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元年即公元805年,三十三岁的柳宗元来到永州,这一时期柳宗元的诗歌与之前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被贬后,柳宗元的山水诗歌逐渐增多起来,从长安的官宦之家一下子被贬到荒郊野外的永州,他的心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一、负罪 • 盼归
柳宗元从春风得意的朝廷命官,倏忽间贬为政界罪人,且被流放南荒,身陷窘境。不到半年,母亲便病故于永州,实为雪上加霜。又因带罪在身,不能送母回归故里,以尽奔丧之孝,更是悲愤至极。这使柳宗元如坠深渊。他后悔,深感母亲这样快去世是受到自己贬官南荒的牵累。他悲痛,他怨恨,他呼喊:“穷天下之声,无以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先太夫人归祔志》)。字里行间浸透着哀伤和自责。他甚至无所顾忌地高呼:“天地有穷,此冤无穷!”(《同上》) 尽管政治上的打击,生活上的变故,亲友的远逝,迫使柳宗元几乎失去生之留恋,但他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他坚信时间的流逝会洗去旧迹,失落的痛苦,负罪的心灵会慢慢抚平。他在痛苦中摸索,在绝望中挣扎,寻找脱离苦海的办法,以实现“利安元元”的梦想。他想到了祈求亲友帮忙,重返朝廷。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在列举了一大批古代贤人受挫折或罹罪后,仍能取得圣上的信任而被重新起用,且大有作为的史实,表白自己的由衷:“虽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少北,亦轻瘴疠,就婚取,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充分表现了他祈求亲友帮忙,回到朝廷的希望。
二. 失望 • 孤寂
被贬后柳宗元的孤寂心态,除在他给亲人密友书信中明确表白外,主要通过其在永州的诗文表露出来。新政失败,他被贬永州,一方面带着囚犯的心理,胆颤心惊过日子,一方面因“ 友朋凋丧,志业殆绝” (《祭吕衡州温文》),感到从未有过的危机和绝望。在《南涧中题》一文中,他说:“ 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俳伽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诗人自述迁谪离京以来,神情恍惚,怀人不见而有泪空垂。感伤、失意、索寞、徘徊,有谁理解我的心情?
柳宗元的封封祈求信有如泥牛入海,望眼欲穿的他意识到前途的渺茫。祈求成为多余,期盼成了泡影。朝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了四次诏命,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这使柳宗元希望早日复用的幻想完全破灭。柳宗元疑惑了,失望了。他无可奈何。在《与顾十郎书》中,他以犀利的笔揭示了当时的人际关系,说明了人的地位与权利是维持人际关系的关键。世易时移,权落用止。他无限感慨地说:“大抵当隆赫柄用,而蜂附蚁合,煦煦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势异,则雷灭飙逝,不为门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惧,恐世人之非己也,则矫于中以貌于外,其实亦莫能至焉。”这里,柳宗元栩栩如生地画出了权势所屈者的奴仆嘴脸,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人际关系,也为他祈求帮忙盼归朝廷的想法划上了句号.
三、执着 • 豪放
诚然,孤寂并不能代表柳宗元永州心态的全部。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精神、思想、意识、情感为孤寂所缠绕和笼罩,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当革新失败的痛苦为时间所洗涤,当羸弱的身体开始适应“蛮夷”之地的生活环境,当母亲速逝的负疚渐趋淡薄,特别是当期望朝廷重新起用自己已经绝望时,柳宗元终于从孤寂中醒悟过来,面对现实,正视现实。他决心要“立仁义,裨教化”,“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他要为文著书,实现自己的宏愿。为此,柳宗元离开整天仅能与和尚打交道的法华寺,把自己的住处搬到河西愚溪河畔,来到与人民接近的农村,从而吸取创作源泉。“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首春逢耕者》)。柳宗元能象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向农民倾吐自己惶惑苦闷的心情。由此,他甚至觉得自己被贬永州是一件幸运的事,并且产生了“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的愿望。 残酷的社会现实给柳宗元以深沉的反思。他慢慢摆脱孤寂怨愤的心态,重新认识永州这块神奇的土地,重新认识永州深受压迫剥削的人民。为“荣于后世,利安元元”,他要“尽意于笔砚”,“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他要象屈原一样,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表现了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品格。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如何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复白。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足下勤奉养,乐朝夕,惟恬安无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炀赫烈之虞,以震骇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其为多能若是,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者,盖无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能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仆自贞元十五年,见足下之文章,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非特负足下也。及为御史尚书郎,自以幸为天子近臣,得奋其舌,思以发明足下之郁塞。然时称道于行列,犹有顾视而窃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誉之不立,而为世嫌之所加,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凡众之疑虑,举为灰埃。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显白而不污,其实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开其喙;发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栗。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其可得乎?于兹吾有望于子,是以终乃大喜也。
古者列国有灾,同位者皆相吊。许不吊灾,君子恶之。今吾之所陈若是,有以异乎古,故将吊而更以贺也。颜、曾之养,其为乐也大矣,又何阙焉?
足下前章要仆文章古书,极不忘,候得数十篇乃并往耳。吴二十一武陵来,言足下为《醉赋》及《对问》,大善,可寄一本。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思与足下辈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来,致书访死生。不悉。宗元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