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唐宪宗,唐穆宗对韩愈的喜爱更是可见一斑,回到京城后,短短四年时间内,韩愈如同火箭速度一般的升官,从国子监祭酒到兵部侍郎,再从礼部侍郎到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相当于最高学府校长到国防部副部长,又从文化部副部长升职京城市委书记兼最高检副部长。
如果不是唐穆宗死的早,在位仅四年,韩愈升职宰相应该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此时的韩愈声望已经到达了顶峰,在被贬之前已经在京城买了房,可供百十口人居住,住宅面积可想而知,如今已经正式进入国家核心权力中心。韩愈在这之前写的一首诗可以表达一下目前的情况:
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
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
我这匹老马怎么能充当宝马良驹呢,做什么事都要谨慎,但即使这样也要昂起头来嘶叫一声的,这里韩愈应该不是不知何故的。
韩愈的官职越来越大,生活也富足起来,一是工资不断上涨,另外还兼职赚着不少的外快——给达官贵人写墓志铭。
在唐朝,写墓志铭是个火热的软文市场,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不能给逝去的祖先供上墓志铭夸耀一番功绩,那简直要把脸丢到姥姥家去了。
一般的写手就算了,可要是墓志铭软文写手在官职+才气+书法+名气都是顶级的,润笔费可想而知。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
我们在读《祭十二郎文》时,在慨叹这篇文章如此之好外,无不被深深感动,慨叹生命的无常。
尤其韩愈给别人写墓志铭,偏偏有时会把自己的想法经历或者观点加进去,在《试大理评事王适墓志铭》中,韩愈提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观点,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一个劲儿的说自己的文学主张。
但唐朝人偏好这一口,以至于约稿的人都得排期,如果有人快要不行了,一听韩愈还没给自己写好墓志铭,赶紧得跟大夫说:“我觉得我还能再抢救一下!”
韩愈写墓志铭的特点是来者不拒又充分配合甲方的要求,以至于接稿到手软。现存的韩愈书写的碑志、行状近八十篇,未留存下来的不知多少。
不但墓志铭写的数量多,并且价格也不菲,韩愈在《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中说,写了《王用碑》后,王用的儿子送给自己一匹宝马和一条玉带作为酬谢;在《谢许受韩弘物状》中说,韩弘给自己五百匹绢作为《平淮西碑》的润笔费。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描写,一车炭千余斤,被拿了半匹红纱一丈绫充当炭钱。一匹布相当于四丈,韩愈的一篇文章价值近一百万斤木炭,简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所以,刘禹锡说韩愈写墓志铭是“一字之价,辇金如山”。但韩愈说自己最终没有收取这些劳务费。
虽然价钱贵,但韩愈着实写的好,并且绝不套用一个模式,简直写出了至高境界,让人大赞他“祭文退之独擅”,曾国藩佩服的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
但是,如此美好的日子并没有过多长时间,公元824年,韩愈在长安去世,享年56岁。
韩愈成为“百代文宗”并非因他做的官职做的大,恰是因为“古文运动”而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古文运动”距今甚远,很多人可能了解不多,但这绝对是影响了文学、政治、叙事方式,思考方式乃至文化命脉的千古大事。
“古文运动”简单说就是,中国文章起初是诗歌,白话与文言结合,表达很直接,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后来发展成“赋”,白话文逐渐褪去,到魏晋南北朝时又发展成“骈文”,从“骈”的字义就可以看出,两匹马并排走。
骈文通篇要对偶,一句话要么四个字要么六个字,所以“四六文”是对骈文特别形象的说法。骈文还要讲究用典,讲究声律和辞藻,这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篇文章都是用对联写成的。
隋朝的李谔给皇帝上书说骈文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写来写去的就是风啊月啊,除了不说人话,不办正经事,其他的都能说到。借用李敖的话说就是,一开始是放狗屁,后来是狗放屁,最后成了放屁狗。
李谔并且给骈文扣了一顶“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的大帽子,说齐、梁两朝的灭亡是因骈文造成的。可以看出,李谔抨击骈文,但还是用骈文来表达观点。
虽然不断有人表示要恢复“古文”摒弃骈文,但始终没有形成规模。
历史的特点就是,每过几百年,就会有牛人横空出世的,韩愈便是那个牛人。
韩愈不但能提出思想主张,并且还能自己端着冲锋枪上阵,不断的写出千古名篇向骈文宣战,同时又有柳宗元这位大咖的配合,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就发起延续了。
打个比喻,房子不好好盖,不先把要让人住这点实现好,老是搞些花里胡哨的装修是本末倒置了;看一个人不看他是什么样的,老盯着大金链子小手表、脸上涂了几斤胭脂哪行啊。
韩愈不但复古还会创新,在韩愈的主张下,一大批文人加入进来,但随韩愈柳宗元去世,骈文又有抬头之势,我们看杜牧的《阿房宫赋》和韩愈的《师说》、《马说》完全是两种文风。
及至宋朝,欧阳修又擎起大旗,这次有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些巨星的文人配合,最终完成了古文运动。
由韩愈发端,欧阳修复兴,以后历经朱熹、曾国藩等发扬,古文最终占据了主流叙述。到梁启超加大古文中白话文的分量,乃至吸收外国语法;而后来胡适们大力提倡白话文,古文从此地位与白话文不可同日而语。
由此可以看出,韩愈绝对是分量十足的划时代人物,因他而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应该不足为过。
在所有盛赞韩愈的文章里,苏轼应该是独占鳌头的。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句话满满的崇敬之情。
韩愈与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文学家所不同的是,除了文章诗词,施政安民外,同时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军事天才。
在唐代,众多边塞诗人梦想着可以建功立业,可韩愈偏偏就轻松的实现了,简直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唐宪宗时期,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韩愈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论淮西事宜状》,提出几个观点:
一、“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皇帝您要下定决心才行;
二、集中优势兵力,不要拉长战线;
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
四,各个击破,安抚与打击并重。
唐宪宗一看,韩愈可以啊,那你就来做总参谋长吧。随后,以宰相裴度为最高统帅,韩愈为行军司马的讨伐藩镇的战争就开始了。中间韩愈又协调宣武节度使韩弘,安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
虽为文人,但军事战略与策略并重,以致后人称赞韩愈“可谓料敌如神,非文人纸上谈兵套语。”
经此一战,韩愈被提为刑部侍郎,官升至四品。
韩愈在战争中的惊艳不止于此,另一个高光时刻发生在公元822年,这一次韩愈单刀赴会。
此前,成德发生叛乱,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被下属王庭凑杀死,王庭凑自封为节度使,裴度率军征讨,但战局不顺。
此时,韩愈已经身为兵部侍郎,去安抚的任务落在了韩愈的身上。韩愈前脚刚走,唐穆宗就后悔了,恐怕韩愈有去无回,派人追上韩愈,让他在成德边境溜达溜达就回来吧。
“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韩愈大气凛然,在我的生命里从来不知道啥叫退缩。
王庭凑想给韩愈一个下马威,安排了一群小弟剑拔弩张,可这在韩愈眼里都是浮云,几句话就把小弟们镇住了。
韩:“安禄山、史思明、吴元济这些叛将的后代都在哪呢啊?”
小弟们:“好像都死了!”
韩:“那些归顺朝廷的人,他们的子孙在哪呢啊?”
小弟:“都当大官了。”
韩:“你们看着办啊!”
小弟:“……”
一场战事至此结束,“勇夺三军之帅”不是白来的。
都说韩愈是百代文宗,军事天才,但韩愈身上也有有趣的一面。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如果不热爱生活,不是有情趣的人是不会写出这么细滑润泽的诗句的。
据说韩愈“丰肥善睡”,就是到朋友家做客,也会随时睡一觉。胖胖的韩愈让人忍俊不禁的趣事不少,最著名的莫过登上华山,才发现自己太害怕下不来了,吓得嚎啕大哭,把遗书都写好了,还好当地官员收到求助后,一堆人连抱带扛的总算把韩愈救下山来。
至今,华山仍留有“韩退之投书处”幽着一小默。
在群星璀璨的唐朝,与李白、杜甫们不同,韩愈是一个血肉饱满的人,对官场、对生活、对理想充满了深深的欲望,并且毫不掩饰,同时将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结合的如此完美。
“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我们以刘禹锡的《祭韩吏部文》表达对这位百世师的崇敬之情。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馀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