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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嘉佑年间，在东京汴梁(即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发生了一起由鹌鹑引发的人命案，竟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关于是否“防卫过当”的认定上，开封府与知制诰王安石发生了争执，刑部、大理寺重审裁决，最后皇帝出面这事才不了了之。这一事件在《宋史·王安石传》等史籍中均有记载。

　　繁华都市里的“鹌鹑杀人案”

　　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经济发达，人口最多时达到二百万，城郭气势恢弘，风光宜人，可谓世界大都市。

　　史书以“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来形容汴梁的兴盛之态。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描绘了汴梁的城市面貌、市井百态和人文风俗，再现了它当年经济发展的情景和繁华景象。

　　曾经在汴梁生活23年的北宋文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大量记录了汴梁城商贾云集、市场喧闹的盛况：“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纷争以贵价取之。”

　　城市大了，各色人等一应俱全，即使在天子脚下，也聚集着不少闲人泼皮，时常为一点小事闹出人命官司。

　　话说有一个泼皮小伙喜欢斗鸡玩鸟。有一天，他在花鸟鱼虫市场上淘来一只好斗的鹌鹑，它的羽毛非常漂亮，与别的鹌鹑斗起来勇猛剽悍，经常获得“冠军”。小伙非常喜爱这只鹌鹑，经常带着它到街市上玩耍，向朋友炫耀其本领高强。

　　一位和他要好的朋友看中了这只鹌鹑，很想弄到手，自恃两人平时关系处得不错，他好话说了一大堆，央求小伙把鹌鹑送给自己。夺人所爱，非君子所为，小伙岂肯割爱相送。于是朋友趁他不注意，抢了鹌鹑，拔腿就跑。小伙子见状大怒，心想竟敢抢本少爷的心爱之物，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于是紧追不舍，追上去猛踢这位朋友一脚，没想到踢中要害部位，致使朋友当场倒地昏迷不醒，经郎中抢救无效，竟一命呜呼了。

　　开封府与王安石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防卫过当”

　　朗朗乾坤，繁华都市，出了这么一起人命案，于是有人向开封府报了案。开封府尹接案后勃然大怒，便立即命令衙役将小伙抓捕归案，严加审讯。又派侦探到案发现场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调查和取证，基本将案情搞清楚了。开封府认为：朋友抢走其鹌鹑，是因为两人平时关系密切，有开玩笑的成份在内。小伙一怒之下令朋友毙命，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如果不予严惩，将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于是判决小伙子过失杀人，必须偿命，收押在监，待秋后问斩。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人命案须报朝廷审核，而负责审核这个案件的正是王安石。王安石在嘉祐七年(1062年)就开始担任给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诰，同时兼任纠察在京刑狱，负责审查京城的各类刑狱案件。他接到案卷后，仔细审阅一遍，认为开封府的判决不当，于是大笔一挥：“按照法律，公开的夺取、偷窃都是盗窃行为，应该论罪。该小伙不肯把鹌鹑送给他，而此人竟公开抢劫潜逃，其行为之罪甚于盗窃。追捕盗贼属于捕盗自卫，何罪之有?虽然打死盗贼，也不应抵命论死。开封府误判无辜死罪，应当纠正。”于是驳回令开封府重审。

　　开封府当然不服，案件被转到刑部、大理寺定夺。两院经过详细研究，认为开封府判决正确，维持原判。

　　两院的判决相当于最终审核了，显然王安石批错了。按照惯例和当时的制度，王安石批错了应该向开封府赔礼道歉，可是王安石就是不认“这壶酒钱”。御史台也多次出面勒令王安石向开封府道歉，王安石还是不认错。这些御史们素知王安石的性格，心想这次非扳倒他不可。

　　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到底有什么性格呢?

　　《宋史》评价说：“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就是说这个人自信率直，认死理，不管对方地位有多高就是不认错。有几件事可证明这一点。

　　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任扬州签判，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快天明时感觉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等到睡醒时，太阳已升高了，于是也不洗脸、不梳发就跑到官衙去上班。知州韩琦一看他那副衣冠不整的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于声色，就劝他年纪尚轻，不可荒废了学业。王安石面对上司的好意劝告也不辩解，仍然我行我素。后来王安石调到开封府，在群牧使包拯手下任群牧司判官，同僚还有司马光。有一年春天，府衙里栽植的一片牡丹盛开了，美不胜收。素有“包青天”之称的包拯一向不苟言笑，他看见争奇斗艳的牡丹竟然也来了雅兴，带领大家赏花，一时兴起，竟让下属备酒，并一一给下属们敬酒。上司敬酒，下属们哪有不饮之理，于是纷纷一饮而尽，就连从不沾酒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勉强饮几杯。当包拯走到王安石跟前敬酒时，王安石就是不给面子，断然拒绝饮酒，理由是自己从来不喝酒。同僚们见包拯下不来台，就纷纷好言相劝。可是无论大家如何劝说，王安石岿然不动，就是不喝。包拯也是一个铁面无私、性格倔强之人，没想到王安石更甚，自叹不如，只好作罢。

　　御史们为了争这口气，到皇帝那里弹劾王安石，治王安石的罪。宋仁宗赵祯开明大度，宽厚仁义，特别欣赏王安石的才能。赵祯也想当个老好人，两边都不得罪，欲息事宁人，于是下诏既支持刑部和大理寺的审判结果，也免予追究王安石的责任,但是他应当到开封府谢罪。可是执拗的王安石倔强得连皇帝的账也不买，还振振有词：“我本没有罪，何谢之有?”还是不肯道歉。御史们见状，个个义愤填膺，又联名到皇帝那里告状，要求严厉处理王安石。赵祯一见喋喋不休的御史们，心里也很烦躁，无奈地说：“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们不是不知道这个人的脾气，幸好又没造成大的过错，各位就不要再提这件事啦!”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于是王安石有了“拗相公”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