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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卒后，竟未见有行状、墓志、神道碑、家传等资料行世，这本身即是一大谜团。再加上大量笔记野史信口雌黄、以讹传讹，遂使这一代名相身上的污垢尘埃越积越多，世人竟有无复窥其真相之叹。刘成国这本《王安石年谱长编》，堪称刮垢磨光的学术巨制。

　　王安石身上有太多的谜团。

　　元祐元年(1086)他卒后，竟未见有行状、墓志、神道碑、家传等资料行世，这本身即是一大谜团。再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等重要史书世罕传本，大量笔记野史信口雌黄、以讹传讹，遂使这一代名相身上的污垢尘埃越积越多，世人竟有无复窥其真相之叹。如王安石的生日、字、封号、子嗣，王安石之弟王安国的卒年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属讹传或悬案，遑论其余。而素称年谱名作的清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错漏处竟达60%以上，对于谱主作品的准确系年也仅占王安石诗文总数的5.4%。今人虽不断对蔡谱有所补正，然皆零零碎碎，难成大观。但刘成国的《王安石年谱长编》，却堪称刮垢磨光的学术巨制。

　　王安石二子事迹常相混淆。王安石长子王雱，才华高绝，助父熙宁变法;次子王旁，有心疾，百计欲杀妻庞氏，王安石怜庞氏无辜，遂将之再嫁他人。由于雱、旁字形相近，他们的事迹常被混淆，反对变法者更是在笔记中将王旁心疾欲杀妻之事嫁接于王雱身上，借机诬蔑变法之人。三人成虎，因反对变法者蓄意诬蔑，兼之书籍刊刻时往往鲁鱼亥豕，遂致北宋后期有王安石因变法祸国殃民而绝后之传闻。这些不实传闻，有些竟被《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采纳，南宋以后以“信史”面目出现，广为流播。千年之污，谁为洗之?刘著则首次利用王安石曾孙王珏墓志铭，结合《宋会要辑稿》中的史料，复原了王安石身后的四代血缘谱系，并将《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人笔记中关于谱主后裔的诸多无心之失或有意诬蔑，一一予以澄清，洵为王氏功臣。

　　王安石生辰，前人聚讼难定。今人有取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能改斋漫录》卷十“王介甫，辛酉(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生”之说，且佐《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熙宁四年(1071)该日王雱“蒙差押赐父安石生辰礼物”为证。貌似证据确凿。但刘著却注意到武英殿聚珍本《能改斋漫录》的异文：“王介甫，辛酉(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并详考两宋礼制，宰执赐生日礼物乃在生辰前一日，从而王安石生于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可成定论。关于王安石胞弟王安国的卒年亦有熙宁七年(1074)、熙宁九年(1076)二说，前者所据为《四部丛刊》本《临川文集》卷九十一的《王平甫墓志》，后者所据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似皆不容忽视。刘著则据《宋集珍本丛刊》所收宋刻元明递修本《临川文集》卷九十一《王平甫墓志》未有“熙宁七年”四字，以及洛阳新出土王安国神宗熙宁八年(1075)所撰《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推翻熙宁七年之说;又据王安石《中使传宣抚问并赐汤药及抚慰安国弟亡谢表》、曾巩《祭王平甫文》等，推断王安国当卒于熙宁十年(1077)八月十七日。《王平甫墓志》中王安国卒于“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的记载，“七”当为“十”之讹。

　　其他如据2009年南京将军山王安石家族墓志发掘时出土的《王益墓志》和《王安仁墓志》，证定王安石之父王益卒葬之日是皇祐三年(1051)四月十日，葬地是江宁牛首山。据宁波新发现《宋故汪君庄氏墓志铭》，指出王安石治鄞时，鄞民始知土葬之礼，增进了人们对王安石执政地方时的了解。根据北宋灵隐山摩崖题名，考证出谱主于仁宗康定二年(1041)曾赴杭州探望大妹文淑，并于法喜院读书题诗。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之《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二十八《艺文祠记庙记》中，辑出谱主佚作《许旌阳祠记》，增进了对谱主晚年思想趋向的理解。如此等等，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当然，刘著不仅停留于利用新出或未被前人注意到的史料，而是对所用史料能详加辨析，精审考订，以求确解。前举诸例已为显证，另如刘著虽重新史料，但当正史文集足以定谳时，刘著亦不取来历不明之家谱材料。《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曾载王安石“改字介卿”，方以智、王士祯、何焯等皆认同此说，刘著则从改字原因、改字风俗、亲友称呼等方面，力证“介卿”属于昵称，并非改字。嘉祐五年王安石接伴辽使事，王晋光《王安石接伴使辽及使北年代初探》、张涤云《关于王安石使辽及使辽诗的考辨》，都系于嘉祐八年(1063)，原因在于认为北宋送伴使伴送辽使，只至宋、辽边境白沟;而王安石使北诗中有《涿州》《出塞》两篇描写辽国境内的景色。故王安石于送伴辽使外，应当正式出使过辽国，最有可能是嘉祐八年四月担任遗留国信使出使辽国。然而王、张均未发现关于王安石正式使辽的任何史料，纯属推测。刘著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送伴使“故事邀过白沟，置酒作乐”，考证王安石嘉祐五年(1060)春伴送辽使归国时，曾按惯例越过宋、辽边界进入辽国，故撰有四篇描写辽国境内景物的诗歌;除此外，未曾正式使辽，考辨过程非常精彩。

　　更令人钦佩的是，刘著对王安石40%以上的诗文作品皆予证据充分的准确系年，另有45%的作品也能大致系年，而诗文的系年，对于考辨谱主行实、交游、思想、心态均至关重要。如王安石《送子思兄参惠州军》中的“子思兄”，沈钦韩《王荆文诗文沈氏注》谓“子思兄”乃黄孝先，刘著据《(道光)广东通志》指沈注之误，谓“子思兄”乃谭必，故系此诗作于谭必英宗治平年间赴任惠州时，令人信服。《桃花源》系王安石名篇，“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足见王之高远政治理想，然前人皆未能系年，刘著则考出其作于嘉祐元年(1056)。刘著还据《景定建康志》卷十二所载“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知江宁府，八年三月一日赴阙”，将王安石名篇《泊船瓜洲》系于熙宁八年(1075)，并证明诗歌第三句当作“春风自绿江南岸”，进而指出此时王安石与吕惠卿并非交恶状态，驳斥了《宋史》对王(安石)吕(惠卿)交恶、新党分裂的叙述。

　　刘著所运用的资料，不仅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史料，而且举凡小说笔记、方志家乘、总集别集，乃至新出土文献、电子文献等，凡与谱主相关者，无不搜罗殆尽，颇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之感。可以说，善于利用新出或未被前人注意到的史料，填补前人未臻之空白或解决前人聚讼，是刘著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收获最丰之处。

　　刘著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学者王安石的一生，做了细致的材料爬梳和综合考述，内容丰富，堪称近年来宋代文史基础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如果要说什么美中不足的话，我觉得刘著较明显的问题是征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多，而未及完全消化，特别是熙宁四年至九年，所引材料有密不透风之嫌。不过，对于编纂年谱，我只有失败的教训，而谈不上什么成功的经验，姑且置此一说，以俟方家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