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路线之争
对一个王朝来说，有没有钱、钱怎么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一个家庭要想变富就得开源节流，要么进来更多的钱，要么花出去更少的钱;一个国家也一样，所有的财政改革，要么是想办法多收钱，要么就是在想办法少花钱。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视角，帮你理清北宋时期著名的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法到底是在改什么。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大宋天子宋仁宗接待了一位重要的大臣。这位大臣刚从边境的战场回来，皇帝之所以要见他，是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道，并且请他出任宋帝国的副宰相。这位大臣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被后世推举为宋代官吏的楷模，能文能武，心系天下，又淡泊名利。
在皇帝接见范仲淹之前，宋代恰好刚经历过一次危机。几年前，西夏的领袖李元昊称帝，然后和北宋开始打仗。一开始宋朝被打的跟狗一样，节节败退，西夏人不断扩张地盘，最后，靠着范仲淹、文彦博等人，用防守战术拖住了西夏人，双方进入僵持。
最后双方签了个和平协议：宋朝每年输送给西夏一些钱，双方保持和平。打不过就花钱买和平，这是宋朝的传统艺能。北方辽国这时候也趁火打劫，也要求增加岁币，不给我也打你，宋仁宗忍了，刚打了一场仗，哪有实力再和辽国打，给给给。
在宋仁宗看来，被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敲诈，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大不了就花钱买和平，还是划算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这场战争暴露出北宋的问题很是触目惊心，养了这么多官，这么多兵，维持着这么庞大的财政开支，一打仗全暴露了，一群废物，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
我们学中学历史的时候，都说过北宋的三大问题：冗官、冗兵、冗费。这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心魔，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篡位起家的，所以他怕别人篡自己的位，就各种提防，当然也有前车之鉴的考量，唐朝被藩镇割据搞的很惨，他可不想重蹈覆辙。
于是，赵匡胤就各种防宰相专权，防武将专权，搞了很复杂的分权制衡体系，把一个人的权利分给好几十人，这样地方没法集中力量反对中央，武将要调动军队很费劲，走一大堆流程不说，还把军权分散了，训练是一个人管，调兵是一个人管，打仗又是另一个人管。
这一套搞下来，确实没有人能威胁到皇权了，但问题是官员数量膨胀了好多倍，好几个人干一个人的活儿，那养人的成本就海了去了。而且人多了之后，大家也就容易互相推诿责任，没人对事负责，所以行政效率也低下，部队战斗力也低下。
所以，到了宋仁宗这代，问题经过积累就更严重了，和西夏一打仗，财政已经支撑不住了，皇帝决定重用范仲淹改革。
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改革建议，解决这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大问题。
关于冗兵，范仲淹提出恢复府兵制。宋代实行募兵制，政府招的是全职的职业兵，有一百多万兵，财政负担极大。但由于宋朝那个环境，战争很多，直接裁剪部队不大现实，所以范仲淹就想恢复府兵制，士兵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可以减少军费开支。
这个提议是符合实际的，而且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实行府兵制时期，人们就想改革成募兵制;而实行募兵制时期，又想改革成府兵制。比如，隋唐时期人们看到先前的募兵制花费太高，所以用府兵制解决花费问题，这和范仲淹的初衷是一样的。
但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府兵制虽然节约军费，但士兵的战斗力不强，为了打仗，还是得用募兵制。募兵制持续到宋代，由于花费控制不住，范仲淹又提出要改为府兵制。
这种循环说明，军队的战斗力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无解的难题，要么战斗力低，要么军费高，只能暂时找到一个平衡点，没法长期保持。
针对冗官的问题，范仲淹提出的核心措施是减少不合格官员的数量，削减因为家庭背景而当官的人数，打击裙带关系，废除熬资历就能升官的政策，按能力提拔官员。
针对冗费的问题，范仲淹提出政府要通过兴修水利、政策鼓励、减少税收的措施来鼓励农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大型工程，少让老百姓来当义务工，减轻百姓负担，让他们安心从事生产。
范仲淹提出改革纲领之后，宋仁宗除了府兵制没恢复之外，其余的都下诏办理。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北宋政府走上了变革之路，史称“庆历新政”。
在中国的历史上，绝大部分改革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有少数改革是为了缩小政府规模而推行的，庆历新政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也算是改革里的一股清流，因为作为皇帝，虽然他想改变现状，但最好改变的成本是别人担，所以一般的改革都是试图增加财政收入，很少有人愿意自己更节约、更节制欲望的。
那庆历新政的命运到底如何呢?当然会不了了之了，裁撤不合格的官员，不许搞裙带关系，让财政少花钱，这是要动整个官僚集团的奶酪，阻力当然很大了。
范仲淹发现改革根本没人配合，整个官僚阶层都在攻击他。范仲淹是绝顶聪明的人，他预见到改革肯定是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他了解仁宗皇帝的弱点，这位皇帝性格仁慈，能受委屈，却对付不了会哭闹的官员。并且当时，和西夏维持和平的局面基本定了，财政改革的需求也不那么急迫了，自己的改革夭折几乎是必然了。
所以在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后，范仲淹给了皇帝一个台阶，当时边境传来警报，有敌人来犯，范仲淹就和另外一个改革派大臣一块申请到边境去戍边。皇帝早就厌烦了改革，很高兴，赶紧把范仲淹派去守边疆，还赏了他黄金百两，范仲淹到任之后，把这百两黄金分给了将士们。
心系天下，忧国忧民，还能全身而退，游刃有余，范仲淹真是神人。之后还写下《岳阳楼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中国知识精英的最高境界。
之后到了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财政情况持续恶化，冗官冗兵的情况更严重了，又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王安石变法登上了历史舞台。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典型的增加财政支出的逻辑，在他的看法里，政府应该多做一些事，把经济刺激起来，把蛋糕做大，财政收入就有了。
当然，这个看法遭到了司马光的驳斥，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就产出了这么多的财物，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你所谓的把蛋糕做大，不过是政府从民间搜刮的理由而已。
司马光是典型的保守派，反对新法最甚。虽然他提不出立即见效的方法，但他极力反对新法，认为精减政府机构、减税才是王道。
宋神宗可想而知会支持谁，当然是支持王安石了。神宗任用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启动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里最著名的一项措施是青苗法。所谓的青苗法，就是地里的庄稼还是青苗的时候，正好是农民最缺钱的时刻，就是所谓的青黄不接。这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把去年的存粮都吃完了，可是今年的粮食还是青苗，还没成熟。有的农民为了活命，连留着当种子的那点粮食都吃掉了，那未来肯定就完蛋了。
这时候，官府出面贷款给农民，等粮食熟了再让农民还回来，这样，官府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息，而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这个想法看上去是很不错的，但以宋朝官场的效率低下，执行的时候可就变味了。
如果中央政府不强行推动，各地政府就懒得理睬，不了了之。所以中央政府要想推动，就必须下达指标强行推进，如果官员完不成指标，就要受到惩罚。
可是，一旦下达了额度指标，每年必须贷出去多少，收入利息多少，这个额度就必然被滥用，就变成地方官僚强制给农户摊派任务了，他们不知道谁需要贷款，就随便抓几个不需要贷款的人逼着他们贷款，尽快完成目标。到底谁需要贷款，这本来是市场来发现的，不管是高利贷还是商业银行都能准确找到他们，这本来就不是政府的活，硬揽过来必然导致供需失衡，资金使用效率更加低下。
另外，为了降低军事开支，王安石在民间建立保甲组织，相当建立了民兵，定期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民兵是不花政府钱的，可以降低财政压力。另外，军马以前是官方养殖，也要把军马放到农户家里去养，减少官方成本。但是，这些都耽误了种田，可谓劳民伤财。
后来，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攻击王安石这些做法，双方超出了政策争论的限度，开始搞两派人的权斗，变法之争演变成了党争。
到这里，宋帝国的财政体系已经是千疮百孔、入不敷出了。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宋帝国铤而走险，用了最后一个杀招——纸币。
宋代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最早的纸币：交子。
当时，在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钱庄联合发行了一种存款凭证，有人把钱存入他们的钱庄，就发给储户一张纸作为存款凭证，这张纸叫交子，未来可以拿着交子来提钱。其实更像是存折，后来交子的价值逐渐被市场认可，开始流通，用来交易，它就逐渐成了纸币。
纸币能流通，是因为纸币解决了一个问题——钱荒。正常来说，货币增速要和GDP增长速度大致持平，货币就够用，但古代铸造金属货币的手段太差，金属货币的数量增长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所以老是闹钱荒。于是，民间就发明了纸币，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其实有货币的基本发行机制，比如民间发的纸币是有准备金的，它背后是存了多少金属货币，就发行多少交子，金属货币就相当于它的准备金，可以保证价值。
但这时候官方跳出来，把交子国有化了，然后就失控了。
自从著名艺术家宋徽宗上台之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宋徽宗本人的花钱能力在宋代数第一，他爱好广泛，品味高雅，建了不少亭台楼阁，搜集了各种艺术作品。没钱怎么能行?替政府筹措资金的责任，就压在了宰相蔡京的头上。
蔡京就盯上了纸币。之后数年，北宋中央政府逐渐扩大交子的使用范围，以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使用了纸币，之后，蔡京就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操作。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在四川先开始滥发纸币，他要求在四川地区增加交子的发行数量，造三百万贯交子，允许在陕西使用，因为陕西当时在打仗，需要用钱。这次的发行有准备金，政府计划拨付一百万贯钱币作为准备金。
但是，随着陕西用兵的增加，到了第二年，政府又下令再印一千一百四十三万贯交子，第四年又印了五百七十万贯，又隔了2年，再次增印了五百五十四万贯。这几次增发都没有准备金，出现了通货膨胀。
几年的发行量超过了原发行量的二十倍，宋代一贯钱就是一千文，但在市面上，一贯面值的交子只值十几文钱了，出现了金融崩溃的局面。
蔡京一看形势出现了失控，又开始了神操作，发行新版交子，而且规定四贯旧交子只能兑换一贯新交子。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把旧交子一下贬值了四倍，持有旧交子的人一下子损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财产。
这种做法让人们对交子本身产生了怀疑，“交子”已经失去了信用，蔡京反手就是又一计神操作，他改个名字继续发行，发行一种叫钱引的新纸币，问题是市场是傻子吗?钱引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贬值。
最后贬的实在不值钱了，政府最后下令，以前发行的纸币，不管是钱引还是交子，政府都不再兑换，这个作废了，然后重新发行新的纸币。
这不是明抢吗?所有持旧交子的人都被政府洗劫一空。他们因为纸币方便才使用它，将所有的财富都换成纸，到最后，政府开一下印钞机，把民间所有的财富提了个空，留下一脸懵逼的老百姓。
蔡京的做法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也是人类金融史上的首次。它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很快，金国人攻破开封，掳走了宋徽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