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南柯梦、遽如许。
放舟于江面上，千里波涛，云水茫茫，经过吴山只是稍微的浏览了一下景色。云层密密聚集在水府附近，江涛汹涌追随着巫山神女奔走。众水汇成大江滔滔东注人海。匆匆奔波向南的北方游子，满怀壮志却偏感报国到无门，随着年华流逝忽然觉得要走到垂暮之年。想起伊阙和嵩山的隐居生活，跟巢父、许由一样的林下故友，那时的生活竟如同南柯一梦，很快消失转眼之间已成过去。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回望中原金兵还未彻底扫除，试问人间抗敌的英雄在何处？空怀有报效国家的奇谋良策，可怜无人赏识不被重用，白羽箭早已堆积满了灰尘。想当年东吴末帝孙皓用铁索横截江面，晋军烧断铁索，战船长驱东下，攻破金陵，吴主孙皓被迫投降心情无比悲苦。如今我只能独自愁敲桂木短桨，悲愤地低诵那古曲梁父吟，热泪像雨一样横流，止不住心中万分的悲伤。

水龙吟：词牌名。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一百二字，前后片各四仄韵。
凌渡去：乘风破浪而去。凌，渡，逾越。
略为：稍微，形容时间短暂。吴山：泛指江南之山。留顾：停留瞻望。
水府：星官名。谓天将下雨。
神女：指传说中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
九江：诸水汇流而成的大江。九，极言其多。长江由众多支流汇聚而成，故曰九江。
北客：北方南来之人，作者自称，因其家在洛阳，故曰北客。翩然：指舟行迅疾如飞。
伊嵩：伊水与嵩山，均在河南境内。
巢由：巢父、许由，都是古代的隐士。
遽（jù）：就。如许：如此。
妖氛：凶气，指金兵。
白羽：白羽扇，古代儒将常挥白羽扇，指挥作战。
桂棹（zhào）：船桨的美称，此代指船。
梁父：即《梁父吟》，一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今存古辞，传为诸葛亮所作。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掉，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

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洛阳、汴京一带，均遭兵燹。不久，汴京沦陷。朱敦儒携家南逃，先到淮海地区，后渡江至金陵。又从金陵沿江而上，到达江西。再由江西南下广东，避乱南雄（今广东南雄县）。这首词具体写作年月不可考，是作者在金兵南侵后的感时抒愤之作，大概作于建炎晚期（公元1129年—1130年）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作者借古忧今，抒发出一腔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