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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修史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自汉代以来的历代王朝均视修前朝史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和义务。修史的目的：一在于彰显治乱兴衰的规律，说明本朝得位之正当;二在于明礼仪道德之所在，有所劝诫，利于统治。

　　北宋至仁宗年间，距开国已有一甲子，国家局势稳定，经济繁荣，仁宗皇帝认为五代衰世之时所修之《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遂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预修之员，初有宋祁、范镇等，后有王畴、吕夏卿、宋敏求、刘羲叟等史臣陆续加入，皆为一时博学能文之士。然因为各种迁延，书十年未成。

　　欧阳修乃于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被举荐加入史局。他入局虽晚，然入局即总领全局，并亲自参与编撰了纪、志、表部分，越七年，即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七月十二日，书成进上，此即今人所见之《新唐书》。由于纂修唐史在仁宗皇帝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当即奖擢各位史臣，予以迁秩一等。以欧阳修首功，授尚书礼部右侍郎。此为欧阳修撰写《辞转礼部侍郎札子》及《再辞转礼部侍郎状》的背景。

　　仁宗皇帝奖擢各位史臣，一体升迁。欧阳修得到升擢的消息后，自觉入史局日短功少，不应与其他史臣一例升迁，遂于七月庚子上奏一札子请辞。该文严守札子作为公文文体的规范，文质辞简，直述重点。首言宋祁、范镇到局凡十七年，贯穿修史始终;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已上。再进一步详述“内列传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书中三分居二”，“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而其本人，“盖自置局已十年后，书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因为“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故“今来一例受赏，臣实愧心”。

　　其所述虽皆为事实，然对自己在修书过程中总揽全局，创立统纪，刊削成书的功绩却只字不提。进而又述自己数年来屡次蒙恩擢迁，不当再无功受赏。在宋代，大臣得到升任敕文，按例当进札子表明谦逊态度，然多是虚辞客套而已。欧阳修此札子奏陈仁宗皇帝，情真意切，显非虚应之礼仪。正如其在末尾所言，“不敢虚饰辞让，烦黩朝廷，理有不安，实难自默。欲望圣慈，特寝新命”。

　　欧阳修在仁宗朝因直言谠论及参与“庆历新政”，触怨群小，屡屡为人谗毁，然在仁宗皇帝心目中他却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宋史》即载有仁宗对欧阳修的奖掖语：“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故本次奖擢尽管欧阳修恳切请辞，仁宗皇帝亦坚持授职。欧阳修见授职诏书后遂又写了《再辞转礼部侍郎状》，进一步申述辞让。如果说上篇札子是以事实与道理服人，这篇奏状在说理的同时更加讲究动之以情，甚至有些央求的意味在其中。首论其辞让礼部侍郎并非“过饰伪辞，取好让之虚名”，而是“抚心内愧，不敢自欺”，真情溢于言表。进而再论其后入史局，用功最少是事实而非言过其词，与其他史臣一例受奖擢，令其“迫于恳悃，实所难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若因为朝廷其他史臣都受到升擢，而不想单单遗漏了欧阳修自己，那么“欲望圣慈稍加裁损，或于阶、勋、食邑一有所沾，俾臣得不过分，足以为荣”。这是退而求其次，略作妥协，期盼皇帝接受其建议。

　　不知是出于对欧阳修的厚爱，还是有感于欧阳修在史局无可替代的作用，仁宗皇帝最终并没有接纳欧阳修的建议而坚持授职。然而，欧阳修留下的这两篇辞让公文却充分体现了其道德文章之美，令人景仰不已。从文章角度来说，两篇公文均严守体例，辞简意丰，简要有法。第一篇札子，不做虚辞，直切主题，陈述两方面的事实，水到渠成地提出不能接受“无功滥赏”。这符合札子简短精要，重陈述、轻议论的特点。第二篇奏状分三个层次，略多论辩色彩，注重以情动人，这也契合奏状可作论辩的文体特点。两篇公文均逻辑缜密，层层递进，述论透辟。语言与当时流行的尚奇尚怪的时文以及辞藻华美的骈俪之文不同，平易晓畅，质实自然，不着斧凿痕迹;长短句结合运用，节奏舒缓而分明，富有律动感。这种语言与句式不仅便于申述说理，富有感染力，也增加了文章的美感。显然其中充分融会了欧阳修的平易流畅、自然纡徐的古文创作笔法。

　　欧阳修古文创作主张言之有物，文道合一，文质兼备，这也在两篇实用性公文中有充分反映。两篇公文的主旨均是他不敢接受皇帝的奖掖。这非虚情假意的无病呻吟，文字背后有“道”的支撑。儒家的道德，讲究“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欧阳修在史馆七年领衔完成了《新唐书》的编纂，可谓“事君敬其事”。从辞受礼部侍郎来看，他当初参与修书的动机应该不在于“食”，可谓是“后其食”，甚至是未料想“食”。同时儒家也深戒“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倡导“无伐善，无施劳”，认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欧阳修在得知皇帝的奖擢后，未去夸耀自己的统领、刊削之功，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入史局日短，功劳少于其他史臣，一再恳辞上奏不敢与其他史臣一体接受奖擢，正是儒家的这种信念在他身上的表现。他的辞让确是真情实意，反复申说其并非“虚饰辞让”“过饰伪辞，取好让之虚名”，也确非虚语。儒家又讲究“乐道人之善”。欧阳修在两篇公文中一再称他人功多，自己仅有承续之劳，扬人所长，述己所短，正是其这种操行的自然流露。文以载道，这短短的两篇公文可以说无处不洋溢着欧阳修的德性之美。

　　谁言公文仅仅是简单模式化、程序化的写作?一篇好的公文是有生命、有精神的。欧阳修的这两篇公文前者正文271字，后者269字，而其展现的文字之美，以及背后蕴含的儒家德性之美，都是值得后人镜鉴学习的。

　　为使读者更好理解、欣赏这两篇文章，现将其附录如下：

　　辞转礼部侍郎札子

　　臣准阁门告报，蒙恩除臣礼部侍郎，令臣授告敕者。臣伏思圣恩所及，必以臣近进《唐书》了毕，凡与修书官，并均睿泽。窃缘臣与他修书官不同。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已上。内列传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书中三分居二。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盖自置局已十年后，书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来一例受赏，臣实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转谏议大夫，三年蒙恩加龙图阁学士，四年蒙恩转给事中，到今方及一年，岂可又以无功滥赏?臣不敢虚饰辞让，烦黩朝廷，理有不安，实难自默。欲望圣慈，特寝新命。今取进止。

　　再辞转礼部侍郎状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奉被诏书一道，以臣乞寝新除礼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奖擢，职忝学士，官至给事中，前后所授恩命不少。岂敢顿于此际，过饰伪辞，取好让之虚名，为有识之所诮?实以臣抚心内愧，不敢自欺。

　　盖以《唐书》置局已十余年，纂录垂就，臣最后至，接续分撰，卷数不多，用功最少，不敢与从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劳人一例受赏。所陈情实，皆有据依，不敢过言，冀为可信。敢谓特烦诏谕，前例所无，上体圣恩，便合祗受。而臣迫于恳悃，实所难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虽无功效，不欲独遗，欲望圣慈稍加裁损，或于阶、勋、食邑一有所沾，俾臣得不过分，足以为荣。臣若自欺不言，则冒宠虽多，为愧愈甚。臣不胜激切战惧屏营之至。谨具状陈乞以闻，伏候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