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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宋人笔记热衷于描写王安石的真身是一只獾。

　　《邵氏闻见录》里说王安石出生的时候，一只獾跑进产房，瞬间消失不见，所以他有个小名叫作“獾郎”。《云麓漫钞》则说王安石出生时，一只野獾很突兀地出现在了外面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铁围山丛谈》的记载尤为荒诞，说是有一个叫作李士宁的“异人”，经常出入王家，他识破了王安石的前身是一只獾，所以总唤他“獾儿”。

　　王安石少年时代貌不出众(或者可以说得上是丑)，大概是“獾郎”这个外号的真实缘起。宋神宗曾问三朝老臣张方平是否认识王安石，张方平回答说：“认识，某次我去王家见过他。那时王安石还是个孩子，穿着粗短布褐衣，全身长满疥疮，正在打扫庭院，犹如一个苍头(仆役)”。《坚瓠集》里说王安石“肤理如蛇皮”，皮肤非常难看，大约正是早年得过严重疥疮的后遗症。王安石写过一首《疥》诗，告诫世人得了疥疮须赶紧延医治疗，切不可吝啬钱财。非深受疥疮之苦者，不能作如此语：

　　浮阳燥欲出，阴湿与之战。燥湿相留连，虫出乃投间。搔肤血至股，解衣燎炉炭。方其惬心时，更自无可患。呼医急治之，莫惜千金散。有乐即有苦，惬心非所愿。

　　包拯阎王转世，岳飞猿精投胎，宋江们是洪太尉误走的妖魔，这种穿凿附会背后，起作用的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王安石因得过疥疮而“肤理如蛇皮”，因“肤理如蛇皮”而形貌不扬犹如苍头、得了一个“獾郎”的外号，最后在宋人笔记中演变为“野獾附体”，这背后起作用的同样也是价值判断——比如，在朱熹眼中，王安石的变法须为北宋的灭亡负重要责任。

　　图：王安石绘像一种

　　除了“野獾附体”，宋人笔记中的王安石，还是一个常年不洗脸之人。比如《石林燕语》里说：

　　“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

　　大意是：王安石这人不在意自己的形貌，常年累月不洗脸不沐浴，衣服脏了也不拿去洗。类似的说法流传甚广，以至于元代撰修《宋史》时也信以为真，将之写入了《王安石传》，不过话说得比较委婉：

　　“(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

　　委婉是委婉，这段记载在逻辑上却实在不通。衣服脏了不洗，脸脏了也不洗，这是个人卫生习惯问题，与不喜欢奢靡(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完全是两码事。世人不是傻子，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如此邋遢、如此不讲卫生，就称赞他特别地“贤”——据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苏洵就对王安石的邋遢非常不以为然，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来讥讽：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

　　大意是：脸脏了就会去洗，衣服脏了也会去洗，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有些人却不然，穿着脏兮兮的奴隶之服，吃着难以下咽的猪狗之食，囚首丧面在那里大谈诗书，这岂是人之常情!凡事若不近人情，其背后多半藏着不可告人的奸猾用意。

　　宋人笔记中，有许多关于王安石邋遢的叙述，内容大同小异。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东轩笔录》与《梦溪笔谈》中的相关记载。

　　据《东轩笔录》记载，吕惠卿某次与王安石聊天，对王说：“你脸黑是一种病，可用一种叫做园荽的药物洗白。”王安石回答：“我脸黑不是病，是生来如此”。吕惠卿说：“不是病，园荽也可以洗白。”王安石回答：“上天赐我一张黑脸，园荽没办法的。”

　　《梦溪笔谈》则记载，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询问医生，医生说：“那是污垢，并非疾病”，建议用澡豆洗脸。王安石则回应称：“上天给我一副黑脸，澡豆能有什么办法呢?”

　　图：王安石绘像一种

　　《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曾与王安石交游，他的姐夫曾布，是王安石变法时所倚重的核心人物;《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曾与王安石同殿为臣。也就是说，他们对王安石很熟悉。而且沈括既非旧党，也非新党(这种立场也给他带来双重的麻烦)，他的记载，自有其客观性——按这两份材料的记述，王安石的脸看着脏，不是因为他从不洗脸，而是因为他脸的肤色较常人黑，所以亲信吕惠卿向他推荐过药物，门人也曾致力于为他寻医。

　　前文提到的苏洵《辨奸论》，是王安石不洗脸、不洗衣服一事传播开来的关键。但此文其实大有蹊跷——它最早见于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氏编写此书，已是南宋绍兴二年。若苏洵早有此文传世，宋神宗熙丰、宋哲宗元佑年间，王安石遭到士大夫群体的集体声讨时，这篇雄文不被任何人提及，可以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其他可证明此文早已存在的证据，只有张方平为苏洵所作的《墓表》与苏轼的《谢张公作墓表书》，但二者的现世，却又远在绍兴十七年之后，比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出现得还要晚。据清代学者李绂、蔡上翔等人的考据，此文实为邵伯温事后伪作，邵氏不能认同王安石变法，故借苏洵之名伪作此文，同时也呼应了宋高宗发起的针对王安石的批判。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代主持变法，活跃了十多年。他究竟是脸上肤色太黑，还是从不洗脸，本不该成为疑案。遗憾的是，中国传统史书(包括笔记史料)的撰写传统，惯于以价值判断修正事实判断，让事实判断沦为价值判断的附庸。于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最后变成了对王安石的出身(野獾附体)与日常行为习惯(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的否定——尽管那些针对变法本身的批评，有许多是站得住脚的。

　　这种以价值判断修正事实判断的做法，在传统史书中留下了太多史实层面的陷阱。王安石的不洗脸，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