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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19年，51岁的韩愈步履蹒跚地踏上了商於古道，他的目的地是八千里之外的潮州。望着绵延无边的秦岭山脉与狭长的商於古道，韩愈的心中充满了感慨。

　　在不久之前，韩愈还处在整个中国政治与权力的中心，在朝中担任刑部侍郎一职，可谓是功成名就，高居于庙堂之上。但就在819年的正月，随着，唐宪宗的一个决定，这一切都改变了。

　　这一年是佛教的开塔时期，也就是佛塔会在这一段时期开启，放置于其中的佛骨舍利会被拿出佛塔，供人参观。笃信佛教的唐宪宗自然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下旨打算将佛骨迎入宫中供养三日。诏书一出就引起了朝中的剧烈震动，韩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写下了一篇《谏迎佛骨表》上书宪宗皇帝。

　　这篇《谏迎佛骨表》表明了韩愈对于佛教，以及唐宪宗劳民伤财礼佛行为的强烈反对态度，韩愈如此告诫皇帝：皇上您看，当年没有佛教的时候，像黄帝啊，尧舜禹啊这样的上古明君都能活一百多岁，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信仰佛教的皇帝都是短命鬼，就连三次出家的梁武帝不也被侯景活活饿死?所谓的佛祖无非是个夷狄之辈，就算他现在来了，皇上您无非也就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打发他回老家，现在干脆把什么破佛骨一把火烧了，要是佛来找麻烦，就让他来找我，再不行就和我约架!

　　宪宗皇帝看到这份奏章，可谓是天威震怒——好你个韩愈，不仅要把佛骨烧掉，还咒我是个短命鬼。

　　宪宗本欲处死韩愈，所幸有裴度、崔群等众大臣的苦苦求情，才改贬韩愈为潮州刺史。要知道，韩愈此时已经51岁，要从关中大地一路跋山涉水赶赴近千里之外的岭南潮州，简直与死刑相差无几。

　　唐朝有规定，被贬的官员不能在京城多做逗留，只要把职务里的事物进行短暂交接，就要马上离开长安，甚至要求被贬的官员不能回家，即刻启程赶赴被贬之地，家人只能收拾好金银细软随后跟上。

　　韩愈就属于这种情况，来不及与家人告别的他就这样匆匆踏上了南去之路。

　　毫无准备再加上山路险峻，让这位51岁的老人一路上饱受折磨。不仅如此，他的随从又在赶路时不慎跌落悬崖。连番的惊吓，让心灰意冷的韩愈踟蹰山间，进退不得。直至侄孙韩湘护送家人赶来，韩愈才敢继续前行。

　　但偏偏祸不单行，韩愈还未走出商於古道的群山，另一件让他伤心欲绝的事情发生了——他患病的小女儿又在饥寒与舟车劳顿的折磨之下，病痛加重，猝然离世。这也让被贬之路上的韩愈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

　　仕途不顺、前途未卜、被贬千里、女儿离世，一系列的厄运让韩愈情绪低落、悲痛欲绝，也让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活着走出这秦岭的莽莽群山，到达潮州。宛如立遗嘱一般，韩愈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七言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一首诗道尽了此时韩愈此时心中的悲痛以及宁死上书，即便获罪也无怨无悔的铮铮铁骨。就像金圣叹在《贯华堂批唐才子诗》中所写的“盖君子诚幸而死得其所，即刻刻是死所，收骨江边，正复快语。安有谏迎佛骨韩文公肯作‘家何在’妇人之声哉!”

　　被贬之后的第二年，唐宪宗感念韩愈冒死直谏的忠义和正气，征召韩愈回京任职，途径商洛，韩愈特意回到女儿坟前祭奠。一年前，正是在这群山之中，韩愈领略了人生的绝望，饱尝了人生的酸楚，但韩愈并没有就此绝望，而是以强大的内心承受着命运的磨砺，也正是因为坚定的信念，韩愈才能走出人生的低谷，走向人生的高远境界。

　　此后的韩愈先后担任兵部侍郎、镇州宣慰使、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所到之处、所任之职，韩愈都尽力做到最好、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他的手下经常在私下议论：“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做出违法的事情来呢?”

　　公元824年，57岁的韩愈在长安靖安的家中溘然长逝，朝廷授予他“文”的称号，世人尊称他为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韩愈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百代文宗”之名。著名学者钱穆称赞他是“儒门豪杰”，并称“如果没有韩愈这样的人，下半部中国史必然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