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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能不能说一说范仲淹和庆历新政?

　　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的中国帝制时代，出现过许多变法。

　　这些变法，绝大多数以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皇权收入为核心目标。

　　比如：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追求最大限度地汲取秦国的人力物力;汉武帝改革的手段是发动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鼓励民众互相举报彼此的资产，造成了“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的后果;唐德宗任用杨炎变法，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实际上是将那些以前缺乏正当性的苛捐杂税(暂时法外之法)，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变成正规赋税(那些缺乏正当性的苛捐杂税，随后又再次出现)。王安石变法，虽然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并没有认真去做“方田均税”的工作，而是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上面，因为它们可以大幅给宋神宗增加收入;再往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的“摊丁入亩”，都不过是唐代两税法的翻版。

　　比较之下，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一种难得的异数。

　　图：范仲淹像

　　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不是敛财，而是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需改革的问题，其中有八条，涉及到了对官僚的整顿。

　　第一条叫做“明黜陟”。简单说，就是要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做“抑侥幸”。简单说，就是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们，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做“精贡举”，简单说就是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

　　第四条叫做“择官长”，简单说就是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举荐制度。

　　第五条叫做“均公田”。简单说就是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厚农桑”，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第七条“修武备”，主张恢复府兵制，是希望加强国防力量。

　　第八条“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域(比如合五县为一县)，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民众负担。

　　第九条“覃恩信”，建议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第十条“重命令”，建议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

　　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全部获得了宋仁宗的认可，“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被写入诏书之中，成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帝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官僚利益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能依赖皇权。

　　宋仁宗本来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并维持统治的稳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内不出事”和“任内捞足钱”。

　　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这些规则，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反正有个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对宋仁宗所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

　　所以，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他发现，在整顿官僚的过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

　　在皇帝眼里，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比“坏人结党”更有害。后者为了腐败怠政，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权的喜好;前者则相反，为了所谓的“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向要求制约皇权。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

　　早在宝元(1038~1040)年间，他就曾问过大臣张士逊：

　　“君子小人各有党乎?”

　　张士逊的回答是都有，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为公，小人结党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逊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则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

　　图：宋仁宗

　　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们的利益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希望朝中君子个个“退无私交”，一盘散沙。皇帝只是在以提问的方式，希望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望范仲淹按照这个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

　　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35项，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

　　“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大意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

　　范仲淹觉得，朝中好人团结起来对国事无害;但宋仁宗觉得，臣僚们抱成一团，对自己是有害的。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诩为“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为“好人抱团”正名，还将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宋仁宗更加不高兴了。

　　他决定终止改革。

　　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个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

　　这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大体相当于副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上位，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于变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事件”。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举行进奏院赛神会，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的罪状。

　　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君明臣哲，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赞贤荐贤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诏书指向明显，仁宗的立场已然明确。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引咎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庆历新政，至此遂彻底归于失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