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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范仲淹，以前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便觉出他有仁人志士的风范，顿时生出敬佩之情。而现在再读，生出的却是悲悯，因为历史上只有半个范仲淹。

　　在他的一生中，那个“乐”字从来就不曾跟他结缘，倒是那个“忧”字就像一帖狗皮膏药一样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两岁而孤，家道贫寒，生计无着，母亲只得抱着他改嫁长山朱文翰，他也因此而改名“朱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毫无快乐可言的。

　　知道自己的悲凉身世是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感伤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投师戚同文门下，断齑画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一切为四，早晚各吃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冷水沃面，四年寒窗苦读，深得经史要义，终以“朱说”之名高中进士。

　　古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了进士就有官做，按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从此就有快乐了。但是，他要“后乐”，而且还要等普天下的人都“乐”了他才肯“乐”，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做了官、抱着这种梦想的范仲淹就更没有快乐了。

　　天圣七年，仁宗皇帝十八岁。此前大宋王朝的军国大事尽由章献皇太后说了算。尽管这种权力是先帝遗诏赋予的，但皇帝已经成年，到了还政的时候了。只是章献皇太后摄政已有九年，对还政有些不舍、也有些不放心。于是，范仲淹“忧”了。结果被贬为河中府通判。次年又移陈州通判。直到明道二年老太太归西，仁宗亲政，范仲淹才奉诏返京。

　　这回，该“乐”了吧?没有。

　　是年冬，又有一件事情使范仲淹不能不“忧”。郭皇后因训戒后宫，不小心一巴掌掴在了仁宗的脸上。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宰相因与皇后有隙而力举废后。仁宗皇帝也认为自古以来吃老婆耳光的皇帝恐怕也只有他自己一个，羞愤难当，决意废后。但是范仲淹不但不同意，还要率台谏官员“伏阁请对”，就相当于现在的静坐吧，这就有逼宫的味道了。

　　这一回他“忧”得有些过分，结果二贬睦州。景祐二年，范仲淹因苏州治水之功奉召回京，判国子监，旋迁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但是他又因宰相独揽朝政，培植党羽而“忧”，遂向仁宗皇帝进《百官图》，结果反被诬为“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三贬饶州。西夏来犯，范仲淹得夏竦推荐而镇守边关。西夏求和，拜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败而四贬邠州。这一年，他五十六岁。

　　读范仲淹自然离不得《岳阳楼记》。《岳阳楼记》作于邓州。殊不知早在八年以前，范仲淹既有作于彭泽的《唐狄梁公碑记》。是年底，范仲淹解职饶州移知润州而过江州。当他三贬饶州的时候，对待贬黜就有了“虱多不痒”的适应，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凄惶，在《谢表》中泰然而曰：“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

　　范仲淹移润州不能不过江州，因为江州的彭泽有狄仁杰祠。唐武周长寿元年，宰相狄仁杰受酷吏迫害被贬为江州彭泽县令。六十三岁的狄公处变不惊，以国宰之能烹彭泽小鲜。范仲淹凭吊先贤狄仁杰不仅仅只是因为狄公的气节和人格魅力，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狄仁杰与他的先祖范履冰同是唐睿宗朝的宰相。

　　睿宗垂拱二年，范履冰为天官侍郎，狄仁杰则为冬官侍郎。按照今天官场上的规矩，在任职的文件上，狄仁杰当“名列范履冰后”。史载：“履冰相唐，忠谏敢言，不畏权势。武后欲篡李唐之天下，心忧胜急”。看来，“忧”还是范家的祖传。范履冰因“忧”武后篡唐而死于酷吏。好在大宋的太祖有不杀言臣士人的遗训，否则的话，范仲淹不是一位“老迁”而成为一名“烈士”也是不足为奇的。

　　范仲淹一生四贬州郡，处处因“忧”生爱，泰州筑海堤、江淮赈蝗灾、苏州治河水、开封肃政纪、饶州免贡茶、延州拒强敌、邓州兴教育、青州减赋税，桩桩件件，青史留名。我倒是觉得《岳阳楼记》里有一句话写颠倒了，应该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更为贴切。

　　如果给范仲淹画一幅像的话，他应该长着一张苦瓜脸，撑起那一袭长衫的可能就是一根竹竿吧，立在麦田里驱雀再好不过，立在朝堂上驱恶的话，乌鸦站在他的头上拉屎是必然的。

　　范仲淹的名字取得不好。“范”是姓，“仲”是排行，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一个“淹”字不好。没顶为“淹”。当然，名字是不能改变命运的。他的先祖范履冰名字再好不过，命运不是更惨吗?范仲淹的身体也不好，贬邠州时耐不住西部的风，在青州时忍不得北方的寒。但他硬撑着不肯休病假，只是乞移颍州，结果倒在赴任途中。读到此处我禁不住潸然而泪下——为他的生命终止在奔波的路上而泪下。

　　叶落归根，但是有些人的魂魄是不肯归蛰于故土的，就像一颗射出的子弹永远不肯再次回到枪膛。他的生命虽然在徐州画上了句号，我想，他的魂魄还在奔波的路上。

　　“先忧后乐”是范仲淹思想的精髓。然而，他又何曾“乐”过呢?所以我说，历史上只有半个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