多，花多花少皆当歌，千红万紫不来看，花自春风人奈何”的诗句来，关照世人，切莫辜负这大自然赐予的美好春光呀！

嘉庆九年（1804）春，他和侄子阮常生等人乘船出城，沿着桃红柳绿的河道，听到了黄莺婉转的叫声，看到了油菜花丛中飞舞的蝴蝶……舟行春色里，身在明镜中。当船行至石桥时，他走到桥上四处眺望，只见一朵五色彩云向半山方向飘然而去，他脱口而出：“春花何处来，消息甚轻捷；一夜皋亭山，绿遍新柳叶……”的诗句。

翌年，嘉庆十年 （1805）二月，半山的桃花又开了，阮元由于公事在身，不能亲赴一年一度的半山修禊之会，便托其弟阮亨邀同人前往踏青观桃，嗣后大家都作了诗给阮元看。

十年后的嘉庆二十年（1815）春三月，此时阮元已离杭赴他处任职去了，其弟阮亨仍然每年到半山来观桃修禊。当他来到佛日寺，寺僧出示《皋亭云隐图》给他看，阮亨看后赞不绝口：大有黄鹤山人笔意。他在寺中小住数日，将自己和友人在半山观桃修禊之诗，一首首地笔录下来，辑成《皋亭唱和集》传世。

阮元一生广引学者，普及文化，以整理、刊刻、收藏图书、振兴学术为己任。主编《石渠宝籍》2编，所见内府秘藏书画，遂记题跋并辨别真伪，作《石渠随笔》，为鉴赏家所推重。抚浙时，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纂辑《经辑纂诂》一书，集我国训诂学资料之大成。又搜集图书。藏于灵隐寺，设“灵隐书藏”。后又于镇江设“焦山书藏”。作《杭州灵隐书藏记》、《焦山书藏记》、《焦山书藏书目》，并亲自参与修订《书藏条例》，具有近代图书馆之性质，然而仍偏重保藏。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汇刻《学海堂经解》1 400卷。刊刻有《宋本十三经注疏》。精于鉴别，工金石考证，编著《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两浙輶轩录》、《皇清碑版录》、《淮海英灵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经籍纂诂》等。主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等。家藏书极富，藏书楼名“文选楼”、“石墨书楼”、“琅环仙馆”、“积古斋”、“揅经室”、“唐宋旧经楼”、“节性斋”等。藏书印有“雷塘盫主”、“亮功锡祜”、“墨庄藏书印”、“体仁阁大学士”、“五云多处是仙台”、“积古斋藏研处”、“扬州阮氏琅环仙馆藏书印”、“谱研斋著书处”、“泰华双碑之馆”、“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阮氏伯元”等数十枚。晚年编《文选楼丛书》，收书30余种，大半为自著书。著《揅经室集》、《畴人传》、《广陵诗事》、《定香亭笔谈》、《十三经校勘记》、《小沧浪笔谈》等。

地理位置

阮元墓系祖茔，位于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阮元祖茔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距今已有370多年。墓葬在永胜村北的老坝山，当地人称阮家大山。

墓冢前，见一块约两米宽的墓碑横嵌在墓冢的中间，碑面异常光洁完整，上首第一行书：“皇清诏授光禄大夫太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文达公墓表。”阮元墓，封土高2.2米，周长24米，系清咸丰元年（1851）立石刻墓表，墓表由兵部侍郎杨文定撰，记载了阮元生平事迹及儿孙简况。
墓碑特点

阮元于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去世。他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重臣，道光帝旻宁在祭文中称他：“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

阮元去世后，归葬雷塘祖墓，在墓南约半华里奉旨建石碑坊一座，坊三门四柱，柱两截，下端方形，上端圆形，并雕以龙纹，高约一丈五尺，柱周围皆以耳形巨石作砥，坊上端有石刻“圣旨”二字，下端有横长方形玉石一块，上镌“太子太保仁阁大学士阮文达公墓道”十六字，石坊极壮观。

阮元砚

“自有天然砚，山林景可嘉”，这是以前读过的阮元麻子坑石砚铭文的首句。但未见过此砚。不想那日竟在北京古玩书画城的“藏砚斋”，见到了一方阮元砚，砚椭圆形，素池无纹饰，有铭文。

据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阮元确曾藏有此砚，“石之出于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种，种非一类，只要质理细，发墨易，便是佳砚。其他名色甚多，如鸲鹆眼、黄龙纹、蕉叶白之类，而石质粗笨，不发墨，则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云台宫保在粤东，又得恩平茶坑石，甚发墨，五色俱有，较端州新坑为优，此前人之所未见。”《恩平县志》上说，恩平茶坑产异石，嘉庆初年的时候就有人掘之，并请砚工制作为砚。其名气不如端砚。不过钱泳对名砚的看法，与阮元正合。

阮元的砚铭是这样写的：“此恩平茶坑绿石，质润而坚，有黄龙气，与端溪北石之绿端，枯而无气不同”。

文选楼为其藏书处，楼在扬州文选巷。嘉庆十年冬，阮元遵照父亲遗志，在文选巷家庙西边筑建了“文选楼”，楼的下面是私塾，楼的上面祀隋代著名文选学家曹宪，并且以唐代著名文选学家李善等人相配。阮元个人认为曹宪是文选学得以创立的开山者，唐代李善则是文选学得以成为显学的集大成者。阮元的文选因其藏有宋版《文选》，加上楼以“曹李”而闻名，故名“文选楼”。

阮元和他同时代的藏书家一样，都喜欢把自己收藏的善本加以刻印，以利传播。他刻的书就取名为《文选楼丛书》。《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元博学淹通，……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阮元好藏砚，并以“九十九砚斋”名其室，其作品收入《揅经室集》。
宛委别藏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依《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每书撰写提要，随书奏进。嘉庆帝十分高兴，遂据传说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亲笔赐名《宛委别藏》。

所收多为世所罕觏之珍本秘笈，或不见于公私着录，如《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钓矶文集》、《招捕总录》等；或在中土久已失传，如《难经集注》、《五行大义》、《文馆词林》等；或可补《四库全书》之缺佚，如《尚书要义》补足四库所缺三卷，《夷坚志》补足四库所缺甲、乙、丙、丁四志，《墨客挥犀》补足四库所缺续编等。同时《宛委别藏》所收各书均据旧本精钞影写，其中源于宋刻的有30余种，源于元刊的有10多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

书成后原本一直存于宫中，世间并无刊刻流传。80年代台湾商务始将原书重行整理，影印出版。但所收书仅得161种，其余12种不知去向。宛委别藏： 系嘉庆帝在故宫养心殿的藏书总称。《四库全书》修纂结束后，著名学者阮元在南方供职时，发现大量《四库全书》未收的精本善本书籍。他除了收集到部分原版书外，又雇人抄录了部分精品，进呈给皇帝。并仿照《四库全书》每书撰写提要一篇附于卷首。嘉庆对这些书籍十分欣赏，遂在养心殿辟一隅藏之，并钤以"嘉庆御赏之宝"，成后世所传之《宛委别藏》。

考“宛委”二字源自浙江绍兴（古称会稽）之宛委山。宛委山乃会稽山的支峰，上有石匮，故亦称石匮山。其山势陡峻，耸入云霄，又称天柱。

登者需拾级而上。传说禹曾得金笥玉字于此地，所以此山又名玉笥。无论石匮抑或玉笥，均与置放书籍的器物有关，故冠之于藏书。

阮元于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府城一个以文兼武的世家。他的祖父阮堂武进士出身，官湖南参将，曾率军征苗，活捉苗人数千人。父亲阮承信系国学生，修治《左氏春秋》，为古文大家。母亲林氏也出身于仕宦之家，通晓诗书，有修养。

阮元5岁开始跟从母亲学字，6岁进私塾就学。他的母亲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他的父亲则令他通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读《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成败治乱，战阵谋略”，并教他骑马和学射箭，并对他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备。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廿五岁的阮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懋勤殿，迁任詹事。1793年至1795年，提督山东学政，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

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1798年）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抚浙约十年。在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年）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任上，政绩颇多，其最大的功劳就是平定海盗。

嘉庆十九年（1813年）调江西巡抚，因捕治逆匪胡秉耀有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嘉庆二十一年（1815年）调河南，升湖广总督。任期内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嘉庆二十二年（1816年）调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并上书嘉庆帝，认为“宜镇之以威，不可尽以德绥”。为防范英人异动，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二月，奏请建大黄■、大虎山两炮台。翌年正月，又奏请增兵200人防守大虎山、蕉门炮台等处。二月，密陈《预防英夷事略》，认为英人恃强贪利，宜多镇以威，未便全绥以德。如其擅入内洋，则以停止贸易、断其食用买办、开炮火攻等措施加以惩创。他还说“彼国伎俩，惟恃船坚炮利，一经上岸，则无拳无勇，与东倭不同。或谓攻击恐生事端，此似是而非之论也”。嘉庆帝不以为然，朱批云：“总须德威相济，不可妄动，慎之。”嘉庆二十四年（1819）闰四月，阮元奏请筑桑园基围石堤，减轻了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水患。嘉庆廿五年（1820年）广州已有“羊城”、“越华”、“粤秀”、“应元”四大书院，阮仍感未能满足士子进修学业的需要，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兼任粤海关监督。当时来往中国的外国船只常常挟带鸦片入境，阮元对敢于经售鸦片者予以严办。从道光元年至六年，他捐出自己的“廉俸”，部分发商生息，部分建铺出租，部分购地出租，所得收益，用作学海堂的费用津贴。他还发动各官绅捐资赞助，又刻售《皇清经解》1400卷，以充经费。选址方面，经反复筛选，最后定于越秀山麓（今广州二中址），于道光四年（1824）落成。

自宋代以后，各地书院均设山长一人主讲并总理院事。但由于清初文字狱的影响，山长不敢主持讲学，书院学术风气大衰，大多变成专讲八股科举的场所，山长中也有不少是滥竽充数的学阀。针对时弊，阮手订的《学海堂章程》第一条规定：由学长8人同司课事，永不设山长，亦不容荐山长。学长们分门别类指导课业，轮流执掌堂务。分工治事，集体负责，是阮元开创的学长制的特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并为其后不少书院所效法。

道光六年（1826年）迁云贵总督，一方面罢免贪官污吏，加强对盐税的征收和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偏远地区的百姓开荒种地，防御蛮族的进攻。道光十五年(1835年)召阮元回朝，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老病致仕，返扬州定居，道光帝许之，给半俸，临行加太子太保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于扬州康山私宅，谥“文达”，享寿八十六岁。入祠乡贤禂、浙江名宦祠。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 一岁

正月二十日，生于扬州西门白瓦巷。父阮承信，字得中，号湘圃。母林氏。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年 五岁　母林氏始教识字。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 六岁　始就外傅，从三姑父贾天凝学。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 八岁

从师扬州名儒胡廷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 九岁

移居扬州弥陀寺巷。从师乔书酉。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年 十五岁

始应童子试。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 十七岁

从师李晴山，即寓其家。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年 十八岁

移居扬州古家巷。母林氏卒（1735年生，45岁）。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年 十九岁

始究心于经学。始与淩廷堪为益友。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年 二十岁

迁居扬州罗湾。娶妻江氏。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 二十一岁

入学仪征县学，第四名。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年 二十二岁

科试一等第一名（中秀才），补廪膳生员。江苏学政谢墉惊赏曰：“余前任在江苏得汪中，此次得阮某矣。”

七月，淩廷堪将游京师，阮元放船扬州保障湖，于蜀冈之酒肆为其饯行。淩廷堪入京上书翁方纲举荐阮元。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年 二十三岁

二月，随谢墉出试镇江、金坛等地助阅卷事，后在太仓结识钱大昕、李赓芸。九月，乡试揭晓，中式第八名（中举人）。十月入京，结识王念孙、任大椿、邵晋涵。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年 二十四岁

会试下第，留馆京师。著《考工记车制图解》成。女阮荃生。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年 二十六岁

会试中式第二十八名（中进士）。主考官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杰，礼部右侍郎铁保，工部右侍郎管干珍。殿试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朝考钦取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大教习为大学士和珅、吏部尚书彭文勤。充万寿盛典纂修官、国史馆武英殿纂修官。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 二十七岁

散馆，钦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 二十八岁

大考翰詹，乾隆亲擢一等第一名。升少詹事，奉旨南书房行走。修《石渠宝笈续编》。充《石经》校勘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年 二十九岁

女阮荃卒。妻江氏卒，族子阮常生过继为长子成服。作《王守仁手札册题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年 三十岁

《石渠宝笈续编》成。纳妾刘氏。七月二十三日，奉旨出任山东学政，送别前任学政翁方纲于石帆亭，在交接时翁方纲嘱其访拓《琅邪台秦篆》。《石渠宝笈续编序》，隶书。十月，按试曲阜，黄易访得《熹平残碑》，为其题跋。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年 三十一岁

甲寅恩科乡试，礼部侍郎铁保为山东考官，抵济南，阮元与之相谈甚欢。于学署池上署积古斋，得诸拓本三百余件，较之《关中金石志》、《中州金石志》多至三倍。命青州廪膳生员段松苓访碑于各岳镇。始修《山左金石志》，与山东巡抚毕沅共商编纂事。

是年，寻得琅邪台刻石，拓后分赠翁方纲、孙星衍、钱大昕等人。

是年，书《古体诗》

乾隆六十年（乙卯） 1795年 三十二岁

九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为王士祯书墓道碑。四月，所著《仪礼石经校勘记》刻成。八月，奉旨调任浙江学政。九月，毕沅为媒，聘孔璐华为阮元继室。十月二十三日，黄承吉、江藩、焦循、李斗在扬州虹桥净香园为阮元饯行，雨中泛游瘦西湖，奚冈绘《虹桥话旧图》记实。

是年，赵魏在阮元幕中助其校订《山左金石志》等。

嘉庆元年（丙辰）1796年 三十三岁

正月，征刻《准海英灵集》，撰《小沧浪笔谈》。七月，修朱彝尊曝书亭。

是年，作《曹岳竹垞图卷题跋》。

嘉庆二年（丁巳） 1797年 三十四岁

正月，始修《经籍纂诂》。始撰《畴人传》。夏六月，《七经孟子考文》刻成。闰六月，纳妾谢氏。八月上巳，兰亭修禊，同人赋诗。

是年，摹刻天一阁拓北宋《石鼓文》，嵌于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冬，《山左金石志》刻成。

嘉庆三年（戊午）1798年 三十五岁

正月，修《淮海英灵集》成。四月，辑《两浙輶轩录》成。六月，《曾子十篇注释》撰成。刻《小琅嬛仙馆叙录书三种》。八月，补授兵部右侍郎，后又调补礼部右侍郎。《经籍纂诂》书成。

是年，作《乾嘉名人合书屏》。九月，解浙江学政任入都觐见，途经苏州，王昶邀其游虎丘。

嘉庆四年（己未）1799年 三十六岁

正月，兼兵部左侍郎。三月，调户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充己未科会试副总裁，总裁朱王圭属阮元一人批阅文策，论者谓得士如鸿博科，计209人，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姚文田等均是此科所得。六月，《广陵诗事》撰成。七月，兼礼部左侍郎。九月，兼管国子监算学。十月，《畴人传》成。奉署浙江巡抚，成亲王永瑆、大学士刘墉等有诗文送行。十二月，《经籍纂诂》刻成，钱大昕、王引之作序。冬，为张叔未作《行书项圣谟题画诗轴》，洒金笺。

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 三十七岁

正月，奉谕实授浙江巡抚。四月，书《大禹陵庙碑》，隶书。六月，《定香亭笔谈》刻成。十一月，立阮氏宗祠于扬州公道桥旧里，亲书楹联三副，一为“鲁浙试文章，杜绝院棚关节；江湖种芦稻，筹开祭赡章程”，二为“文秉枢衡；武承嗣荫”，三为“恩传三锡；家衍千名”。

是年，作《隶书屏》。

是年，作《筹海诗册》。

嘉庆六年（辛酉）1801年 三十八岁

正月，立诂经精舍，延请王昶、孙星衍主讲。陈鸿寿、张鉴均为讲学之士。《两浙防护录》撰成。四月，《经籍纂诂补遗》撰成。五月初九日，夫人生子阮凯。十二月二十七日，妾谢氏生子阮福。是年，《广陵诗事》刻成。夏六月，朱朗斋、陈鸿寿共同为阮元刊刻《两浙輶轩录》。

是年，段玉裁在阮元幕中，主定《十三经校勘记》。

嘉庆七年（壬戌）1802年 三十九岁

正月，《浙江图考》撰成。刻《诂经精舍文集》。纳妾唐氏。三月，《宋王复斋钟鼎款识》摹刻成。隶书考释、题跋。七月，夫人生女阮安。九月，置西汉定陶鼎于镇江焦山。十一月，撰集《皇清碑版录》。凉秋月，书《砚铭》，隶书89字，首句为“自有天然砚，山林景可嘉。”——广东省博物馆藏。

嘉庆八年（癸亥）1803年 四十岁

正月，立宁海安澜书院。二月，为朱珪刻《知足斋集》。（阮元曾先后为钱辛楣、谢东壁、张皋闻、汪容甫、钱溉亭、刘端临、凌仲子、焦里堂等学者刻书数十种。）八月，子阮凯卒（1801年生，3岁）。

是年，作《奚冈弢光庵设色花卉合卷题跋》。

嘉庆九年（甲子）1804年 四十一岁

正月，修《海塘志》成。五月，在杭州“苏公祠”边建“白公祠”，屠倬即席赋诗呈阮元，阮元书“白苏二公祠”匾额，并书联“但有人家有遗爱；曾将诗句结风流。”春，为山民待诏翰林作《行书七言联》。联为“叙出玉台徐孝穆，吟成渔具陆天随。”五月，刘氏生子阮祜。

八月，《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刻成。九月，在扬州旧城文选楼北兴仁街建阮氏家庙，书《扬州阮氏家庙碑》九月，作《嘉禾图跋》。初冬，为郑乡年兄作《王学浩滦水联吟图卷题跋》，行书，二十六行。

是年，为平原作《行书轴》，纸本。

嘉庆十年（乙丑）1805年 四十二岁

正月，嘱元和何元锡修《两浙金石志》成，此稿后在粤删刻。闰六月二十五日，父阮承信卒于浙江官署（1734年生，72岁），阮元解职归扬州三年。（《阮公湘圃暨妻林太夫人合葬墓志铭》为孙星衍撰、梁山舟书。）七月初二日，孔夫人生子阮祎，后改名孔厚。十二月，隋文选楼在扬州落成，《揅经室集》有《扬州隋文选楼记》。两江总督铁保为书“隋文选楼”石额，今存扬州高旻寺中。伊秉绶为书漆联“七录旧家宗塾；六朝古巷选楼”。

是年，伊秉绶为扬州府知府，与阮元颇多交往。（《揅经室四集》诗卷十《伊墨卿太守由闽赴都过南昌赋别》诗中有句：“洪都三日住，淮海十年情。”有自注云：“嘉庆乙丑，余丁忧回扬州，时墨卿同年为扬州太守，旋以忧去官。”）

是年，《天发神谶碑》毁于火。

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年 四十三岁

因阮氏墓庐在“雷塘”，始署“雷塘庵主”，并自刻“雷塘庵主”小印。

四月，重修《皇清碑版录》。六月，扬州太守伊秉绶嘱重刻石鼓十石于扬州府学。十月，撰《十三经校勘记》刻成。

是年，与伊秉绶议编《扬州图经》、《扬州文粹》。

是年，登甘泉山，于惠照寺台阶下得石，一石有“中殿第廿八”五字，一石有“第百册”三字，经与翁方纲、伊秉绶、江藩等人辩识，定为西汉厉王刘胥造宫殿用石，早于曲阜“五凤二年石”，伊秉绶将之运于扬州府学。

是年，途经扬州二郎庙菜园，发现古井栏，考为南宋淳熙十年古井栏，后移至准提庵内。

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年 四十四岁

正月，编《瀛舟书记》成。在扬州雷塘寻出隋炀帝陵，亲为立石，并请扬州府知府伊秉绶书碑。

是年，拓《周散氏南宫大盘》数本赠伊秉绶等人，并模铸两盘，极肖，一藏扬州府学，一藏阮氏家庙。同年，又摹刻《石鼓》于扬州府学明伦堂。

是年，于扬州北郊古兴教寺南水塘中得八角石柱，考为唐杜佑题名故物，因原字泯灭，重书题名，移置寺前，以恢复旧观，并于石上题识。

十月，入京，进《四库未收书六十种》。十一月，奉上谕补授兵部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年 四十五岁

三月二十八日，抵杭州接印，再任浙江巡抚。

是年，购得钱东壁所藏《西岳华山碑》四明本拓片。命阮亨、王豫编《续淮海英灵集》。

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年 四

九月，受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革职。上谕曰：“……明系袒庇同年，阮元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不可不严行惩处，即著照部议革职。”长夏，命海盐吴厚生在杭州摹刻《兰亭》，归置扬州北门外古木兰院中，以还故迹。

是年，属长州吴雪锋摹刻《西岳华山碑》四明本、《泰山刻石》及《天发神谶碑》于扬州北湖祠塾。同时将欧阳修书《华山碑跋》补刻于四明本所缺百字空处。

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年 四十七岁

正月，自编《十三经经郛》。四月，奉旨补授翰林院侍讲。九月，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十月，兼国史馆总辑，辑《儒林传》。《畴人传》写定。

正月，金正喜造访阮元，阮元以为“非常英物”，延请他至泰华双碑之馆，以稀代名茶龙团胜雪款待，并观赏了《华山庙碑》及《唐贞观造像铜碑》等。二月一日，阮元、朱鹤年、李鼎元、翁树昆、刘华东、李林松等在法源寺为金正喜设宴饯行。

是年，携《西岳华山碑》四明本至京师，装裱成轴，在桂香东少宰家借钩长垣本百字补于缺处并记以长诗，清明日，楷书作《西岳华山碑四明本跋》于衍圣公第中。夏，阮元以四明本与长垣本相较。冬十月廿一日，又与关中本相较，此时又以三本聚于城南龙泉寺，较读竟日。

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年 四十八岁

上巳日，应朱鹤年邀请，与翁方纲等游拈花寺，用《天发神谶碑》体重题“元万柳堂”匾额。四月，《十三经经郛》编成，未刻。六月，撰《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成。又编《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成。七月，奉旨补授詹事府少詹事。撰《南北书派论》。十二月，奉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上谕云：“尔于刘凤诰事不过失察，尚非有心狥隐。”

是年，作《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摹记跋》，跋云：“四明全碑搨本碑额题名如上式，苏斋所摹未全，大和三年、四年李德裕两至碑下，与新旧唐书《卫公年谱》、《卫公献替记》皆合。海内华山碑三本，商印本最前，故四明本次之，山史本又次之，皆缺百字矣，阮元摹记。（又记）华阴令裴骨直是骨字，并非偏旁半缺也，全碑共二十二行，篆额占地约五行，居中略偏于左，前空十行，后空七行。”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年 四十九岁

五月，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八月，补授漕运总督。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年 五十岁

正月，议设焦山书藏，以《瘗鹤铭》“相此胎禽”等74字编号。作《焦山书藏记》，并书匾额。正月二十日，林则徐过宝应拜见阮元，交陈寿祺信，并长谈。谷雨，为瑾斋作《行书京邸看花诗》。

是年，再题兴教寺唐八角石柱。是年，从宋芝山处购得《齐侯罍》。

是年，以《华山碑》长垣本多出之字，补四明本泐残之缺，以墨线圈出，画成碑图。《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刊成，江藩为之序。梁章钜谒阮元于淮上，获观《华山碑》四明本。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年 五十一岁

闰二月，《全唐文》辑成，阮元为总阅官。春三月，钱泳至淮阴谒阮元，得见《南北书派论》。八月，调任江西巡抚。十月，赏加太子少保衔。季冬，嘱朱为弼辨识《齐侯罍》。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 五十二岁

二月，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次年刻成，全书涉及“校”字者，皆作“挍”（缺笔，以避明熹宗朱由校之讳）。

“校”字，皆作“挍”，以避明熹宗之讳。

“校”字，皆作“挍”，以避明熹宗之讳。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 五十三岁

八月十七日，任河南巡抚。十一月十三日，补授湖广总督。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年 五十四岁

正月，至汉阳，接任湖广总督。十月，至广州，接任两广总督。十二月，奏建大黄窖、大虎山炮台。春，过当阳县玉泉寺，得见隋铁镬字，并搨之。

是年，赵魏将自己两年前所得江立藏《金石录》让售给阮元，阮元遂以“金石录十卷人家”名书斋，并刻有此收藏印。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年 五十五岁

十一月，始修《广东通志》。

是年，作《行书七律诗轴》，洒金笺。——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三册著录。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年 五十六岁

三月，作《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跋》，行书。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年 五十七岁

三月，创办学海堂。手书“学海堂”三字匾悬于城西文澜书院。

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 五十八岁

春，作《摹朱珪篆书十言联》。联为：“学如逆水行舟稍纵即逝，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追。”七月，《江苏诗征》刻成。八月初二日，女阮安卒（1802年生，20岁）。

是年，作《黄钺补图王泽小像卷题跋》。

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 五十九岁

三月，《广东通志》成。六月，归扬州。

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 六十岁

正月，六十寿辰作《竹林茶隐图》。《揅经室集》四十卷刻成。龚自珍撰《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是年，在广州购得端州巨形砚材，刻成亲王诒晋斋所藏《华山碑》长垣本未缺之字，置扬州公道祠塾，以补四明本之阙。

道光四年（甲申）1824年 六十一岁

九月，以家藏《汉西岳华山庙碑》摹本寄陕西钱恬斋，摹刻于西岳庙中。十二月，新建学海堂成。仿《天发神谶碑》书“学海堂”堂中匾额。《学海堂初集序》书丹刻石，嵌于学海堂壁。——《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著录。

道光五年（乙酉）1825年 六十二岁

三月，撰《文韵说》。夏，主辑《皇清经解》（又名《学海堂经解》）。

道光六年（丙戌）1826年 六十三岁

九月，任云贵总督。夏，赴任云南途中，为范素庵医生作《行书五言诗轴》。是年，携《华山庙碑》四明本至云南落水致霉，因雇滇工再装。

是年，在云南陆凉访得《爨龙颜碑》。

是年，作《爨龙颜碑跋》。跋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

是年前后，为金陵甘氏作《永和右军砖拓本跋》，由滇寄还，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

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 六十四岁

二月，著《塔性说》。九月十九日，在云南大理见到王昶《金石萃编》所载的《南诏德化碑》，赋诗一首：“文章与书法，确是唐贤派。上溯东爨碑，古法尚不坏。”

道光八年（戊子）1828年 六十五岁

秋，指导其子阮福撰《滇南金石录》成。除夕，于京师寓所再观《华山庙碑》长垣本。

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 六十六岁

九月，《皇清经解》在粤东刻成。版藏于学海堂中印刷通行。

是年，作《秋祭东园斋居诗四十韵行书卷》。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 六十九岁

九月，升协办大学士，仍留云贵总督任。十二月，孔夫人卒于云南督署。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年 七十岁

道光赏七十寿辰，御笔书“亮功锡祜”四字匾。三月，充会试副总裁，得士222名。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年 七十一岁

与汤金钊、梁章钜过华山，入西岳庙读碑，并于钱宝甫摹刻《华山碑》题刻。《石画记》四卷撰成。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 七十二岁

三月，著充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

是年，《云南通志稿》修成刊行。

是年，入都，以云南石画《孤山梅石图》赠林则徐，林有谢简。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年 七十三岁

与龚自珍、何绍基、梁章钜等切磋金石文字。充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五月，为梁章钜所购《西岳华山碑》华阴本题跋于节性斋。夏六月，为梁章钜《退庵随笔》题签、作序。

是年，作《虞集真书刘垓神道碑卷题跋》。

是年，为小亭世兄作《行书轴》，署款“阮元时年七十有三”。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 七十四岁

是年，在京师晤吕佺孙，为其作《毗陵吕氏古砖拓本跋》，再次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

是年，为慎甫四弟作《行草横幅》。高九寸七分，阔二尺九寸六分。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 七十五岁

五月，上谕著准阮元以大学士致仕。八月，奏请回籍，晋加太子太保衔。其间，何绍基有《送仪征阮宫太保相国师予告归里叙》为其送行。

十月，归扬州，回大东门福寿庭宅，谨守上谕“怡志林泉”，始署“怡志老人”。

是年，作《隶书七言联》，洒金笺。

是年，作《项圣谟山水册题跋》。

是年，为仲嘉二弟作《珠湖渔隐图题跋》，行书，二十三行。

是年，作《齐侯罍歌卷》，行书。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 七十六岁

正月，建“南万柳堂”成。五月十九日，与六舟居士游扬州瘦西湖。为六舟居士（达受）藏《唐怀素小草千文》题篆书额及行书跋。六月，龚自珍弃官离京，在扬州与阮元相交甚密。十一月，考跋隋大业当阳县玉泉山寺铁炉字。

是年，书翰页。

是年，作《王学浩山水册题跋》。

是年，《揅经室续集》十一卷成。

是年，在扬州公道桥珠湖草堂之侧，掘出宋菱花铜镜及绍定六年砖。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 七十七岁

清和月，作《行书七言联》，联为：“铁石梅花清气概，山川香草自风流。”

十月十三日，作《为青藜馆刘恭人五十寿九言联》，联为：“泰华写峰，寿馆双碑色；诗书教子，燕山五桂香。”

是年，作《行书七言联》，钤印：“节性斋老人”、“万柳堂”。

是年，书《清人手札册》。钤印：“怡志林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 七十八岁

二月，《雷塘庵主弟子记》七卷刊成。

是年，作《行书求是居格言轴》，绢本。

是年，作《为包景维书七言联》，联为“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 七十九岁

正月，命阮亨汇刻《文选楼丛书》。夏，居扬州公道桥别业，为芜湖太守王泽手书一联为赠：“百岁老人谈旧事；一庭新绿煮春茶”。

是年，作《黄庭坚行书小子相嫩书帖题跋》，钤印“壬寅”。

是年，阮元在扬州文选楼设宴款待钱泳、梁章钜，时有“三老一堂，摩挲三代法物”之趣谈。

游扬州康山，得江春旧藏“流云槎”，上有赵宧光草篆“流云”二字，并有董其昌、陈继儒题字，阮元署“节性老人”款，现藏故宫博物院。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 八十岁

正月二十日，作《梅花图》，署款“癸卯正月二十日，荣隐竟日，在道桥别业爱吾草庐，时梅花开，池水冰泮，与敬斋、慎斋两弟俱，节性老人阮元写。”钤印“亮功锡祜”。书《寿字轴》，钤印：“颐性延龄”、“太子太保”、“癸卯年政八十”、。在爱吾草庐题《竹林茶隐图卷》。

三月初三，阮元携子阮福赴道桥扫墓未归，是夜，福寿庭宅毁于火。八月，迁居扬州徐凝门康山之右。

是年，书《寿字轴》，钤印：“太子太保”、“颐性延龄”。

是年，书《寿字轴》，篆书，钤印：“颐性延龄”、“怡志林泉”、“白乐天正月廿日生我与之同”、“癸卯年政八十”。

是年，为春腴观察公祖作《隶书八言联》，联为“含和履中驾福乘喜，年丰岁熟政乐民仁。”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 八十二岁

八月中秋，为瑞官表外孙书纨扇。书扇云：“有唐三百年，扬州廿四桥，繁华甲天下，其饮食奢侈可知。扬州府杨行密、毕师铎等争战不定，城无食，斗米值五十缗。军掠人入市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然讫无哭声，血流满市，此多年积孽之劫也。壬寅，余居道桥节性斋，王瑞官亦来住，方十岁，邻有屠，日日五更杀声甚恶，瑞官恶之，从此不食肉。瑞官乃王春涯观察之孙瑞麟也。生有善根，宜遂其善。”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 八十三岁

六月，晋加太傅衔。重赴鹿鸣宴。

是年，梁章钜携其所藏鲜于枢《扬州诗四十韵卷》访阮元，阮元嘱人摹刻于石，嵌于扬州瘦西湖畔邗上农桑之亭壁。

是年，作《耄年自述卷》，行书。钤印：“阮伯元氏”、“亮功锡祜”、“湖光山色阮公楼”。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 八十四岁

是年，为从弟阮先《扬州北湖续志》、阮充《北湖竹枝词》作序。

是年，作《吴锡麒手写诗稿卷题跋》。钤印：“太傅”、“癸卯年政八十”。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 八十五岁

秋仲八月，作《隶书十八言联》。联为“左传云养福，书范之福，身其康，养者以之；礼记曰期颐，易卦之颐，口自实，期焉而已。”署款：“道光戊申秋仲八月，颐性老人书于林泉。”

是年，作《隶书十二言联》。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 八十六岁

十月十三日，卒于扬州康山私宅。

阮元在人才培养上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与他在书院内实行的一套完善的读书训练法密不可分。阮元的读书训练是个完整的工程。文献记载，它由四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算是一个步骤，循此四步建下去，即可学有所成。这四步是：
句读

要求学生分清书文的句读，即读通所读诗文。所谓读通，首先要能认字，即认读，把字音读准；其次要掌握断句，即停顿；第三要能读通，即初步了解其字句的含义；第四要能读通顺，不能读起来疙疙瘩瘩。
评校

校是校雠、校正，即拿所读书文与其他版本进行对校，勘定正误。评是评点、评说，即在校订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评定其是非正误和优劣长短。中国古代有评点读书法，读者可将阅读感受，以及对所读书文从字句到内容的评价，写在字里行间、文前文后或者天头地角。阮元这里的评即有评点之意。
抄录

阮元要求在读通读懂文字后，将所读书文的精要加以抄写，以加深对它的理解，巩固对它的记忆。
著述

这是指对阅读所获的迁移运用。它要求学生不但要读通、读懂、熟记所读书文，还要能将阅读所得撰成著作，公之社会，遗教后人，为社会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阮元的四步读书法，是中国古代创造的读书原则——读思结合、读习结合、读行结合的发挥和运用。它把阅读建立在认读基础之上，经过深入思考和熟读记忆，达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主张，并笔之于纸，形之为文，或与同辈交流，或遗教后世。它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人类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而且将读用结合起来，从而与八股式读书区分开来，显示出了它的科学性、建设性。应该肯定，阮元的这种读书训练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和阅读教学改革者借鉴。当然，阮元将“运用”局限于钻故纸堆和写诗撰文，远离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这是其读书法的主要缺陷。其次，阮元把读书视为培养封建官吏和良民的主要手段，以巩固、维护封建政权为目的，这是他的严重局限和不足。

徽派朴学

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见《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遗书．序》）。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论学之旨，主张实事求是，“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证异文疏证．序》）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张舜徽先生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一）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 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经学通论．三礼．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以阮元之言为定论》）
在考据方面

阮元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文字、主源、金石碑刻和对于典章制度的考试等诸多领域，比如在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时，阮元与戴震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又如在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经过细密考证，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没有宫室时的一种简陋的结构，很象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阮元还说，“封”是统治者在南郊祭天，“禅”是统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这种解释，都是他经过周密考证的结果，为时所称。
在义理方面

阮元一贯主张“若义理从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正如在《诗书古训》一文他说：“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都是阮元所作关于阐发义理的著述。
在辞章方面

阮元与当时的与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其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阮元虽以经学知名，所作辞章，亦不乏可读之篇。所著《揅经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

阮元不仅是自徽派朴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清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且他对徽派朴学最大的贡献，一是汇集编印大量书籍文献，一是培养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纵观阮元在横跨三朝的半个多世纪里，造就了数以百计的人才，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徽派朴学的精英，使得徽派朴学得以广泛传播并发扬光大。这些人才的来源，除了慕名前来投师或在社会交往中发现的以外，科场选拔和书院培养应是两个主要的途径。不仅有在科场选拔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人，阮元为官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创建了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又邀金鹗、洪颐煊、震煊兄弟讲肄其中，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在诂经精舍肄业的，多为学行出众的高材生，德清徐养原、嘉兴李遇孙，虽都学有专长，也还来此修习。当时阮元编辑《经籍籑诂》尚未完成，同时又在校刊《十三经注疏》，这些亦徒亦友的绩学之士，转而又成为阮元编书的得力助手。如徐养原曾帮助他校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和《仪礼》，洪震煊既担任《经籍籑诂》中的《方言》部分，又担任《十三经注疏》中的《小戴礼记》校勘。教学相长，实践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徽派朴学”的知名学者。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建学海堂书院，并亲自讲学。有学长八人，分别担任教学任务，学习《十三经》、《史记》、《汉书》、《文选》、《杜甫诗》、《韩昌黎集》等，任学生选择一门，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广东番禺人侯康，就因所为文，得到赏识，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陈澧，都担任过学海堂学长，陈澧任职时间尤长。广东嘉应人李黼平也曾补聘来学海堂批阅课艺，阮元还延请他为之教子读书。著名的《皇清经解》也是在这时编刻的，所以又称作《学海堂经解》。徽派朴学之所以能远被西南，除了程恩泽、郑珍传播的影响以外，学海堂书院培养造就的大批人才，影响更加深远。诸如上述所提林伯桐、陈澧、李黼平、侯康等学有所成者，不胜枚举。

阮元自弱冠一举成名，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其中还有大部分时间治理政务），著作极为丰富，说他是“著作等身”，当之无愧。在阮元60岁时，龚自珍撰文对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盛赞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称其“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阮元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尤其在文献学和史学方面，并且一生致力于文献的整理、汇辑、编撰、刊刻，成绩斐然。其生平所著之书，根据一些常见书目统计，约在三十种以上，其中人们比较熟知的有如下十多种：《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诗书古训》、《仪礼石经校勘记》、《儒林传稿》、 《畴人传》、 《积古斋钟鼎彝器疑识》、 《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选项印宛委别藏提要》、《揅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编之书有《经籍籑诂》、《皇清经解》、《两浙金石志》、《诂经精舍文集》、《淮海英灵集》、《八甎吟馆刻烛集》等。此外，阮元还主编过一些大型的志书，如《嘉庆嘉兴府志》八十卷、《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在阮元刻印之书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除上述《皇清经解》、《经籍籑诂》以外，当推《十三经注疏》。这是一部大型的经学丛书，收书一百八十余种、一千四百余卷。刻印时，罗致了一些绩学之士担任校勘，由阮元总其成。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所刻印之书还有一个重点，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据粗略统计，他所刻名家选集就有钱大昕、钱塘、汪中、刘台拱、孔广森、张惠言、焦循、凌廷堪等大家。可见阮元究心表彰绝学，不遗余力。

也有学者认为，阮元是清代后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将扬州学派定义为清代汉学的又一分支，是汉学发展至高峰并开始走向衰落时期的一个学派，它的形成稍晚于皖派。可以说，无论现今依照怎样的标准来界定当时的学派，都不能否定阮元学术思想中闪烁的徽派朴学的理念标志，都无法抹杀阮元留在徽派朴学百年辉煌史上深深的烙印。更高意义上讲，阮元学术思想体系的意义不仅成为清代汉学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跨越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