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古文

　　《马说》一开篇就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伯乐发现了千里马，假如没有伯乐，那也就不会有千里马了。第二句则揭示了一个现象，“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常有”和“不常有”的数量反差之中，大部分千里马被埋没的命运简直是注定的。

　　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千里马，只能在“奴隶人之手”中受尽屈辱，和普通的马“骈死于槽枥之间”。这样的马，一生是委屈的，因为它本“有千里之能”，最终却不能“以千里称也”，生命的可能性不能够实现，尤其是这匹马意识到自己能够日行千里的时候，如何能不憋屈呢?

　　一匹能日行千里的马，为何不能以日行千里著称呢?韩愈认为是“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这样就导致这匹有千里之行的马吃不饱，吃不饱就没有力气，就像是一个很健壮但是饭量也很大的人，和常人吃同样多的饭，常人已经撑了，他还饿得摇摇晃晃。总是没有力气，自然也就既不能跑远又不能负重，甚至连普通的马都比不上，反而被认为是劣马。于是，一匹能成为千里马的马就被埋没了。伯乐自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对待有千里之能的马，——“食之能尽其材，策之能以其道，鸣之能通其意”。

　　其实，当马的千里之能显现出来之后，做到这些都不是难事。真正的难处仍然在于一个“知”字。马“食不饱”的根源在于“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以至于马的“才美”不能够被发现。而马的“才美”要被发现，要么是“才美外现”，要么是有“伯乐”。前者有赖于个体的成长，最终让他人“知”(知名);后者有赖于独具慧眼之人的“知”(发现)、提携与培养。

　　那么，如何让别人“知”呢?

　　韩愈首先想到的是“鸣”，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有人能够“通其意”。《马说》大概作于795-800年间。据宋朝程俱《韩文公历官记》记载，韩愈“贞元二年，始至京师，举进士，凡四举，至八年乃等第，年二十五矣”。二十五中进士不可谓不早，但考虑其第四次科举才考中进士，似乎其才华也并不引人瞩目。此时，已经是公元793年。之后，韩愈又“三选于吏部，不得官。闻吏部有博学宏词选者，再试，才一得，又黜于中书”。吏部选官，韩愈没有得到机会。博学宏词科，是专门选拔能文之士的，“十三能文”的韩愈竟然也没有考中。前前后后，韩愈在吏部受挫6次，始终不得任职。这一耽搁，就到了贞元十一年(796年)。正月起，他三次上书当时的宰相请求任职。这三封书分别是《上宰相书》《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此时，韩愈还不过是一介“前乡贡进士”，哪怕是吹捧对方为“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的“周公”，仍然得不到任何回复。(程俱《韩文公历官记》：“十一年正月，三上书时相，不报。”)但他屡试不中，不被认为是有才之士，无法仕进，也实在是平常事。因此，韩愈“五月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

　　不过韩愈是一个性情坚韧的人，他“三岁而孤”，被兄嫂抚养长大。又自学成才，“七岁已知诗书，能记他生之习。十三能文”。虽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进入仕途，而不得不先后去做了节度使董晋、张建封的幕僚，任推官这样的小官职，但他始终“有忧天下之心”，未曾想过“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此后，韩愈几经辗转，终于任职监察御史，又屡经沉浮，但他始终不忘记“进学”。所作《进学解》，虽是满腹牢骚，却也是自身所持之道：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

　　不管境遇如何，韩愈始终坚持自身的修炼。最终，“执政揽之，奇其才”(《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一》)，韩愈的“千里之能”终于被发现。当韩愈、柳宗元主张“载道”“明道”，掀起古文运动，成为文坛盟主，谥号为“文”，影响了此后数百年文坛风气，甚至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时候，谁会想到他竟然是曾经是吏部试博学宏词科的落第者呢?

　　韩愈不是通过“鸣”让别人真正地认识了自己，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勤”“思”，让自己的“才美外现”，成为真正的“千里马”。

　　因此，有千里之能的马最终能否成为千里马，其关键又不在于他人知不知，而在于自己是否发现了自己的“千里之能”(潜力、天赋，或者说天命)，又能不能以正确的方式培养自己，使潜力成为实力。“伯乐”确实能够发现一个人的“天赋”，成为一个人成才道路上的助力，但诸事皆依赖于“伯乐”，怕是曲解了韩文公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