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古文

　　欧阳修、苏轼是宋代历史上前后相承的两位文坛宗师，他们还是一对著名的师生。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那年，欧阳修是主考官，两人由此结缘，建立师生之谊。

　　登第之后，苏轼恭恭敬敬地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老师知遇之恩的诚挚谢意。收到信后，欧阳修高兴地给自己的挚友梅尧臣写信，说他读苏轼的信真是“快哉!快哉!”还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那种兴奋的神情真是溢于言表，跃然纸上。随着对苏轼了解更加深入，身为文坛盟主的欧阳修对苏轼语重心长地说，“我将老矣，付子斯文”。把殷切的期望托在苏轼身上，希望他能成为下一代文坛领袖，担起引导文化发展的重任。事实证明，苏轼没有辜负老师的瞩望，他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新一代的文章宗师。

　　欧阳修、苏轼这两代文坛盟主前后相承，奖掖人才，扶持后进，将宋代文化推向了高峰，他们可以说是北宋“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他们先后辉映，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历史的大脉络可以从他们的立身处世和文章著述中探求。所以，他们倍受后人关注。

　　宋代文史研究方面，王水照先生是首屈一指的学者。王先生是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还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代表作有《苏轼选集》《唐宋文学论集》《苏轼论稿》《苏轼研究》《宋代文学通论》《王水照自选集》等，又著有《半肖居笔记》《鳞爪文辑》《走马塘集》等学术随笔，编有《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历代文话》等古籍文献，另外还主持编译有《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一辑、第二辑)等书。所撰著作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成果奖多项，2012年获上海市学术贡献奖，是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与拓荒者之一。

　　王先生特别钟爱苏轼这个人物，他的很多著述都是以苏轼为中心展开的。王先生今年接收记者采访时说：“初次接触苏轼的人，容易被他的‘全才’特点所吸引。在他那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面前，人们难免错愕、惊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体验的积累，我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解放周末》6月4日)在先生看来，苏东坡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身份从诗人、文章家、书法家、政治家、绘画家到美食家，不一而足。苏轼一生乐观豁达，三起三落，始终保持初心，关注社稷，追求美好事物，坚持艺术创作。苏轼的品格令后世的知识分子倾慕不已，清代、近代更有一批忠实的拥趸在十二月十九日这天办东坡生日会。如今步入耄耋之年的王先生仍会每天和书待在一起，读得最多的仍然是东坡的书。

　　崔铭老师是王先生的弟子，自1995年追随王先生，攻读宋代文学，2000年博士毕业后，又去南京师范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2002年入同济大学，现任该校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著有《张耒年谱及作品编年》《大学语文》《唐代诗歌选》《宋代诗词选》等书。

　　崔老师秉承师学，她的学术研究以欧阳修、苏轼等北宋著名文学家为中心。她说：“欧阳修、苏轼的人生都极为波澜壮阔，既备尝世路艰险，遭遇家庭生活的不幸，又享受到世人渴慕的富贵与荣耀，却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旷达，积极进取，在顺境中不迷失自我，心境恬淡，在尽职尽责地完成作为一名官员的社会责任之余，潜心学术文化事业的创造，为后世留下言说不尽的精神文化遗产。他们生活的年代虽然距离我们已近千年，但诸如得失祸福、升沉顺逆等生活形态或境遇和今天完全一样，他们的人生历程，对于竞争激烈、心理压力巨大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先生、崔老师致力于宋代文学、文化研究多年，倾慕欧、苏文学与人格。1998年，他们合作撰写了《苏轼传》。在撰述时，他们遵循“无一‘事’无来历”的“信史”宗旨，却不主张“无一‘字’无来历”，也就是说，写传记既追求叙事的文献根据，而又允许作适度的想象和推演，同时非常重视传主的文学创作，采取“以译代注”的方式对作品予以阐释。传记叙述一气呵成，文笔洗练。十年之后，他们又以同样的写作思想联袂撰述了《欧阳修传》。这两部传记，根基作品，细述诗人生平行迹，用事实表彰诗人性情、精神和品格，它为我们呈现了两个生动活泼的宋代文豪。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欧阳修，开拓宋代思想文化的巨人

　　欧阳修出身孤寒，父亲早逝，母亲教他识字读书。少年欧阳修资质颖异，很早就显出过人的文学天赋。后来在胥偃的奖掖和扶助下，他科考中第，走上仕途。

　　欧阳修仕途展开的起点是西京洛阳。在洛阳，他加入了以钱惟演、谢绛为中心的朋友圈，在这里，他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梅尧臣成了他终生的挚友。朋友间的唱酬和砥砺，锻炼了他的文学创作能力，开阔了他的眼界。

　　后来在王曙的推荐下，欧阳修转入汴京任职。意气风发的欧阳修勇于言事，支持范仲淹，批评宰相吕夷简，后来因痛骂高若讷为伪君子而被贬到荒凉的夷陵。在夷陵，他用心研究经学，开始撰述《新五代史》。

　　庆历年间，范仲淹在朝廷主持改革，欧阳修也回到了朝廷，成了革新派的舆论大旗，政敌们炮制“盗甥案”诬陷欧阳修，欧阳修离开汴京，去到偏僻的滁州做太守。在这里欧阳修重新省思人生出处的问题，他的思考结晶为《醉翁亭记》。“醉翁”从此成为他最具标示性的称号。滁州任满，他又转任颍州，在颍州期间完成了《新五代史》。

　　母亲去世，欧阳修暂时疏离政坛，但在丁忧服满之后，他旋即被诏入京。这次入朝为官，他的境遇要好多了，一路升迁，最后成为亲近皇帝的侍从官。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他被任命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他利用这次机会革新文风。这一年他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朱光庭等人，网罗了北宋中后期政界、文学界、思想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在这个时期，他还与宋祁等人完成了《新唐书》。欧阳修为北宋开创了新的文化局面。

　　晚年欧阳修德高望重，做了很多大事。仁宗后期，他与韩琦等一起促使仁宗早立太子;英宗继位后，他们又促使太后及时归政;英宗早逝，他们又辅助神宗即位，为稳定政局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如此，但政敌们并没有放过他，他们附会流言，再次炮制出“通媳案”，肆意毁谤欧阳修。年老的欧阳修十分疲惫，他决意退隐。宋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准许他安居颍州，颐养天年。在颍州，他终于可以在山水中徜徉，在文籍中悠游，时光多美好，可惜生命却也接近了终点。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六十六岁的欧阳修病逝。

　　这本传记以欧阳修的生平事迹为经，以诗文作品为纬，以诗、词、文入传，书中引述的作品六百多篇，该书完整地叙述了欧阳修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开拓过程，展现了一代文宗丰富多面的性格样貌、豁达弘毅的思想品格和光辉灿烂的政治、文学、史学成就。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偶像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苏轼出生于眉山县，二十一年后，他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告别故乡，赶往京城，参加科考。他的才华震动了主考官欧阳修，一举成名。

　　苏轼才华出众，但并没有即刻平步青云，宋代的官员大多循例历练，逐步升迁，苏轼也不例外。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丁忧服满的苏轼再次入京，这时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苏轼并不认同新法，于是他自请外任。熙宁四年年底，他离开汴京，赴任杭州通判，之后相继出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作为地方官，他尽其所能地纠正变法造成的弊病。

　　苏轼到湖州上任不久，嫉恨他的政敌开始悄然罗织他的罪名，他们拿着苏轼的诗文，寻章摘句，谓其诽谤先帝、皇上和新法，神宗震怒，下令将苏轼送交御史台审问。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诗案”完结，苏轼被贬黄州。

　　在黄州，苏轼开始使用“东坡居士”雅号。在这里，他出入佛道，静参荣辱得失，思想、胸怀、境界都得到了升华。文学上，他收获了千古传诵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

　　元丰七年(1086)，东坡离开居住了五年的黄州，这是将被重新起用的信号。不久即被任命为登州知州。宋神宗去世，太后主持大局，反对变法的人纷纷起复，回到朝廷掌握大权。苏轼也被诏回汴京委以重任，并很快升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玉堂里的重臣。反变法派对一切变法措施无论合理不合理，一概否决，苏轼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他极力维护他认为合理的一些变法措施，结果招致顽固派的不满;与此同时，他又深陷蜀、洛党争的漩涡中，进退维谷。因此，他再次请求外任，随后朝廷任命其为杭州知州，任满后移颍州，可惜好景不长，哲宗亲政，政局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法派重执大权，并肆意报复反变法人士(被称为“元祐党人”)，苏轼首当其冲，他被贬到充满瘴气的岭外惠州安置，不久又被贬到更远的儋州。那些政敌欲置苏轼于绝地，令其绝望而死。但是他们低估了苏轼，他们不知道身处绝域的东坡愁怀散尽，心胸早已澄明，得失已不挂怀矣。

　　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新皇帝打算弥平新旧党争，苏轼获赦，返回中原。经过长途跋涉，苏轼到达常州，也许因为太劳累，一代文豪竟溘然而逝。

　　苏轼晚年曾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总结自己的一生，这其实是他对自己长期贬谪生涯的自嘲，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其诙谐的个性和坦荡的胸怀。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落差令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人生中最沉重的经历。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苏轼最终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超然得失的人生境界，成为后人倾慕不已的偶像，他也因此赢得了“坡仙”的称号。

　　苏轼一生创作丰富，人生中的很多细节都可以通过作品来还原，这本传记以苏轼传世作品为依据，援引相关文章八百余篇，同时结合宋代历史文化分析，忠实生动地叙写苏轼的人生轨迹、政治作为、文学创作，以及他领悟人生、超然得失的思想升华过程，为我们展现了一代文豪的人格魅力。

　　《欧阳修传》《苏轼传》都是口碑很好的佳作，这次在我社编印，作者做了全面的修订。关于修订的情况。崔铭老师说：

　　“《苏轼传》初版时间是2000年，甫一上市，即赢得了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随后《欧阳修传》完成，出版社遂以姊妹篇的形式，将两部传记于2008年同步推出，市场反映良好。于是，2013年再次改版重印。在过去的三次再版和十余次重印过程中，均有过零星修订。

　　“此次再版，作者和编辑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我们听取了许多热心读者的意见，吸收了近二十年来部分新的学术成果以及作者自己的学术思考，对于一些不是特别经典的、或者是与传记叙述本身粘合不够紧密的作品原文进行了适当删削，同时在标题、语言文字等多方面进行了精心打磨，并一一核对了书中引用或叙及的几乎所有原始文献，改正了一些讹误。在此过程中，作者和编辑通过微信、电子邮件频繁互动，仔细商讨，几易其稿。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新版欧、苏传相较于之前各个版本更为严谨、精炼、优美，敬请广大读者朋友关注。”

　　《欧阳修传》《苏轼传》书籍设计

　　(一)关于封面

　　本书装帧设计由我社著名书籍设计师刘远担任。关于设计中的一些细节，他有一则简述，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刘远：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人物，课文里有很多他们的作品，一般读者并不陌生，因此在设计中，我们一定要给读者传递出一种新颖的感觉。当时拿到这四本书，并没有丛书名，显然这是一套没有丛书名的“丛书”，要靠设计语言把它们串起来。当时责编给我提的设计要求是既要有现代感，又要有古典的韵味，整体的感觉希望干净利落。以上三个方面是我设计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设计的语言无外乎线条、色彩和材质，设计无非是这三种语言的运用之道。开始时我想采用正向加强的方式增强读者对经典人物的认同，从而感知一本书的内容。比如《杜甫传》这本书，《语文》课本里有一幅蒋兆和先生绘《杜甫像》，很经典。编辑很有心，联系蒋氏家属获得正式授权，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用。我想在封面上用这幅肖像，标示性肯定很强。经过尝试，我发现这幅作品线条是最富表现力的，线条是主格，它对色彩有着强有力的制约，用它，我们只能选择“素淡”的色彩，色彩稍浓就会覆盖线条表现力。如果以线条作为分隔边界，大面积填色，那么就会导致这幅作品中的“杜甫”变异或漫画化，这恐怕会让人联想到“杜甫很忙”的感觉。这种感觉与编辑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杜甫、李白、苏轼都是肖像画，欧阳修没有，四本在这一元素上无法统一。所以，这个方案放弃了。

　　此外，我还尝试了另外一种方案，即以读者熟悉的山水画作为图像元素，以清纯干净色彩为底色，整体格调亮丽，好像也有雅致的感觉。但不惬意的地方在于山水画元素是为了“古典”而“古典”，这是设计上的“凑”。

　　后来，我跟编辑沟通，问可不可以用抽象符号，编辑虽说可以，但不免有点心虚。不管行不行，尝试总是可以的。这里所说的抽象符号也不是胡乱找的，我们需要对古代人物精神气质进行提炼，创造出新意象来表达。我问编辑这四个人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什么?编辑说，杜甫是“仁者”的形象，李白是飘逸的“诗仙”，欧阳修大家都知道他是“醉翁”，仁爱入世的那一面很突出，苏轼的为人为文都很潇洒，古人说“韩潮苏海”，他本人有一句词说“一蓑烟雨任平生，谁怕?也无风雨也无晴”。“仁”可以用什么表示?编辑说：“仁者乐山。”“山好办!”“仙可以用什么表示?”编辑说：“云生结海楼。”“云好办!”欧阳修怎么也绕不过“醉翁亭”，苏轼最好用“水”来表示(最后我做了一个水纹与阳光叠加的图像——“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四个核心的东西都有了。这些东西在古代绘画里面都有对应的东西，但是古代绘画大多是写意的，离开了整体的意境，个性都不太明显，我要进行处理，这个处理要做出现代感，我就朝着古人相反的方向走。古人用弯曲松弛的线条，我就用平滑有弹性的线条;古人用灰淡的底色，我就用反白渐变，与环境氛围形成对比。这就是现代的新意象。

　　以上是元素，但整个封面该如何布局?我想“一山不容二虎”，已经有新颖的元素了，我们不能再搞创新了。封面一应该大道至简，二要相反相成，封面正背都用淡雅的象牙白做底色，新意象符号就做在上面，书脊则分别运用了中国传统色彩中的石青、藤黄、辰沙、铜绿这四种颜色作为每本书的主色调。这个色调跟书中插图外的色彩格调相呼应，这样一本书的内外在视觉上就贯通了。

　　书名用字也用格调简约清爽的仿宋。封面下部的辅文是对传主精神的概括，有点题的作用，同时还能较好地抑制画面单调和“飘”的感觉。这样整本书的气质基本呈现出淡雅、干净，没有污浊尘俗的气质，我相信这气质感觉也是很多读者对这四位古人最起码的心理预期。

　　关于书中的插图，主要采用前插的方式，特殊之处就是每本书都有一张拉页。条件合适的，我们做了一张局部细节图，如此可以兼顾总体与局部，既不浪费空间，也不违和。

　　以上就是我关于这套书的设计感想，稍微遗憾的是用纸，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退而求其次，质感可能稍微弱了一点。

　　(二)关于插图

　　这两本传记中的插图是我们这次编辑时非常注重的内容之一。

　　北宋时期是书、画艺术与文人士大夫生活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书、画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阳修曾说：“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笔说》)，又说：“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其中一项就是用大半辈子时间辑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所收拓本数量在当时首屈一指。而苏轼是名列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绘画则与表兄文同为“湖州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胸有成竹”的画学理论就是他在给文同写的一篇文章中生发的，他所作的墨竹独具特色。

　　第二，欧、苏很注意文学与艺术的沟通，苏轼论王维的诗曾说王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他们自己的文字也很注意这种意趣的沟通融会，他们的文学作品，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等，也都成了宋代以后书画家所乐于表现的题材，并且有很多重要的书画艺术精品流传至今。

　　欧阳修、苏轼都是跟书画艺术联系非常密切的人物。因此，我们在编辑这两本传记时，就考虑搜罗一些相关的书画作品，放在书中，以便读者在了解他们的立身行事的同时，也能欣赏这些名迹，从而收获双重的享受。

　　《欧阳修传》中，我们选印的名迹如下：

　　1、〔宋〕欧阳修书《灼艾帖》局部(故宫博物院)

　　2、〔宋〕欧阳修书《集古录跋》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宋〕欧阳修书《谱图序稿》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4、〔元〕赵孟頫书《秋声赋》(辽宁省博物馆藏)。这幅书法作品，我们做了一个折页，为的是完整地呈现这件书法作品的笔迹，以总览其格局，同时又做了一个放大的局部，显示一些细节，呈现精彩的笔触状态。

　　5、〔明〕文徵明书《醉翁亭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传》中，我们选印的名迹如下：

　　1、传〔宋〕李公麟绘，〔清〕朱野云摹“苏轼坐像”，(〔宋〕苏轼《天际乌云帖》局部，上海博物馆藏)。这幅画像具有特殊的意义，详细内容参见《苏轼传》中的《后记》。

　　2、〔元〕赵孟頫绘“苏轼像”(《行书赤壁赋》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宋〕苏轼书《黄州寒食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件作品，我们特地做了一个长长的折页。中国古代的书画精品，大多经过众多名家保藏，题跋累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见到这件作品中的苏轼笔迹，但对引首、题跋等样貌了解相对较少。这次完整地印出来，也是希望藉此让读者看看一个书法名帖卷轴的完整样貌，丰富我们的视觉经验。

　　4、〔宋〕苏轼绘《枯木怪石图》局部。这是近年佳士得拍卖的一幅作品。

　　5、〔宋〕《赤壁图》(佚名，故宫博物院藏)

　　6、〔明〕仇英 绘《赤壁游》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