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唐·罗隐《西施》
西施是春秋时代的越国人,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后来,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便是这批美女中的一位)贿通吴太宰伯嚭,准许越国求和。从此,越王勾践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最终灭掉了吴国。
灭国非西施之罪。
罗隐这首讽刺诗,以被人传颂的曾使吴国遭受灭亡的美女西施为题,从另一角度抒发议论,指出国家灭亡的原因,不能全部归罪于女人是“祸水”。并公开反对“女人祸水”这一观点,为西施翻案。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诗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道出自已的观点,为西施鸣不平。反对将吴国灭亡的责任,强加在一个弱女子西施身上。这里的“自有时”三字,用得十分精当,它指的是促成国家兴亡、战败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而“自有时”,表明了吴国的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复杂的原因(如统治阶级的腐败、内讧等),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就有力地推翻了“女人祸水”论,把颠倒了的史实,再颠倒过来。佛家认为:任何人与事物,都有“生、成、住、坏、灭”的时限和过程。“自有时”三字,实在值得深思。“何苦”一语,在劝解的口吻中,又含有嘲讽的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于一个弱女子,这又是何苦呢!这里,诗人挖苦讽刺的对像,并非是一般的“吴人”,而是吴国的统治阶层。
以议论入诗,一般容易流于枯涩。而这首诗,却把议论和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诗人在为西施辩诬之后,很自然地将笔锋转到推理上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前句继续为西施辩解,后句又以“越国亡来”作为论据,进而提出问题,表明诗人所要表达的情理: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谁呢?这里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达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唐·罗隐《帝幸蜀》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叛军直逼京师,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马嵬坡,是当年唐玄宗迫于随行军士的压力,下令继死杨贵妃的地点。安史之乱中的这一细节,历来被人们从各个角度吟唱不绝。
时隔一百多年,迫于黄巢起义军的威势,唐信宗也逃往四川。历史,是何等相似!罗隐对此深有感慨。这首诗虽然也从马嵬坡起笔,但他没有徘徊在历史的回忆中,而是将在马嵬坡前发生的、相距百年之久的两个场景选合起来:“马鬼山色翠依依,又见密舆幸蜀归”。自唐玄宗“幸蜀”之后,马嵬山一直情意绵绵地期望着,如今,终于看见了唐信宗“幸蜀”的车骑。
“这回休更怨杨妃”。当年唐玄宗在马嵬坡被迫缴杀杨贵妃,以平军士之心,堵天下之口;如今,唐信宗又弄得天下动荡,仓皇来到马嵬坡,还能怪杨妃吗?
诗人又一次以历史为鉴,对现实发出击。“这回休更怨杨妃”一语说得很委婉,其嘲讽之意却是很明显的。唐玄宗“幸蜀”,不应怪罪杨妃;唐僖宗“幸蜀”,更怪不着杨妃。那么,堂堂天子如此仓皇、凄凉地“幸蜀”,到底怨谁呢?诗人留下了这个意味深长的结语,令人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