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古文

　　今天我们来说说韩愈，没错，就是写《师说》的那个韩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用一篇《师说》荡涤了大唐学界的文风，在文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是“文坛巨匠”、“百代文宗”……

　　提到唐朝，你会想到什么?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亦或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然而这些都只是浩瀚历史里的惊鸿一瞥，在韩愈的眼中，当时的大唐和我们印象中的盛唐是不一样的。

　　韩愈所处的时代，恰是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内外交困最严重的一段时期——皇位更迭、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朝臣倾轧、边患频发。目睹这一切的韩愈，率先在文坛发起了“古文运动”。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场崇尚儒学回归的文学改良运动，而实际上韩愈对于道德回归与国家统一的崇高愿景也寄寓其中，对于唐朝中后期以及宋明之后的社会、文化风气都有着巨大影响。

　　公元801年，韩愈34岁，在经历了三次高考(科举)落榜、三次公务员考试(吏选)落榜，以及无数次写信、登门自荐均告失败后，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选举考核终于通过，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负责六品、七品官员及侯爵以下的子孙，以及庶民子弟中的优秀学子教育工作的职位。《师说》一文正是出自这一时期。

　　这个职位的等级虽然不高，但此时的韩愈在学术界已颇有名气。他的门下聚集了如张籍、李翱、侯喜、尉迟汾、沈粑等门人弟子。他深刻地意识到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而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又是重中之重，于是韩愈着眼于“公卿子孙，耻游太学”而导致的生员不足问题，写下了《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一文，提出了增加国子太学和四门学馆生员的建议，同时积极利用学校这个育人场所，传道授业，奖掖后学，为日后的“古文运动”打下人才储备的基础。

　　单从这一点来看，韩愈是个不错的老师。他对于教育事业有着崇高的热情，不但努力扩建校园，争取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教育，还四处奔波为门人弟子积极寻找出路，除此之外，皇甫湜、牛僧孺、张籍、孟郊、贾岛、李贺等人都曾得到他的指点和提携......这些行为像极了一个操碎心的班主任。你也许会觉得，这个班主任还不错，但是也就仅此而已，我的班主任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那可是唐朝。

　　唐朝是科举制的开端，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沿袭了一千多年的征辟、察举等荐官制度并不能说变就变。事实上，唐朝的选官制度有许多种，科举制仅仅是寒门士子的专属晋升途径，而一些权贵或文坛钜公往往于科考前对某举子加以揄扬甚或向主考官保荐，从而人为地促成其中举。在这套科举系统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通过结交官员或权贵，以获得他们的荐送，不用考试而直接录取。这种行为也被称作干谒，李白、杜甫、孟浩然，都干过这种事。尤其是李白，他所幻想的致仕之路是“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科举考试这种事他是瞧不上的(当然，他本身也没有准考资格......)李白的好基友高适也曾写道：“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高适《行路难》其二)

　　前面这些个别之人才高八斗，有点傲气也就算了，但这种风气后面一旦蔓延开来，就变得一团糟。这种评等级论尊卑、重门庭轻才干的风气到了中唐、晚唐时期开始逐步加剧，从事官学教职工作的韩愈面对贵族子弟逐渐形成的浮夸风气与不思进取，感到十分忧虑，于是发出了“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叹息。

　　从韩愈一生的种种行为来看，他是一个偏实干类型的官员，所以光说不做假把式，韩愈借着自己国子监四门博士的身份，开始了身体力行。但是很快，随着登门求教的人越来越多，“韩门”声望与日俱增，上流社会的打击和嘲讽也随之而来。其中最令韩愈感到愤慨的一项指责便是说他“好为人师”。

　　这句话说的就非常难听了，而诽谤者的依据则主要来自于两点：其一是韩愈的门人学生数量太多，种类太杂。诽谤者说，你看连个乞丐跑来向你请教你都给人家讲半天，这还不是“好为人师”吗?其二是韩愈的一些学生甚至比他本人年纪都大，比如说“韩门”大弟子张籍。面对来自整个上流社会的嘲讽，韩愈不为所动，依然做着他认为正确的事。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

　　而在《师说》一文中，韩愈则更加鲜明的提出了——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观点。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把“师”的权威性、神秘性、封建性都大大降低，并试图将“师徒”这一从属关系的概念平等化，去对立化，回到“师者”的核心任务——传道授业解惑——上来。

　　自然的，此文一出，韩愈立即遭到上流社会更加强力的排挤，很快便被排挤出京，赴连州阳山县(今广东阳山)任县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这是韩愈第一次被贬，但绝不是他最后一次。作为一个“师者”，他在被贬后也体现出了自己为人师表的一面。在被贬阳山期间，韩愈见当地穷荒野蛮，便积极兴办学校、投身教育，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他离开阳山县后，许多百姓为了纪念他，便以韩愈的姓来为后代取名，韩愈常去读书的山，后来被命名为“贤令山”。

　　公元812年，韩愈因“妄议朝政”被贬为国子博士，等于再次回到教育部门任职，这也是他第三次担任该职务，这一年韩愈四十六岁，他在《进学解》中借他人之口，表达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教学理念。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这些虽然都是极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揭示出学习的客观规律。同时他还在文中描述了自己为学之勤已达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地步，用以勉励后人。韩愈用最明确、形象、精炼的语言把这一学习经验固定下来。这对后世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甚至成为许多后世学者的座右铭。

　　韩愈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溢号为“文”。一个“文”字概括了韩愈的一生，而作为“师者”，他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散发着不朽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