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晚年靠吃硫磺鸡壮阳，让鸡先试药，一天吃一只
极富哲理的警句和极有辩证的语言，譬如：“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等，以及人们常用的成语，譬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都是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作品。韩愈，字退之，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河南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州市)人。世人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语)。韩愈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他的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道德方面，也有独到的建树。他坚决反佛尊儒，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代文学家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丰功伟绩。
韩愈还是敢于一个犯颜直谏的人。他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灾情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奏折，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但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反其道而行之，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唐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韩愈免得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在韩愈的推动下，千余年来，潮州文化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韩愈的一生，又充满了神话的色彩。在被贬岭南的路上，他曾作了一首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诗的题目是《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里面的侄孙湘就是传说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所以也有“云横雪拥”一句诗是韩湘子所作的说法。韩愈不仅有这样一个当神仙的侄孙，就连他自己的生平也有些神道。
韩愈被贬任潮州刺史后，闻恶溪常有鳄鱼为患，伤害人畜。于是就在鳄鱼经常出没的地方设置祭坛，“以猪一羊一投恶溪之潭水而祝之”，并作了一篇《祭鳄鱼文》，限鳄鱼七日内离去，否则予以捕杀。据说祭祀后，恶溪便卷起风暴，电闪雷鸣。没想到鳄鱼真就乖乖的离开了恶溪，不复为患。也许是韩愈的诚意感动了上天，或许是鳄鱼害怕他那当神仙的侄孙。这个事从科学角度肯定解释不通，不过传说也好，真实也罢，倒是给韩愈抹上了一笔神秘色彩!所以韩愈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他祭鳄之地叫做“韩埔”，恶溪改名“韩江”，对面的山也叫做“韩山”。
神话韩愈的还有一件事。就在他被贬潮州的第二年，韩愈的话真的灵验了，唐宪宗被宦官所杀，又多了一个崇佛却惨遭横祸的皇帝。
关于韩愈的死因，至今仍是千古之谜。据韩愈的女婿兼门生李汉说：“长庆四年，先生殁。”殁于何因，并未明言。而白居易在怀念好友元稹的《思旧》诗中说：“退之(韩愈字)服硫磺，一病讫不痊。”也是语焉不详。可五代时人陶榖在《清异乡录》中，却详细记载了韩愈因吃硫磺鸡致死的前因后果：“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作为手持文柄，高视寰海的文坛领袖，韩愈同样不能免俗。他同唐朝的不少文人一样，晚年很纵欲，曾蓄买姬妾多人。其中，有名可考的，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善舞。声色犬马的生活，需要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性能力，所以韩愈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从了他人的建议，把硫磺研成末，拌在粥饭中喂小公鸡，还不让公鸡交配，千日后，将硫磺鸡烹庖，然后服食鸡肉。这种让小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的硫磺鸡被称为“火灵库”。韩愈每隔一日吃一只，开始还颇见功效，可是，这样的硫磺鸡吃多了是要致命的。最后，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二日，韩愈因为吃多了硫磺鸡，而病逝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在他的《杂说—龙说》中，这样写道：“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杂文《龙说》虽然很短，但深度却是不低的。译文：“云，是靠龙的能力赋予的灵气。至于龙的神灵，却不是云的能力使它成为神灵的。然而，如果龙没有云，就不能显示出它的神秘。所以说，龙如果失去了它所凭借的云，相信也是不行的。真奇妙!龙所凭借依靠的，正是它自己所制造的云。”这则短文，正如《易经》中“否极泰来”“刚柔并济”的哲学思想一样，充满了辩证思维。韩愈的一生，是充满辩证思维的一生。而这种辩证思维，也正是让韩愈一生充满神奇色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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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以求毕其说，而请命于左右。
愈闻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
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有来言于阁下者曰：“有观溺于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
或谓愈：“子言则然矣，宰相则知子矣，如时不可何？”愈窃谓之不知言者。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若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之为耳，非天之所为也。前五六年时，宰相荐闻，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与今岂异时哉？且今节度、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尚得自举判官，无间于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乎此。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愈再拜。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