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能困住我的，只有我自己
谈笑为故事，
推移成昔年。
柳宗元
广西的山很矛盾。
远看外表，它们有南国山峦的葱郁和饱满，厚重，温润而亲切。
但近看形状，那顶端颇为突兀的凸起，让人看到那温润亲切的背后的坚硬、倔强和四处挣扎的力量。
这会不会就是这片土地的性格?
自古以来，南方一直处在他者的位置上被发现、被阐述。尊贵而骄傲的中原人把秦岭淮河以南的土地，都笼统地叫做南方。
但那个秦淮烟雨里的南方，那个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南方，那个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南方，决然不同于广西这种南方。
这种南方，是惊风乱飐密雨斜侵，是瘴气四起猿猴哀啼，更是音书断绝的百越之地。
古代中国的士子都曾拥抱过这两种南方，即使并非主动。在当时价值体系中，只有在天子脚下做官才是人生正途，任何外放都只是落拓江湖。
不过，对于前一种南方，被动里掺杂了些许安慰与惊喜;而对于后者，则永远充斥着无尽的苍凉。
那些被流放至此的人，会怎样看待这山，看待这水?我想起了那个曾在此终老并死去的诗人——柳宗元。
柳宗元出生在代宗大历八年，这是“安史之乱”后的第十年。
他在21岁的时候中举，所中即是时人趋之若鹜的进士科。同年中有一生好友刘禹锡。
26岁时又通过博学宏词科，受命集贤殿书院正字，职务是校理经集图书。
如今看来，这虽只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小官，但在当时，由进士出身，授校书、正字，然后出任畿县令、尉，再回到台、省做郎官，是士人最理想和快捷的进身途径。
出仕后的几年，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在长安已经小有名气，并且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世事多变，“八司马事件”后，柳宗元一朝被贬永州。
不到半年，同来的母亲就因水土不服又无人照顾而去世，留下柳宗元一人在此。
他没有在永州置办房屋，只是寄居寺庙。因为被贬的八司马无一不抱着遇赦复出的幻想。
可就在他们被贬的一年内，朝廷竟三次下发诏令一再重申“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不得“量移”至京城附近。
回京的幻想破灭。他开始慢慢劝服自己安心久居，“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
元和五年，他在潇水西的支流冉溪附近购得一片土地，清除积秽，疏泉穿池，构亭筑屋，并将冉溪改名为“愚溪”。
就是在愚溪附近，他发现了西山、钴鉧潭、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
人们读他的山水游记和山水诗，以为山水终得以慰藉这个孤苦的灵魂，以为他会像欧阳修那样，即使贬官至滁州，依然看花、春游、喝酒和大笑。
但是，他终究不是欧阳修，不是苏东坡，甚至也不是好友刘禹锡，即便身处山山水水之中，他放不下的依旧是自己，看见的也依旧是万古寂寞心。
他写下一首《溪居》以明志：“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但事实上，这只是他的口是心非。
他何曾因为簪组累?也何曾因为贬谪幸?或许他曾晓耕翻露草，也曾夜榜响溪石，但是来往不逢人的寂寞生活，以及长歌当啸的心绪，怎么看也不是闲适旷达。
或许，处在山水风景里的柳宗元，更像是他写的《囚山赋》：
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井也，故赋《囚山》。
在如波涛一般仰伏回合的万山之间，可爱的丘壑草木都是将他与长安永久阻隔的陷阱，只能让这个囚客“暂得一笑，已复不乐”。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样的陷阱和囚客生涯，一晃就是十年。
元和十年，朝廷急需可用的栋梁之才，宪宗也将八司马召回京城。
四千里的回京路程柳宗元只用了一个月。然而，就在他们兴高采烈地准备东山再起时，戏剧化的是，不到一个月，这些王叔文余党又被全部遣返。
到柳州的这一年，柳宗元四十四岁。
拖着半死的身体和心情的柳宗元，是怎样看待此处的山水，我们不得而知。
我想，他也一定在这山水中看到了一种矛盾的力量和挣扎，一种时时刻刻钻出来的生命蛮力。
他抱着必死和永别的决心，积极用世，仁政爱民，改革弊政。他解放奴婢，发展农林、改善风俗、推行教化，努力惠化一方百姓。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的瘴气和似墨的浓云，让他看不见远方的好友，也送不出久滞的音书。
每到秋来风至，他还是会想念长安。一日，他站在高山之巅，写下一首诗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望不到故乡的柳宗元，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终于柳州。
如今的柳州仍保留着一座柳候祠。
或许，除了味道清奇的螺蛳粉，人们也会想起那首苍凉心境下的打油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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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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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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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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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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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