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古文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间，长安城内外突然香火兴旺，善男信女成群结队，诺大唐朝第一大都仿佛成了西方天竺。原来，这几天，唐宪宗正准备以大礼遣使前往凤翔恭迎佛骨。

　　这场由天子对西天佛祖的亲身恭迎而开启的庆典，将整个盛唐对佛教的追崇推向了帝国信仰的巅峰。

　　唐朝是中华文明盛年时期，故有盛唐之说。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随之带来了包容开放的文化风度，魏晋南北时期传入的佛教文化在唐朝盛行开来。帝国上下，从统治阶层到儒生士大夫，再到贩夫走卒，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大唐天子准备恭迎佛骨一事，引起了一些儒生的不满。其中一位向皇帝上书《论佛骨表》进行劝谏说：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这是折王朝寿命之举，绝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

　　唐宪宗看后勃然大怒，当即准备下令处死这个人，结果在裴度、崔群等一干名人重臣的劝阻下，宪宗下旨将其贬入南方蛮荒之地潮州做刺史。这名儒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

　　很多人提起韩愈都知道他才华横溢，倡导古文运动，讲求文以载道，针砭时弊，讲真话实话，反对刻古的骈体文，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这是古人的评价。

　　毛泽东对韩愈也有一句评语：“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这话听来，既像是说韩愈的，又像是说天下儒生的。

　　在文章之外，韩愈对儒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自小受儒学教育，入仕时却逢上佛教在长安登堂入室，眼睁睁看着儒教不断被弱视、被异化，不免“鲠言无所忌”。于是在一片佛老之气中，韩愈为正本清源做振臂一呼的《原道》横空出世了。

　　《原道》是一篇夹叙夹议的议论文，在其中韩愈提出，所谓道，是仁和义的结合，这是天下公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这篇文章中，在梳理了儒学的发展渊源后，韩愈提出，自三皇五帝一直到唐宪宗，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才是中华文明的本体，也是朝纲人伦有序运转的秩序本源。其他的什么黄老之说、大乘小乘全都是偏离王朝正统的，都是夷礼之法，要是按它们说的那一套来，华夏迟早会沦为夷狄。

　　即所谓：“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对待道家、释家，应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而对于儒学的发展，韩愈提出，书经正典到孟子那里就完事了，汉代之后有很多内容都是后人篡改的，只是到唐宪宗这里才恢复了正统经典、华夏道统。

　　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便是“道统论”的提出。在儒学发展史上，韩愈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唐朝则是一个特别的时期。韩愈其实并不是醉心儒学的经书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做官，兼职写文章，“道统论”的提出其实是他在仕途不顺，文字于胸中郁结之际，所感所发。

　　整个唐朝，长安城内流动的精神气息其实是印度传过来的佛教，只不过，王朝的统治，政体的运行，还需要靠儒家那套世俗的纲常伦理来治理维护罢了。所以，从统治者李氏家族那里看，唐朝是佛学为体、儒学为用。很有意思的一个朝代。

　　韩愈生于这样的时代，对儒学的深入贡献其实寥寥，最大的贡献就是“道统论”的提出。

　　这个时代，在儒学史上留下名字的另一个人是啖助。他和韩愈几乎同一时期，比韩愈早生了48年，盛年属于唐玄宗时期，博通经学，也当过官，长于《春秋》，却好标新立异，所论多异于先儒，主张为学不必严守“师法”和“家法”，应该变《春秋》学专门之学为通学。因为之前的先儒著书立说时，其真实目的未必像后世传的那样;后世看到的经典，也未必就是本人的真著。

　　后世儒学研究者把啖助和韩愈为代表的中唐儒家称为“新春秋学派”。“舍传求经”“原情为本，革礼救世”是这个学派的特点。意思是说，由于后来的经书都是经过孔子弟子修改的，所以不应该完全按照书上写的来，而应该寻找经典的源头。源头即本体，应该根据本体改革当前礼制，以达到救世的目的。

　　唐朝那么繁华，那么强盛，要救什么呢?

　　要救的一是释道两家对王朝的侵蚀，对秩序的腐化;二是当时通过科举上来的新阶层对旧有的统治阶层内部王公大夫们的冲击。对于前者，“新春秋学派”主张回归儒家正统;对于后者，则主张开明鼓励。

　　第一个任务是最紧迫的。由于佛道两家都讲求“出世”，强调心性修行，而儒家在唐代以前，大部分时期是通过追求“入世”成功上位的，所以其长处更多体现的是其对外部秩序的规范和修饬。这个时候，要与佛道论战，韩愈、啖助等人对儒学的强调，就不得不转向经典对内在心性的阐释。

　　儒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起，由外部走向内在。

　　自孔子以来，儒学一路吞屈忍辱、过关打怪，在汉朝定为一尊，经魏晋成为王朝法治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到了盛世大唐，第一次才又遇到了理论上的外来挑战者。儒学自此开始转型。

　　转型的开始总是伴随着诸多自我矛盾和硬伤弊病。所以，等儒学的这场大转型在二程和朱熹那里最终完成后，宋明理学的这些大家是有点看不上韩愈、啖助这帮人的。二程和朱熹都曾批评韩愈思想“不醇”。

　　不过，韩愈和啖助在儒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干春松评价说，“韩愈作为一个过渡者，他连接了汉代经学到宋代理学的转型。其中最重要的关节点就是‘道统说’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