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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比包拯年长十岁，同样是古代为官者的楷模，他为世人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范仲淹一生清正廉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历任地方和军政要职，也曾在朝中担任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从政三十余年，始终以匡世济国为己任，践行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王安石赞誉其为“名节无疵”，司马光称赞其为“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范仲淹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文武兼备，出将入相，传教和办事二者兼备，道德文章和大忠伟节一再为后人所称颂，足见其人格魅力所在，不愧为一代儒官。

　　自27 岁考中进士后，范仲淹开始了漫长的入仕生涯。范仲淹曾到广德、泰州、楚州、苏州、杭州等多地为官，每到一处，他主要抓好四件事，即兴修水利、办学育人、保土安民、资政存史。他为官始终清正廉洁，忧国忧民，勤政为民。如他在泰州任职期间，当发现沿海一带海堤多年失修，导致百姓纷纷外逃，则提出了修复海堤的设想，在当时共调集了4万多人，长达4年的时间，终于修筑了一条150多里的海堤，造福了当地百姓，人们为了纪念范仲淹，将这条捍海堤称为“范公堤”。他在苏州任知州时，到任时正值苏州大水，灾民无数，民生堪忧，他便全力投入安顿灾民、兴修水利中。在杭州任知州期间，他为官清廉，体恤民情，以改善民生为己任，处事干净。曾有人建议他在西湖边造房以作颐养天年之用，但范仲淹断然拒绝，他直言指出，西湖乃天下之西湖，如与民争利占为私有，一旦去职后将如何为人。

　　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思想，与欧阳修等人一起，向皇帝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明确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主张，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导，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范仲淹独特的入仕经历，使他对民政和军政都相当熟悉，因而他的改革主张善于将治军之道与治国之道相融通，善于从百姓民生出发，勤政为民。

　　范仲淹在入仕期间，静以修身，俭以养廉，培养了一大批通儒。对于儒家济世情怀的追求，使他敢于犯颜直谏，因此常常获罪，多次被贬官。在范仲淹看来，“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儒者不可废道，他认为要做一个忠君之臣，首先就要做直言之士。正是因为范仲淹大胆直言的性格，也使得他留下了“五胆忠臣”的称号。

　　范仲淹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他的散文名篇《岳阳楼记》，他这样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范仲淹的忧乐观，始终心系天下，克己奉公，从不把自己的升迁得失放在心上，而是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济世情怀。难怪大诗人元好问曾给予范仲淹这样的高度评价：“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 求之千百年之间, 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范仲淹终年64岁，在他的临终遗表里，无一语谈及私事，有的还是对朝廷的忠贞不渝，对天下苍生的感念，他惟望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倖，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这正是范仲淹一生忧乐天下的写照。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曾这么评价范仲淹的忧乐情结：“凡人之情，己处其乐，不知人之忧，己处其忧，但见人之乐。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正是这种理性之忧乐，正是这样儒家的忧患意识，成就了一代儒官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