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以《论佛骨表》获罪,贬逐到“瘴疠险远”的中国岭南边陲潮州,开始了他寓潮八月的刺史之旅。在文人、官方、黎庶的共同演绎下,一位多面相的民间韩愈,逐渐形成。
首先,文人对韩愈诗文及事件的传奇化敷衍,改变了他倡儒排佛的基本面相,使他逐渐衍化为似道向佛的人。韩愈抵潮前,传闻潮州“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民众常遭鳄患,遂著成《鳄鱼文》,遴时选地“祭鳄”,通过谕鳄而听,驯鱼之暴,意在播布王化,“革化异类”。唐代张读的志怪小说《宣室志》,开始把韩愈传奇化,出现“做祝”“易地为湫”“巨鳄随徙”等情节的故事雏形。史书《新唐书》《旧唐书》只记载传奇色彩的祭鳄事件,突出“暴风震电”“湫水尽涸”“永绝鳄患”诸细节,而对韩愈请置乡校、延师兴学、心系农桑、婉拒孔戣等其他事件一概不提。北宋刘斧辑撰的《青锁高议》中,祭鳄故事更为生动具体,添加了“济惧”“遽往”“回视鳄”“衔其文”等,突出鳄鱼出现时电闪雷鸣、“声振山郭”、“苍云蔽溪”的奇异变化,韩愈驯化异类的传奇性不断增强。此外,后世演绎最多的是韩愈赴潮途中完成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首诗。
此诗加上早期的《徐州赠族侄》诗,在唐代《酉阳杂俎》中被演绎为“韩愈责侄”“牡丹开花”“叶显韩诗”等情节。五代《仙传拾遗》、宋代《太平广记》等均有类似记载。《青琐高议》增加“执笔作诗”“足成全诗”外,改“七日开花”为“顷刻开花”,情节更加丰富离奇。在此基础上,苏轼的《和述古冬日牡丹》直接引用《酉阳杂俎》事为典。宋元以来,以韩湘子度脱韩文公为题材的戏曲作品明显增多,如《韩文公风雪阻蓝关记》《韩湘子三度韩文公》等。清代,戏曲剧本选集《缀白裘》辑录了《途叹》《问路》《雪拥》《点化》等内容,皆敷衍第八洞神仙韩湘子三度叔父老文公成仙故事。孙涛《全唐诗话续编》除转引《青琐高议》韩湘故事外,还把《别湘》诗附会为韩愈所作,诗中“好待功成身退后,却抽身去卧烟萝”句,是对韩愈成为道教仙化人物的进一步演绎。
韩愈曾与大颠和尚交游,为人们留下“不知佛,所以斥佛”和改信佛法的口实。当时与韩愈同时的孟简,平生嗜佛,亦相信韩愈改信佛法的讹传,并留书以赞。韩愈“忻悚兼至”,遂“答书以辨”,澄清自己与大颠交往并“留衣服为别”之事。对韩愈向佛的成见,先有孟简移书,继之有欧阳文公集录的《与大颠师书》,将韩愈与大颠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具体化。到宋僧契嵩《镡津文集》时,已有韩愈向大颠“问道”“弟子解谕”等情节。据此,南宋僧释志磬《佛祖统纪》,不断添枝加叶、牵强附会,内容更加丰富曲折,出现了“问年”“叩齿”“驱逐”等情节,并不断以讹传讹。在宋代王谠编的文言逸事小说《唐语林》、曾慥编的笔记小说总集《类说》中还载有“韩愈癞死”的传闻。后人不问究竟,顺应这些讹传,建有留衣亭、叩齿庵等纪念物,将文人附会坐实、突出并放大。
其次,奉为“饮食必祭”的神灵。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将开祠祀贤列为正祀。宋咸平二年(999),潮州通判陈尧佐开全国首例,修建韩吏部祠,“以风示潮人”。元丰元年(1078),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一跃成为举国崇祀的对象。到元祐五年庚午(1094),知州王涤迁祠,前后近百年的时间,尊韩、崇韩、祀韩已蔚然成风,潮人对他“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尤其是苏轼的《韩文公庙碑》一文,对韩愈推崇备至,把他视为“参天地”“关盛衰”的真理化身以及神人共鉴、“浩然独存”的精神象征,夯实了他“百世师”“天下法”的至尊地位。韩文公祠旁边的一棵橡树,也被附会为韩愈手植而名为“韩木”,成为信奉的祥瑞之物,“邦人以卜登第之祥”,“潮士每以此觇科举之事”。到了明清,韩祠信奉更甚,香火愈旺。借香火钱刊行的《韩集》,被广大信众奉若神明,进一步扩大了韩愈的影响,他的神格功能从忠臣良吏、文人先贤扩展到关乎民众日常生活的地方保护神。
再次,成为通神又亲民的传说人物。由于韩愈信仰在人们心目中地位隆崇,关于他的传说也不断产生。比较出名的如《湘子桥》,韩愈作为仙化人物,邀来八仙与广济和尚,分东西两头共同造桥,中间浮桥相连的故事,敷衍了这一名桥的来历,揭示了民间儒、释、道并存的信仰现状。有些事迹与他无关,像兴修水利,修堤凿渠之举,无法考证,但民众将这些关乎自身生命财产的重要事迹附会在他身上,并以游神赛会的形式,代代祭祀。民众在争相传颂中,将那些符合自己生活愿望、情感表达和审美观念的题材,不断夸大、附会、叠加,使韩愈成为一个箭垛式人物。
最后,是开启民智、福惠一方的精神象征。韩愈寓潮期间,恢复州学,遴选师资,捐款兴学,供给膳食,改变了当地“人不识礼”“耳绝《鹿鸣》”的文化现状,获得“海滨邹鲁”的文化盛誉,从此这里文运弘开,士人增多,风俗丕变,成为“笃于文行”“弦歌不辍”的临海名邦,后世亦将他奉为“三启南云”“百世师”“泰山北斗”“百代文宗”等。他成就的“海滨邹鲁”,不仅是当地文化繁盛的标识,也是潮州民众向外推介、自我约束、不断提升的道德标杆。在这种精神的引领感召下,“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观念成为当地尚文重教的文化传统,每一位士子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为古训,激励自己,认真践行。地以人名,人以名显,当地许多地名、校名、路名、人名、建筑名争相以“韩”或“昌黎”冠名。在官方、士子、黎庶的敬奉下,他的影响力不断播扬,形成“儿童能诵鳄鱼文”“于今香火遍瀛洲”的盛况。
总之,寓潮韩愈是中国文化发展大背景下,官方与民间合力形成的具有多重面相的文化产物。他历经时间考验和广大民众的传承,自身价值常被重构,逐渐成为这个地方、区域乃至国家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得以强化,形成具有较高辨识度和民间属性的地方性知识,契合时代主旋律,创造出更大更有效的共享资源模式。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