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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车从临安青山湖到富阳，经过206省道，沿途经过板桥、三口、永昌，我们绕一点路到新登停下，因为罗隐。

　　新登现在是个镇，过去是个城。从三国时孙吴时起便在此置县，一千八百年里绝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新登县(或新城县)所在地，撤县为镇不过五十来年。

　　眼前的新登，纵横的街衢上车水马龙，显然还有旧时县治的规模和气象。蔚然深秀的贤明山下，一个占地数十亩的公园，凿池叠石，植木莳花，是大都市才有的大手笔。我们沿着步道拾阶而上，去参观山腰的“罗隐碑林”，却不巧关了门，便在旁边的“昭谏亭”盘桓了一会儿。亭为六角，两柱刻着罗隐临终前吴越王钱镠登门问疾时题赠在壁上的两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再往山顶走，有明万历年间的一位知县所造的“联魁塔”，寄寓此邦“人文蔚起，联袂登魁”的美意。我心想，罗隐的碑林建在这座塔下方，实在是个反讽。要知道，罗隐正是连年不魁，所谓“十上不第”的背运呀。

　　一千三百年间的科举考试中，无名的失败者太多。有名的人中，清代蒲松龄是连举人都考了八次考不上，明代归有光是考了八次进士，六十岁方博一第。他们的境遇都更惨烈，因为明清科考是三年一度，所以竟考到六七十岁。唐代科举是一年一试，所以罗隐属于短痛型，但来得太实在频密了，加上他才名籍甚，每一次都势在必得，期望值高，失望也就格外大。到了最后，罗隐考不上，竟比他考上了更传奇。

　　话说回来，罗隐怕是越考到后来越不当一回事。唐人科举都有行卷之风，就是拿平常所做的诗和文章精选一番，先呈主考大人过目，好得个印象分。别人呈上的是精挑细选的诗赋传奇，罗隐偏要拿许多愤世嫉俗的小品文去行卷，这便是他的《谗书》。鲁迅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他骂“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的刘项：“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於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英雄之言》)

　　他斥“以所得为私有”的大禹：“夫安九州之大，据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动适在我，鲜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之让》)

　　他称赞尧舜不传子而传贤，“欲推大器于公共”，“示后代以公共”，“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丹商非不肖》)，在家天下的时代，这简直是逆天的狂言，却深契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思想。

　　如此放言无忌，难怪为有司所不取。罗隐也知道它们的“虮虱痒痛”，给旁人添堵，给自己添乱，但他不在乎，说什么文章之兴，不为举场不为名，他自有更高的使命：“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

　　罗隐读书处的石虎

　　在后世的品评里，罗隐湮没在晚唐一众小家的名字里了，但我认为，他被严重低估。我读韩愈，觉得不是一般的装;读罗隐，则觉得真率，直截，痛快。他的博杂，他的通脱，实在令我吃惊。他不光是一个通俗的诗人，属对精切，用事平易，写了许多“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之类熟到让人忘了知识产权的好句子，他还是有担当的节士，也是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不仅有《谗书》，还有《两同书》，那是中国政治哲学史上有地位的书。《孟子》之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前，两千年里对君主耳提面命的人屈指可数，而罗隐是那数得上的人。

　　罗隐何止政治观念很现代，他还有更超前的经济思想呢。《谗书》里有一篇《市赋》，托晏子对齐景公描绘市场的热闹，我发现他早就注意到了现代经济学中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了：

　　非信义之所约束，非法令之所禁锢。市之边，无近无远。市之聚，无早无晚。货盈则盈，货散则散。贤愚并货，善恶相混。物或戾时，虽是亦非。工如善事，虽贱必贵。……蜀桑万亩，吴蚕万机。及此而耗，繄何所之?东海鱼盐，南海宝贝，及此而耗，其谁主宰?君勿谓乎市无伎，歌咽舞腰，贱则委地，贵则凌霄。君勿谓乎市无门，可南可北，阴阳迭用，人之消息。市之众，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杂，不可以测，或容寇贼。舍之，则君子不得己之玩好;挠之，则小人不得己之衣食。

　　熙熙攘攘的市场上，人们皆为逐利而来。货物的聚散，价格的波动，都根据自愿的原则，形成自发的秩序。市场各要素的配置和流动，彷佛由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机制在起作用，却“不可以言”，“不可以测”，不知道“其谁主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把这个在冥冥中平停酌剂、操纵调节的“主宰”称为“看不见的手”。作为主政者，你不要生事，不要为了奖善惩恶、兴利除弊而用法令去干预它。你干挠了市场，百姓就得不到吃的喝的。你放弃了市场，君子就得不到玩的乐的。你看，在重农抑商传统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罗隐“以交易进退袪人蒙昧”，简直算得上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先知啊!

　　罗隐以恃才傲物著称当世。其《叙二狂生》曰：“气下於物则谓之非才，气高於人则谓之陵我，是人难事也。张口掉舌则谓之讪谤，俯首避事则谓之诡随，是时难事也。”他是左右为难，索性一意孤行。但在文人名心大炽、狂态毕张的晚唐，罗隐其实是大有品格和操守的。他留给后世正人君子们的形象不佳，多半是吃了辛文房《唐才子传》的亏。辛氏放大了他的简傲、褊急、讽刺与嘲讪，所谓“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这真是冤枉他了。罗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狂生谱系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他居然能够掂量出自己的斤两，雅善自嘲。五代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载：

　　罗秀才隐，傲睨于人，体物讽刺。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与娼妓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矣。”隐虽内耻，寻亦嘲之：“醉别钟陵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笔记作者叙事应该无误，但显然错会了诗意。“可能”是“也许”的意思，“可能俱是不如人”分明是不胜唏嘘的自伤，是苦笑的自嘲，也是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对方表示同情。说什么内耻而嘲人，那是俗人的浅见了。所以我不喜欢这首诗被题作《嘲钟陵妓云英》，还是作《偶题》好。诗里的意思也非常偶然，非常难得，因为我们看到太多露才扬己的自大狂，和虚荣心受了伤的自恋癖，只觉得自己才大而不为世用，恨这个社会太不公平，恨他人欠自己太多。

　　T.S.艾略特在《莎士比亚与塞内加的苦修主义》(1927)一文中，批判一种“傲世的恶习”，说：“在所有的美德中，最难做到的，莫过于‘谦逊’了;要把自己往好里想的念头是很难消灭的。”罗隐居然能把自己往差劲的地方想，能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估，坦承自己也许真的不如人。试想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文人说过这样的话?

　　罗隐读书处

　　生于末世运偏消，但罗隐并无积怨在心，似啮肠之鼠恨恨一生。唐末有多少久试不第的士子，蓄积成一腔子怨毒惨酷，然后疯狂地报复社会啊!“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这就是唐亡前夜著名的一夕诛杀三十多位文臣的“白马驿之祸”，祸起朱温的亲信李振二十年中科考屡屡失败造成的心理变态。但朱温篡唐的消息传到东南，时任钱王节度判官的罗隐劝钱王举兵讨梁，不要“交臂事贼”。钱王一直以为罗隐不遇于唐，或有怨心，这下才明白他的拳拳之忠，故“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罗隐的境界终究不是唐末一众汲汲于求售的轻薄文士所能梦见的。

　　可惜罗隐不只是生前不遇，死后也声名不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很像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有的高开低走，比如扬雄，隋唐以前是极受推尊的大宗师，但宋以后声名一落千丈;有的低开高走，比如陶渊明，在钟嵘的《诗品》里只列中品，到宋朝却是众望所归的大诗人。这叫做“品味的陀螺”。可是罗隐却始终没有进入过这个陀螺型的曲线里。

　　虽然仔细想想，从李商隐死，到欧阳修生，差不多一百五十年间，谁能指得出有比罗隐更大的文人么?但受累于晚唐五代在文化上整体的低落，罗隐也只能以“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被历史记取了。但我揣测，管它鼎鼎大名还是籍籍无名，罗隐恐怕终于不大在乎了，因为他心态比较好。“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这话是自我宽解，却也可为当今的“成功学”患者疗疾。

　　罗隐最后的归宿是在民间。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像罗隐那样，成为众多民间传说的主角。从两浙到两广，这位貌寝、数奇、乞丐身、皇帝嘴的“罗衣秀才”，这位出口成谶、触手成春的整蛊大师，就活灵活现在村妪野老的口中，儿童的心中。这是上天给罗隐最高的奖赏，足以安慰这位永恒的loser的心。

　　从贤明山上下来，车过葛溪与松溪，对岸是罗隐的出生地双江村，我想那里是什么遗迹都没有了的。诗人只把名字留给了诗。我的诗人朋友茱萸就写过这样一首诗，《罗隐：秾华辜负》，结尾最是意味深长：

　　太平匡济的一揽子计划，远不如

　　民间为你编排的全套传奇脚本那般来得有趣。从此安心做一个配角吧，“俱是不如人”，他们却相信失败者随口说出的谶言：在乏味的今日

　　唯有诗，提前将激情抛到了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